成長傷痕煉成《年少日記》 卓亦謙的 14 載反芻：放不下，就牢記

拾級而上，一層一層，步向死亡前的路緩慢且沉重。友人離世後，導演卓亦謙（阿卓）陷入自責的幽谷中，14年來都在想同一個問題，「為甚麼會完全察覺不到？」多年累積下來的思考，阿卓似乎都交付在《年少日記》中 ——「我只能做的，是記住這個朋友，帶住他生前給你的一點動力，然後走下去。」

卓亦謙現年35歲，首部執導電影《年少日記》早前入圍第60屆金馬獎，一舉獲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等5項提名。《年》故事圍繞學童自殺和原生家庭壓迫，導演多次在映後談提及，劇本構思源於他親身經歷友人自殺離世。

訪問當日，阿卓坐在記者面前，重提當中枝節，即使事隔14載，他逐漸變得通紅的眼圈透露出，這段旅程絕不好過。

/「我走不出這件事」/

回到14年前，阿卓正讀大學二年級，某天友人突然輕生，毫無先兆。

「前一天還見到他好像沒甚麼，但第二天早上就收到消息，然後我就想了很久..」內心馬上被兩種對立想法堵死，先是自責，後又嘗試為自己開脫責任，「沒有的，你又怎麼知道……（感覺）很矛盾...」

此後阿卓困在這種矛盾的情緒之中。兩年後，24歲的他帶著自責和迷思拍下畢業作品《至少在夢裏》，故事講述男主角雨澤和女主角Ellen終日玩在一起。自從雨澤發現Ellen有男友後，傷心欲絕的他決定疏遠對方，試著與其他人交往，豈料一切都是夢境，只有Ellen的輕生是真的  —— 「會考壓力大女生墮樓亡」。

這部畢業作品的主題以至主調，顯然跟阿卓友人的死有關。那時他仍然陷於抑鬱之中，各種思緒都順理成章投進作品裡面：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如果我可以介入、如果可以扭轉結局...如果友人還在生？

片中男主角在現實和白日夢中穿梭，試圖窺探女生墮樓自殺的原因，最後發現自己的漠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自責以外，男主角又在片中喃喃自語，試著為女生的輕生，留下一個說服自己的原因 —— 「我諗我永遠都唔會知道，點解你要走...但我肯定，你曾經係個開心嘅人，至少有時係，其實會唔會，你咁樣做，先係真真正正嘅排除萬難，贏咗每一個令你唔開心嘅人？」

「我走不出這件事，經常都想著。」回想那段日子，如今阿卓說。

/「面對自己」之重量 /

畢業後入了電影圈，從助理編劇到編劇，阿卓參與過《激戰》、《魔警》、《殺破狼·貪狼》等劇本創作，工作愈來愈忙，但陰影仍然殘留心裡一角。

「工作忙碌的確令我有時可以逃避一下，因為心思要投放在其他故事裏，但有時收了工，夜闌人靜，你怎樣也逃不過去想起那件事。」

那時他在寫別人的故事，同時在等機會拍自己的故事。2018 年剛好碰上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比賽，他說這可能是人生唯一機會拍攝劇情片，便決定以自殺為題創作劇本，「寫了故事，等於哭出來說出來舒服一點，靠劇本去 pick up 自己，否則沒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學童自殺，原生家庭問題，朋輩間的競爭與欺凌…《年少日記》如一張巨大的捕夢網，把所有童年惡夢羅織成形，觀影時不少人拭淚抽泣，恍似從中看到自己。但《年》又沒有像阿卓畢業作《至少在夢裏》一樣，執著於自殺者離去的原因。片中更多探討的是，身邊那些人的出路、該怎樣生存下去。兩者分別源於他幾年來的覺悟：「你不能回到那個時刻抱住他（自殺者），你唯一可以做的是關心這一刻身邊的人，但我發覺到自己本身都有問題⋯⋯要先搞定自己，先面對自己的事情。」

他口中的「面對自己」四個字平靜且沉重，但沒有人知道，當事人經歷了什麼，才能如此坦然的面對創傷。

2019 年初他成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優勝者，獲電影發展基金撥款資助製作《年少日記》，計劃列明要於簽約後兩年內開始主要拍攝工作。但拖了許久，阿卓仍焦頭爛額地改劇本，爾冬陞擔心他的狀態，致電表達關心之餘亦催促他，耐不住遠在外地的前輩關心，心底湧上的愧疚推動他完成劇本。 

直至剪接電影時，阿卓又陷入另一僵局：「裡面有很多情緒，或者勾起我很多對這個世界比較悲觀的看法，我都自我質疑，究竟行不行？」剪接師陳曉進陪他熬過多個晚上，把所有鏡頭整理，終於剪接出多個版本。 

轉眼已是 2023 年，這部電影終於面世。這四年間的過程中他反覆陷入抑鬱，工作重擔混雜自身情緒，甚至曾令他躲起來。輾轉數年，歷經18個剪接版本，《年少日記》終於誕生。

/ 抑鬱最需要陪伴 /

「我想每個人都有憂鬱的階段，我在他（離世友人）身上見到自己。」只有曾經深陷抑鬱，才會理解當事人最需要的，從來都是陪伴。

阿卓坦言，劇本中不少對白的價值觀是源於自己，他曾經歷友人離世，對那種無能為力的狀態感受很深，「根本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但是作為朋友或者身邊的親人，可以陪你度過這段時間，這是我真實的感受。」他試著問自己，「當我 depressed 的時候，我最想聽到什麼呢？」電影中鄭 Sir（盧鎮業飾）的對白，正正回答了他心坎的那個問號：：「我未必幫到你，但我會陪住你。」

《年》的故事始於班上出現匿名遺書，鄭sir既要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但又要面對童年的創傷。當其他老師認為匿名遺書不過是學生在「傷春悲秋」，鄭sir反而竭力找出遺書的主人，同時透過聆聽和陪伴，向其他學生表達關心。

「我們都很不願意承認自己有情緒問題，因為你怕被人標籤......但是我覺得，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講出來。」阿卓曾翻查眾多自殺個案，發現現實所誘發出的情緒問題，大多因當事人害怕被外界標籤，所以不願意承認，最後走向死亡。

當然他也明白，知易行難，「你怎會那麼輕易可以踏出這一步（與他人傾訴）？」從社會個案拉回阿卓自身，少年時的他也會把不開心藏著掖著，但又覺得親友為什麼沒有關心自己。十多年後，阿卓覺悟出，與其等待他人關心，不如自己走多一步，先關心身邊的人。

「人人都會有情緒，我們控制不了。我們會被人傷害，亦會傷害別人...」年少時對世上一切感到絕望、不相信關係的阿卓，到現在經歷不少人和事的洗禮後有種覺悟：「最重要的是之後的溝通和和解。有些朋友因為一件事，不再說話，最後絕交，但其實可能只要多說一句，結果就不是這樣。」

後記：由大學日記到《年少日記》

友人離世那一年，阿卓曾經在網誌寫下一句：「我要用一個方法 記住這傢伙 他的離去是要造就一些東西 是要有價值的」。

多年來，他鮮少向人吐露心事，並選擇把鬱悶放進作品中，讓它默默發酵。14 年後，《年少日記》的面世，似乎應驗了少年阿卓的立志。

但完成了《年少日記》就等於放下了嗎？

 「我本來以為，拍了這個故事是可以放下一點。」阿卓頓了頓才開口。

沉澱14年，阿卓帶著無力感從少年長大成為青年，在無力和放下與否拉鋸，回想起這個喜歡寫作也喜歡電影的友人，悲傷中帶著一絲感謝，「我想我活到老都會記住這個朋友...」淚水在阿卓眼眶中打轉，他哽咽的說，「沒有他，我不會是今天的自己……他生前是一個寫作很厲害的人……我很想跟他說，現在我也有寫作…他很喜歡電影，我可以跟他說，我還有繼續在拍戲…」

「無論前幾年多麼想去做一些事去放下這個朋友都好…但我發覺，到頭來我只想記住他。」

記者｜張慕瑾

攝影、美術｜張慕瑾

特別鳴謝｜香港亞洲電影節

場地提供｜百老匯電影中心

原文早前刊於留白Facebook, Instagram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