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的社交生活

大约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访学一个月回到广州，和邓伟生老师说起那边的氛围，“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学”。他说，这氛围有点不正常。我以为他要说不该聊得那么沉重，该谈点日常生活什么的，谁知他凝神望着空中，说，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嘛，怎么都聊政治哲学呢？

2012年暑假，我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之下，回到了生活二十年的深圳。那时我的博士课程早已修完，助教课程也刚结束，我把资料打包收拾好，回家里写毕业论文。读了两三个月文献以后，我在长辈的介绍下认识了阿朗，他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比我年龄稍长，在新西兰工作多年以后回到深圳，还没结婚。

有人以为我是深二代，在深圳必然有去不完的饭局和酒局，毕竟从小到大的同学都在这边。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首先我有不少以前的同学已经不在深圳。这里面分四种情况，一种是移民到了国外，主要是澳洲和加拿大，去过“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生活。另一种是去了别的城市发展，以北京上海居多，因为有的行业，比如传媒、学术、教育、医疗，在深圳不一定能获得最好的前程。还有一种是不太喜欢深圳的氛围，选择去一个小众城市生活的，比如我的小学同学辛瑶遥，已经在景德镇做陶瓷十年，现在是蜚声海外的艺术家；初中同学楚琳，一次旅行去了拉萨，从此在那生活数年。

最后一种不多见：某些我小时候的玩伴，在后来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就决定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不在这个自己长大的地方呆了。每个深二代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同学，他们读完初中就不读了，要么早早地出去“揾食”，要么稀里糊涂过了几年再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如果父母有些家底，那他们的日子还不一定会过得糟糕，但倘若家境比较惨淡，那只能凭他们自己的运气和读书以外的本事了。其中一些被“淘汰出局”，也是意料之中。

我不能说离开的那些同窗恰好就是跟我玩得好的，但我一年里确实没动过几次想和老同学聚一聚的念头，这更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玩得来的同学也很少。这个情况很好解释，那就是“不合群”、“长得寒碜”、“嘴不甜”这三样我几乎全占。要说我的才华得不到同学的赏识，那也很牵强，毕竟我不觉得那时的自己有什么才华。事实上，那些愿意搭理我的同学才是人中菩萨，他们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学”的精神在我身上挖掘长处，就这样还有几个被我气走了。

回来九年去过两次同学会，第一次是高三同学聚会，去的几乎都是女生，聊奶粉和尿片，实在插不上话；第二次大学同学聚会，本来气氛颇为融洽，但有一位觉得自己赚了很多钱的同学一直抢麦克风，给自己开的公司打广告。从此我屏蔽了一切同学聚会的通知。那些还有联系的男性同窗，正值孩子最需要陪伴的时期，一有时间也是花在家人身上，即便偶尔想要找人喝酒吐苦水，也甚少会想到我这个住在空中楼阁的人。

刚回深圳那会儿我就预知了自己和故交的状态会是这样，所以早就想好了：如果我还想要有任何社交的话，那只能厚着脸皮去重新认识朋友。阿朗的及时出现，帮我省掉了好多脸皮。这倒不是说我跟他本人玩得有多好，而是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网络。现在的海归圈是什么样的生态我不太了解，但2012年的时候，这个圈子的活动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我一度觉得，这里面没有诞生几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小说，是深圳文化人的失职。

海归圈里面，外来人才和深二代的比例，大约一半一半。两边没有各自抱团，而是以职业、兴趣、人际关系，形成一个个小团体，里面不是海归的人也很多，但他们有另一些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标签，比如“博士”或“富二代”。阿朗的群都是他回国以后通过各种方式认识的朋友，里面的人参加社交活动的目的相当明确，那就是找对象。有一位情急之下还说过这样的话：“深圳单身比例这么高，深圳市政府是要负责任的！”

其中也有一些是想结交人脉方便搞钱的，但并不是主流，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留日回来的博士，形象很到位，还上过《非诚勿扰》，他就是这样的例外。就我跟他打交道的短短一两年，他就做过婚庆、环保设备、美式口语，每次都是摊子铺得太大，资金或其他环节跟不上，潦草收场。他以为我是那种有钱亲戚多得数不过来的深二代，做环保设备那会儿找过我，极力劝我拉亲戚给他投资，说发达以后一定资助学术事业的发展。我当时就觉得他背景调查做得这么糟，画大饼的功夫这么差，要成功应该是有点难度的。

要找对象的那些人，几乎每一两周就会参加一次圈内组织的活动，阿朗对一个很爱组织活动的女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两个群经常联谊。有两个场地是我们常去的，一个是大剧院那边的一个酒馆，老板是留法回来的海归，在法国买下了一个酒庄，还获得过“骑士”的封号。他平时闲着无事，喜欢邀我们去玩，把会议室重新收拾一下，用投影仪放文艺片，偶尔撺掇我们开一两瓶起泡酒。另一个同样是卖红酒的，只是店面没有那么大，中间有一张长桌，我怀疑主要用来玩狼人杀。他喜欢听我讲一些学术和思想一类的话题，让我把读书会开在他那里，他给我们供应茶水点心，分文不收。

我明白社交生活对我的意义：我不需要倾诉什么烦恼，但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和一些朋友见见面，聊点什么，或者一起做点什么，如此我不至孤独成疾。海归圈的朋友渐次结婚以后，我和他们也便疏远了。有两三年，“阿瓦隆”成为我社交生活的纽带。每周六下午，或周日下午，在南园路的92°咖啡，我们一杀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人甚至从龙岗坐长途车过来。同样地，我们聚得越来越少，原因是里面结婚的朋友逐渐多起来，还有两个互相看对眼了，直接领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过群体生活，为的是最终过上二人世界。这倒也没什么错。

即便那些深圳的朋友都没有结婚，我和他们的来往，也不能满足我对人与人交往的全部需要。我不想总是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阅读和写作，也不希望好难得出去一趟，谈论的话题却仅限于和异性、家庭和工作。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里有这样的描写，让我心驰神往：“很多年里，萨特和波伏娃都住在圣日耳曼区的廉价旅馆里，并成天在比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暖和的咖啡馆里写作。他们最中意的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和拿破仑酒吧，全都集中在圣日耳曼大道和波拿巴大街之间的拐角。花神咖啡馆是最棒的，因为当聒噪的记者或过路客太烦扰时，老板有时候会让他们去楼上的私人房间里工作。不过，他们也喜欢楼下那些充满生气的桌子，至少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萨特喜欢在嘈杂和喧闹的公共场所工作。他和波伏娃会‘上朝’，同很多朋友、同事、艺术家、作家、学生和恋人侃侃而谈，每个人都抽着香烟或烟斗，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

2014年初，我听说刘擎老师要在周保松老师家的“犁典沙龙”上分享他那篇《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特意从罗湖口岸过去，坐港铁到“大学站”，又由一位艺术家打扮的司机搭载，兜兜转转地上了山。当天慈继伟先生、周濂老师、滕彪兄都在场，就在那几十平方的客厅，爆发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社交活动的样子，可一而不可再：我们通过在私人空间中运用公共理性，随时随地地让公共性“当下呈现”。

黄律还没有去日本前那几年，经常会从香港过深圳来找我。他是在外所工作，并不直接与政治哲学相关，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那些问题的思考。我记得他有好几次约我吃八合里，说深圳的牛肉火锅比香港的好吃，还说香港是个物质主义过度泛滥的城市，他在那里也找不到人聊这样的话题。等我将周保松老师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要离开了。我是那种不把文章以外的观点太当一回事的人，所以当面或网上聊天，只要对方的观点不太过分，我都不想争辩太多。但他和我不同，即便是聊天，他也会在一些细节上极其较真，为此不惜让人不快。我们见面，往往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他有太多的思考需要表达，但碍于自己的身份，不能轻易形诸笔墨，而我对于自身还没成熟的想法，总是羞于启齿，这反倒让我们相处愉快。

黄律去日本前后的一两年，贾葭兄和邹思聪前后脚也来了深圳，机缘巧合之下，我还认识了金心异老师，这使得我的社交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贾葭兄在境内外几家头部媒体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还是“腾讯大家”的创始人，他不做媒体人以后，一方面开起了移民公司，实践他“早发早移”、“早移早发”的宗旨，另一方面，他做起了更细致的历史学研究，前两年还出版了《摩登中华》一书。邹思聪与我相识多年，还曾经是我在端的编辑，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大概也不会走上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不归路，那本《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就更不可能出版了。他在香港读书工作多年以后，似乎觉得深圳是一个更有回旋空间的城市，于是来此地工作，如此我们才得以见第一次面。

金心异老师，是有名的“深圳三剑客”之一，研究深圳产业发展的专家，但在李宁引介之前，我并不了解。第一次见面以后，他私下与我讨论康德与罗尔斯，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与我不谋而合：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哲学家还是康德。金老师做过市人大代表，但他是不折不扣的深圳民间思想家，深圳政府部门的人对他是又敬又怕，怕他不动声色就把一些政策给批判一番。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燃起我对做“深圳研究”的热情，让我意识到自身的经历和理论储备，都与这个我在其中长大的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位师友有各自喜好的社交方式。贾兄喜欢在都都的天台聚会，同去的还有一些圈中好友，但经常临时起意，我无法每次都赴约。他对于自由派的掌故极其熟悉，且交游广阔，话题总是顺手拈来，而都都对边疆史的研究在他和我之上，他们两个一唱一和，旁人略插几句，一个晚上就过去了。我与思聪、来福有定期的聚会，往往是交流最近写的一些文章，或者谈及某些一直关注的学术问题，如果有同温层的朋友来找我，也认识思聪的，我一般会把他也叫上。至于金老师，我和他基本是以设宴的方式见面。一次是他设宴款待众友，也邀请了我，另一次是我在新居设宴，将他和贾葭兄、都都、思聪、来福，还有以前和我一起办读书会的刘扬一并请了过来。

除此之外，我还有两种社交关系，与一般人不同。一种便是前面提到的同温层的朋友。他们大多在网上读过我的文章，加过微信，恰好经过深圳，顺便约我吃个饭。如果可能，我一般都会叫上他人，因为我在上课或正式的讲座以外，实在不善言辞。只有一种情况是我欣然前往的，那就是对方约我聊某个我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或公共议题，且ta掌握着某种我并不熟悉的材料、视角或分析框架。我对纯粹的磨嘴皮或者口头输出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要是废嗓。

另一种来自我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有的在国外上了一两年大学，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底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拓展，想要回来与我分享，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也是我教书的初衷所在。另外的一些仅是回来和我叙旧，这种我一样欢迎，但有时我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些变化：他们“成熟”得太快，比我更了解社会运作的潜规则，承担着更多的家族使命，于是理想主义的热情随着他们青少年时光的逝去而日渐消淡。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社交是有严重缺憾的：我没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死党”或“铁哥们”，就是有一到两三个人，对自己了如指掌，无话不谈，可以结伴一起去疯玩的。最近两天在读鲁迅的《呐喊》和《朝花夕拾》，看到他写闰土和范爱农，虽然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但总觉得心有戚戚焉：我从小到大的故交已经说不上话了，而同温层的朋友并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且常常陷入政治抑郁之中。大约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身就是割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