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人已经没办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接力访问033 冯俊华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2015 年夏天，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快速传开，这是首个由波兰语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全译本。到年底，这本书登上了各种推荐榜单。有很多话题促成了这个结果：这一年是密茨凯维奇逝世 160 周年；《先人祭》最早由周恩来指定翻译，成为中国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全书共四部，1976 年率先出的是其中政治色彩最为凸显的第三部，之后另外三部却让读者陷入了漫长的等待......历史上，这本书自身的政治性并不亚于其内容的政治性。

冯俊华推动了 2015 年全译本的出版。“推动”这个词，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说，你可以替换成策划；从生产的角度说，鲁迅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推介密茨凯维奇，一百年后四部诗剧才得以首次汇集，而且是从波兰文直译，冯俊华称之为“文脉的补全”。他以“副本制作”的名义与出版社合作，但后续关于这本书的报道里，几乎没有人提到这个发起人。

冯俊华也乐意隐身。那一年，他和朋友们在西安美术馆还举办过《先人祭》朗读会，晦涩的活动说明中提到了作为灵魂的第三部，为如今的中国年轻人“面对密集的精神事件，如何书写、创造，并成为那个实践的人”做出了可堪借鉴的回应。

同样是波兰文学的翻译，翻译家易丽君推荐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希望为此翻译《云游》——就没有被冯俊华纳入“推动”序列，这多少成为他对前辈的歉意。但冯俊华也想得穿：托卡尔丘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日后无论版权还是话语都将成红海之争，不会缺愿意出版她的机构，“副本制作”没需要参与其中。

“副本制作”的非商业面向，以上是个大抵的说明。2014 年，“副本制作”创立 5 年的时候，冯俊华接受采访，说自己做的事儿比较像“文化上的游击主义”，以小而灵活的方式推动关注的文化议题。其中包括文学上的创造力，比如作家赵松的《抚顺故事集》、胡安焉的《派件》（即新近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最早都由“副本制作”发掘；也包括《先人祭》这样，从一个文本展开的对时代的思想回应。具体到形态，有和出版社的合作专案，也有风格独立的自印本。基于中国的书号制度，很多人把后者称为“独立出版”或“私出版”，但冯俊华不喜欢这样的二元对立划分，他称之为“小出版”。

这又涉及到他对“副本制作”的设定，当我们谈及这些，谈话就变得很宏大。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汉语是一种不完善的、没发展成熟的语言……民国的写作者都是青年……也被文革打断，之后大量的翻译虽然进来，但所谓现代汉语没有经过思想史的清理。”“起码要和某种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步，否则不会有你想要的那种当代汉语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你要推动新的文学，首先要作用于大家思考和讨论社会的思维。”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冯俊华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依循这样的视角为自己设定了环环相扣的行为路径、交际方式乃至生活意义。

“我想过上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的困难是，你一个人已经没办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要找到伙伴在一起创造这种可能。”

冯俊华 1984 年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如今以刀具全球制造闻名的地方。认识冯俊华之前，介绍他做接力的欧飞鸿说阳江的精神传承很是了得。在聊天之后，我多少了解了它的“了得”之处：前辈创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让冯俊华得以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构建不一样的精神世界，而这也决定了他和主流世界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他的口述，出于阅读考虑，语序可能有调整。

那时候阳江开了一家书店，叫世界书店。老板是鲁毅，他现在在上海开书店，梅菲斯特书店。鲁毅是从湛江搬过来的……他开的书店是阳江当时青年社群的根据地，因为当时阳江有一个叫“阳江青年”的文化生活新浪潮。其实 1999 年就有了，我是 2002 年开始接触到他们，上高二的时候。

1999 年时就有艺术家郑国谷、冯倩钰，作家陈舸、鲁毅、陈 B 等等一群身份丰富的市民，这些人都在（阳江），阳江当时离广州没有高铁，坐大巴至少 3 个小时，更早前要 7 个小时，但来往还是很紧密，鲁毅每个周末都要到广州进书。广州有自己的文化场景，比如打口音乐，后来叫“广东快车”的一群艺术家，基于珠三角的生活、生产场景做创作，像大尾象、曹斐，还有陈侗（就是欧飞鸿的班主任）、段建宇、王惠敏……阳江的这一群都是 70 后，广东快车从 50 到 70 都有。

阳江有小城市的便利，交通很方便，互相串门很方便，我小时候只有一个老城区，后来扩大了些，还是开摩托 10 分钟哪里都可以去到，我从家里去世界书店踩单车大概 20 分钟。

初二的时候我买了肖全的《我们这一代》，在新华书店，很大一本画册，我记得要 180 还是 120 元。那本画册对我是有影响的，因为从肖全拍的不同人的状态会看到人生的可能性。其中有写博尔赫斯书店和陈侗，说他长一副林彪的样子，还推荐了博尔赫斯的《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我一直记得这个名字，高一时在新的购书中心买到了，很兴奋，花城出版社出的一套。

中学时，各种活动是要在校门口写黑板来通知的，有天出了个黑板报，说世界书店发起个全市诗歌比赛，欢迎来投稿，头等奖是一套百年经典诗歌丛书。后来听鲁毅说投稿的人很多，还有一家三代一起投的。现在很难想象。那时我对书已经有判断力了，会注意到这个奖品，觉得这个书店眼光好。世界书店的位置偏郊区，新城还没有开发过去。我就一个中午踩单车去，结果找不到。它是鲁毅自家的自建房，外墙刷成黑色，在阳江是著名的奇奇怪怪的建筑，由一美公司做的。我找到了这个房子，但它没有招牌，有个落地窗，卷帘拉下来看不到里面。我那时没见过卷帘，以为是个空白的橱窗就回去了。后来又看到个黑板报，说陈侗在世界书店做讲座，这次我掐着点去了，结果讲座提前一天举行了，当时没办法发推送更正。

但就认识了鲁毅和几个同龄人，我们聊天时，聊着聊着从二楼走下来一个女孩，是我的堂表姐，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小学毕业后就失联了。双方都大吃一惊。然后我才知道她已经加入了一个叫点石的方言乐队，当主唱，同时是阳江第一家麦当劳的经理。

从此之后我开始了大肆逃课，还拉上同学一起逃课。我觉得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学习的场所。家里不知道我逃课，后来肯定知道的，但怎么管我不记得了，反正几乎每天都在世界书店里看书。它有大量文学、艺术和当代文化的书，别的书店零散也有，但不会这么集中和新。我天天翻，然后和店员、同学讨论，和前辈讨论，比如“当代是什么”之类。

店员都是同龄人，也写作，没考大学。80 后有一段不考大学的风气。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一开始是作为读者，后来作品被大家看到了，算是作为创作者被认可、加入了这个社群。世界书店的空间是一层一层的，完整的叫法是世界机构。一楼是世界书店，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二楼是客厅，也是社群聚会、放映的空间，往上是主人住的，还有客房、书房，顶楼即五楼是图书室和工作室，世界机构在这里生产小册子，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手工裁切装订，做过鲁毅自己的诗集、小说集，陈舸的诗集，还编了一本刊物叫《世界虚构》。

这段时期看到了当代文化、主要是当代艺术的运作场景，一种“后台”状态。一般来说关于艺术，你会看到一个白盒子，作品被打着光的一个展览之类，但那时可以看到作品在生活中是怎样被生产的，艺术怎样被讨论。比如“广东快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就是在阳江租了一层烂尾楼，先在那里搭建，做好了再拆解、走私运去威尼斯；世界书店办了很多交流，“阳江青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吸引了很多策展人、机构、媒体来。同时，当时艺术市场和体制开始形成，你能观察到社群在分化，听到一些之前没有的相互抱怨，和话语上的、其实是自我历史化的焦虑，你会希望自己不要陷入这一类焦虑里，这驱动我做了后来的很多决定。

到 2002 年底，我们这些 80 后小孩开始在阳江做自己的空间。就大家想亲自动手试试可能性。那时鲁毅有一个说法，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出现，最好是自己去创造。”意思是等不来别人的，哪怕别人做了，也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后来陈侗还有个说法，也对我影响很大：“自由是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当时我们做了打口青年之家，第二年又做了打口书店，都是诗人陈舸支持的。

我后来参加了高考，为了能够去广州，去博尔赫斯书店工作。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了“市场营销”，因为我觉得文学和艺术都可以自我教育，但“市场营销”可以让我接触到不同的人。我想得很清楚，要去博尔赫斯书店做学徒，还给自己定了“多看、多想、不要问”的规矩，“不要问”是很重要的，迫使你自己去理解和在实践中印证。我和父母有过紧张的青春期，后来就划出一些边界，通过这种对抗，他们知道你起码决定前是会想清楚的。

2004 年初我去博尔赫斯书店兼职了，还是逃课，因为离学校很远，后来在中山大学西边的城中村租房住，一年后，更多伙伴从阳江来到广州，我们就开始做合作社。当时广州的文化和艺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对什么是“空间”有了“专业性”的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去。合作社让我们能在新的环境下消化阳江的经验。

合作社叫“ding-ding-fing!”，这是阳江话，意思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它来自前辈的批评，指我们怎么能租个城中村的破房子就做“空间”呢，还在里面过集体生活，家具也是拼凑的，太不“专业”了。这种批评确实挺困扰的，但还有阳江青年的心气，说这就是“ding-ding-fing!”合作社啊。当时金特也来博尔赫斯书店打工，后来我们还在同一家快餐店打下手和送外卖，那时餐厅会养外卖员。小说家彭剑斌参加了合作社的开张，因为天已经热了，他给我们送了一个吊扇。那是 6 月 3 日，卡夫卡逝世的日子，我们聊了一夜卡夫卡。

除了彭剑斌、金特，还有其他路过广州的朋友会在合作社落脚，图书室也是开放的。黄灿然到广州就住在合作社附近，诗人凌越家里。他那时还在《大公报》上班，习惯熬夜，我和彭剑斌去找他通宵聊天，从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完整的写作者形象。高中时，他有一篇翻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通信。布罗茨基写的是：

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因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个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我是写小说出身，无论怎么思考宏大命题，最后都得落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人身上。有一种对复杂性的信仰，对布罗茨基说的这种“人性的幽微”会比较敏感，也因此对口述历史感兴趣。后来金特提议合作社做一本纸刊，逆当时不注重编辑的网络发表风气而动。我们沿用了世界书店的经验，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手工裁切，就叫《ding-ding-fing!》，最初想法更像艺术家书。

合作社到 2008 年破裂了。伙伴们平时相处很亲密，在情感和人格完整上给彼此提供了很多庇护，但对从阳江青年开启的社群经验可以向什么方向演化有不同的想象，回头看也谈不上想象吧，就是消化了、模糊觉得需要有一些变化，那些相处虽然有安全感，但让它有创造力哪怕是挑衅性的那个环境已经失去了。讨论还是无法弥合，后来喝多了还在街边打了起来，有路人报了警，可我们打一阵又互相安慰又打一阵，警察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管。合作社最后就关掉了，保留了《ding-ding-fing!》。

那是我比较忧郁的一段时间。我搬到了同一个城中村的另一个房子，住得昏天黑地的，睡醒就去网吧玩《魔兽世界》。但开始理解物理空间乃至公共空间折叠进出版空间这个事情，也开始想什么条件下能重新打开它，怎么制造条件。到年底，这个心情下出来了“副本制作”，“副本”是来自《魔兽世界》的一种空间形态。

我首先会关注持续性的问题，会从最糟糕的情况开始琢磨，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支持，包括认可、对虚荣的满足，只有你一个人了，事情还能不能做下去。我也不想在焦虑的推动下做，可以有苦恼，很多苦恼，但不要有焦虑，包括不要在一种对抗性的心情里，不让事情落在自我历史化的话语上，不要有侥幸，包括对自己的人性的侥幸。这需要先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欲望。比如祛除了原来附着在“艺术家书”上的审美化，比如遇到利益的场合，如来自一个领域的利益，我会放到另一个领域去权衡，自己在这个领域遇到同等程度的利益会怎么面对，反过来也是，这样能拆解掉一些诱惑。我是怀着这个心情到现在的。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A：和曾嘉慧发起了个叫“玻璃屋”的出版计划，专注于东南亚的文学与思想。六月要出版“布鲁岛四部曲”的第二部《万国之子》修订本。此前已经出版了《红运》和《人世间》修订本。

Q：对你来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A：“玻璃屋”这个名字来自印尼作家、记者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 1965 年的 930 事件后，他经历了四年的关押、十年的流放、十三年的软禁，在流放地“印尼古拉格”布鲁岛用口述形式完成了“布鲁岛四部曲”，一部关于现代印尼、其实也是“新人”如何诞生的长河小说。1980 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布鲁岛四部曲”的前三卷，但最后一卷的问世却无限期地搁置了，这一卷就叫《玻璃屋》。

相对如“密茨凯维奇五卷本”这样的策划（今年会出版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密茨凯维奇文选》），“玻璃屋”把自己放在失落已久的亚非文学运动的精神脉络里，也希望触及一种对当下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我们的期待是和读者们“一起将种子抛向风中”。

Q：这件事困难之处是什么？

A：缺能直接翻译的译者，版权沟通复杂（部分出于文化情境的差异和版代不完善），编辑上也缺人手，需要各种亲力亲为，有规划但应付不过来更多选题的推进。总之，欢迎对这个方向有兴趣的出版机构不吝与我联系，也欢迎大家关注“玻璃屋”的公众号。

Q：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做接力？

A：就曾嘉慧吧，她正在印尼做田野研究，刚从登革热中康复过来，她让“玻璃屋”活跃于东南亚的小出版网络。此外，前面的采访中，我虽然说了一通怎么祛除焦虑，但有时不免也妨碍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时要感谢朋友们愿意从各种认知局限中拉我一把，嘉慧就是这么一位朋友，我尤其爱听她讲田野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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