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漫读（5）：吾日三省吾身—曾子的自省为何没有成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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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第一）。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人，是孔子一个非常牛的学生。曾子是出了名的孝顺，据说《孝经》就是他写的。他比孔子年轻许多，小孔子四十六岁。应该是孔子在结束流亡返回鲁国后，投入孔子门下的。 

曾子天资不是很聪颖，但很用功。性格沉稳，学问扎实，力道雄厚，和颜回恰好两个样。《论语》中说他，“参也鲁”；就是反应慢，忠厚实在。他的后代曾国藩，也许是吧，这点很像他。孔子很喜欢欣赏曾子，估计“刚毅木讷近乎仁”（子路第十三）就是说他了。他自己也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第一）和“任重而道远”（泰伯第八）而自勉。这种人，做传承再合适不过了。他能光大孔门，绝非偶然。 

曾子说，“我每天必定从三方面反省检讨自己：替人谋事做事尽心尽力了吗？与朋友相交有失信吗？教人学问，事先预备了吗？” 

可见曾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很好，难能可贵。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曾子的超我非常强大，而自我和本我相对较弱。要有非常强的毅力，才能坚持每天做同样一件很辛苦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三种情况，一是宗教仪式；二是强迫症；三是成为习惯了。 

他这三方面的要求，在今天也非常有价值，但却必须做一些修正。 

为人做事要尽忠，尽心尽力。好比律师为客户打官司，要优先为客户的最大利益而辩护，而不能优先考虑自己能拿多少律师费。做房产中介也是如此。 

但儒家的“忠”，问题恰好不在这里，而是为权力做事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主张向权力尽忠牺牲一切。如程婴舍子救孤，燕国壮士田光自杀以守太子丹谋划刺杀嬴政的秘密。这个应当坚决反对的。为人做事当然要尽忠，但也必须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无条件的向他人向权力尽忠。 

与朋友交要守信。这个就局限了。不仅与朋友交要守信，而是和所有人交都应守信，包括和竞争对手甚至敌人。 

教人学问知识应当事先预备，这个没什么问题。老师上课不备课，就会误人子弟；上台表演、汇报工作，为客户做咨询等，都应提前预备，准备充分。不然，就会耽误浪费别人的时间。 

为何曾子对这三方面特别在意呢？我们看不出这三方面具有什么普遍意义，或者能涵盖儒家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为什么他不反省侍奉父母孝乎？按说“孝”不是更重要吗？可能他是针对自己而言，这三方面他感觉自己做得不太好，所以特别重视。 

孔子对自己也是从严要求。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第四）。 

孔子要求看见好人好事，要想到奋起直追；见到坏人坏事，就要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过错。不仅要直接反省自己的行为，还要对照别人的过错，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检讨和预防。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第十五）。 

出了问题，自己严格检讨，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少指责他人。自责更多，就会少抱怨他人；薄责他人，也会少被他人抱怨。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第十五）。 

遇到困难，君子总是先自己寻求解决办法，而小人总想着找人帮忙。遇着困难寻求帮助天经地义，但自己能解决就不要去求助他人。“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他人也不愿意帮助那些自己不努力，万事都依赖他人帮助的人。 

但反省在儒家中是少见的。古往今来的儒生，并没有听说有多少能自省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贪官污吏了。曾子虽然自己能反省，但儒家并没有为中国人建立起自我反省的传统。

原因在于，曾子的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非有坚强的毅力做不到。常人俗人，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肯定做不到。除非得了自省强迫症。还有将“三省吾身”解释为三次或多次反省的，那就更了不得了。 

每天这样自省，曾子其实也感到累。曾子晚年得病快死时，把学生召到病床前，对他们吐露心声说：“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泰伯第八），我谨慎戒惧了一辈子，小心尽心做事，如今快死了，终于可以解脱了！”连曾子这样毅力非凡，内心强大的人都感到身累心累，一点也不轻松愉快，何况一般人呢？他这个要求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太高了，令人望而生畏。 

绝大多数一般人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和仪式，成为传统和习惯才能做到经常反思自省的。基督教有上帝、有教堂、有仪式来忏悔；伊斯兰教有真主，按教规每天要礼拜五次。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只是师，而不是神，力量不够强大，也不能倾听凡人的倾诉。儒家的礼虽然多，但恰恰没有适用于个人独自反省时的礼仪，都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祭拜祖先的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能自省的人都非常稀少，更谈不上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在一天结束睡觉前，过一遍今天做的事，反省检讨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错？即使有，也不会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从功利角度，算计一下利害得失，盘点一下占了多少便宜，吃了多少亏。讲的是“吃一亏，长一智”。 

还是那句话，儒家说的好听，但往往落不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