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之恶

从字面上看，“假丑恶”恰与“真善美”相对，“假”无疑是恶行之首了。但如果考虑到社会生活中的虚假无处无之，贯穿古今，几乎浸透每一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虚假难以剔除，似乎是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那么，虚假何以如此泛滥成灾呢？

虚假种种

文人们写过巨人国、小人国、君子国、女儿国，这都不过是想象力的发挥。文人居然没有写一本《假托邦》，里面一切皆假，无物不假，无事不假，可能是文人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世上就有了一个假托邦，里面几乎一切皆假，哪还需要什么文学虚构？

真的，虚假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无处不在。

虚假商品 仅仅“假冒伪劣”四字，就会让你直冒冷汗！或许，就在昨天，你就因吃了假药而被折腾到半死。哪个家里没有一堆假货：假酒、假烟、假药、假盐、假丝绸、假毛绒、假名牌……，就差一个假“伪冒”了！你可能上当太多，实在信不过国货，一狠心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外国名牌。但拿回来打开细看还是发现，依然是Made in China。媒体上不乏假货的新闻。我就看到过一节报道：某个食品店卖的鱼丸检测结果是，鱼肉含量为零！1980年代的“中华鳖精”就不说了。纪录总在被刷新，下一个新纪录很可能就出现在你手上。

虚假信息 今天信息也是商品，所谓“信息品”嘛。于是亦不免有假冒伪劣信息，这就是虚假信息。在“假货”的世界中，虚假信息是一个大家族，包括假新闻、假故事、假经验、假知识、假情报、假数字、假资料、假科学、假秘方……，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如果你被虚假信息包围，你眼中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就相去万里了。最近一条颇有来头的报道说：中国公民出境的免签国已上升到一百多国，简直令人喜出望外。但仔细一看才知道：真正免签的只有地图上难找到的12国，如塞舌耳、毛里求斯之类，有影响的国家一个也没有。这样的信息，岂不误导国人？

虚假成就 谁不想自己的成就更大些？这是自庙堂至草民念兹在兹的事情。在成就中夹些假冒，这种技巧几乎是一种天赋。今天，在报功请赏这件事上，谁没有一套？于是，社会中就充斥了虚假业绩、虚假事迹、虚假成果、虚假纪录、虚假发明、虚假专利、虚假典型、虚假英模、虚假政绩……，其为害之烈，老一代人在大跃进年代就已经充分体验过了。虚报亩产粮食10万斤，那样贻笑大方的低劣造假法，今天没有人再敢用了；但更精巧的造假法还是层出不穷。在前些年的媒体上，重庆都快成天堂了。薄熙来很会来事，也确实干了一些事。但公然抢劫几千亿民营资本、欠下国家数千亿贷款隐去不提，剩下来的当然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当代红太阳了。

虚假身份 假冒真物算什么，假冒真人才是最有看头的大戏！古代就有过假王、假皇帝。刘邦的大将韩信打下齐国之后，就想过过称王的瘾，但又对刘邦心有所惮，只好先自称“假王”，同时给刘邦递上报告，不料被工于心计的刘邦痛骂：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王莽夺了汉家天下之后，开始还有点顾忌，只敢称“假皇帝”，只是看看无事之后，才做起真皇帝来。这里的“假王”、“假皇帝”完全货真价实，不过是一种谦称而已，并没有什么假冒成分。斯大林的替身当然是假斯大林，却并非假冒，那是他的合法工作！至于那些大摇大摆出入体面场所、尽享众生捧场的假冒高官、假冒学者、假冒富豪、假冒侨胞、假冒明星、假冒钦察大臣等等，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假冒”了。据最近的报道，假冒的身份已经上升到了“中纪委”大员，直往枪口上闖的胆子也够大了。如果哪一天，有人竟敢冒称“打假局长”造访府上，也不必大惊小怪。

虚假证件 大街小巷的墙上什么东西最多？是宣传标语、安民告示、电影海报、时兴涂鸦？全都不是，而是满街满巷、无处不在的“牛皮癣”：“办证……”，其中省略号是电话号码。我常常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招揽假证生意，居然就没有一个公安，按照墙上的电话号码去寻找那个假证贩子？简直没了王法！平心而论，公安破的假证案子也不少了。办的假证计有：假护照、假驾照、假牌照、假商标、假身份证、假出生证、假毕业证、假学位证、假批文……，完全是应有尽有，无奇不有。媒体上甚至报道过，有人就敢伪造“中央文件”！如果哪一天某个不速之客，手持“中央文件”，身穿标准制服，大小证件一应俱全，站在你面前，你敢怠慢他？

真中之假

任何虚假物品，一旦被戳穿，造假者就不会有坚持其为真的底气，这种虚假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那种“明知其假，无奈其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中之假”。它压根儿就是真货，但又不能作真货用，你怎么去识假、打假、除假呢？

虚假英才 唐太宗在实行科举制后，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今天人才之盛，已远非唐太宗时代可比，可以说“天下英才尽登堂入室矣”。如果一个“英才”，有了标准的人事条件中所要求的一切：博士学位、海外学历、教授、什么什么专家、什么什么学者……，但在内行人看来，怎么都不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没有独立做出什么能拿上台面的成果，你该如何评价他呢？你敢说他是假英才吗？他履历中每一项都无可挑剔；要说是真才，业内人又不敢恭维。从外表看来，今天高层次人才的阵势，早就该出大师了，但就是让“钱学森之问”仍然悬着，能奈之何？

虚假教育 与今天无比发达的教育相比，30年前的教育只能算小儿科，而民国的教育就只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了。今天找一个大学生容易，而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就难了！有如此多的大学生，各个行业依然在埋怨缺少可用之才，教育究竟怎么了？答案就在于：靠超级教育大跃进培养出来的人才，说得好听点，是质量得不到保证；说得难听点，那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了！这样的教育，岂不是虚假教育？试想，一家原来的职校，一旦戴上高校帽子，不到三五年就齐刷刷地变成了一个万人大学，它能有什么能耐创造奇迹，让那样多学生全都变成合格大学生？

虚假机构 如果一个机构，实际上并不履行其招牌所标示的那些职责，甚至干一些恰好相反的事情，你能说这个机构是真的？难道还有这种机构在？多着呢，只是还不太好说它，人家也要个面子。近年来，红十字会名声大振，不是因为它的业绩突出，而是因为它丑闻不断。对于红十字会人们本来陌生，现在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工会倒没有什么负面新闻，但确实也没听说过它干过什么与“工会”二字相称的事情。至于这个协会那个协会，多如牛毛，每年不知花费多少公帑，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恐怕只有天知道。

虚假繁荣 今天很繁荣吗？那当然！你看看城市天际线上的高楼大厦、高速路上的穿梭车辆、如山如岭的一片片商品房、购物店前的人头攒动，你就知道繁荣一点不假。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注意到大片大片的商品房连年空置，出现“死城”的报道频现媒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煤、钢、水泥、金属制品、化工原料源源流出，占领着巨大的场地，找不到市场；几乎所有的行业气氛沉闷，中产人士都彷徨张望，不知道将自己的资金与技能投向何方；教育与医疗费用的重负依然使无数城乡居民直不起腰……。如果你注意到这一切，你还会认为，那欢呼中的繁荣很实在吗？

一说到虚假之恶，人们多半首先想到虚假商品。实际上，不太被人注意的“真中之假”，很可能危害更大，而且更不容易对付。

何假之甚？

已提到的大多数虚假事物，可概括为三类：

A 物品，包括物质商品、文化商品、信息品。

B 才品，包括人才，以及与人才有关的身份、证件等。

C 服务，包括治理、教育、机构等等。

为陈述简便起见，以上三者概称为用品。每种用品都有其提供者与用户；也有其提供成本、名义质量与实际质量，所谓名义质量就是用品的品牌、声誉等。当用品的名义质量远远胜过实际质量时，就成了假冒伪劣品或虚假品。

提供者与用户在利益上有完全不同的取向。

提供者总是力图降低用品的成本；在一定的成本下，关心名义质量远胜于关心实际质量。提供者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本能地倾向于提供虚假品，良知与惩罚都可能是脆弱的防线。

用户恰好相反，他主要关心用品的实际质量，其次才是名义质量；不关心其成本。用户本能地拒绝虚假品，但他无法仅仅依靠对用品的选择来做到这一点，还有赖于独立机构的监管。在监管机构缺失的情况下，用户常常深受虚假品之害。

利益驱动人们提供虚假品；监管缺失则使虚假品畅通无阻。

虚假品流行固然于今为烈，实际上是古已有之，明清时代造假之盛，就有详细记载。明代钱塘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写杭州人“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当时人叶权的《贤博篇》说到：“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粽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即使风雅之士也不惮于造假。明代文学家沈德符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清代造假则过之无不及。那时就有人用泥制蜡烛与墨，只是伪饰表面而已。纪晓岚就恰好买到了这两样东西。更大胆的是假官，这算是现代假官之祖。甚至有假租界，其造假的想象力就堪称世界之最了。

虚假品流行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习以为常，一开始接触虚假品时必然有的那种愤慨与厌恶，就渐渐淡去乃至消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容忍虚假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存在，使造假者更加肆无忌惮，虚假品的流行就更不可阻遏了。

除假有术？

还在1990年代，就出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可见，假货还是有其天敌，就是较真之人。但一个王海岂能敌天下之假货？

除假既依靠用户自身，更依靠监管部门。

有明显缺陷的商品一旦被用户识破，当然会被立即弃用。在功能上有轻微缺陷或来历可疑的商品，用户在决定是否弃用或者诉诸仲裁时可能犹豫不决。断然弃用不合国人的节俭传统；而诉诸仲裁则费时费事，结果不确定，补偿损失的前景不明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较真，多半提倡息事宁人。要人们为某件物品走上法庭，面对根本不摸底细的制造商或推销商，需要很大决心。如果面对的虚假品是人，事情就更复杂。对于明显假冒的从业者（身份、专业、学位、资质有明显问题者），事情倒好办；但如果仅仅是能力、训练不合格呢？人非物品，并不容易一退了之。

监管部门通常委托专家或适当机构鉴定可疑用品。例如，由行业组织或消费者协会的专家鉴定某个商品是否为假货；由某个评估机构评定某个学校是否合格；由某个专家委员会鉴定某个学术成果的真伪与价值，等等。在当下，对各类虚假品的监管都乏善可陈，人们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平心而论，监管部门有其苦衷。最主要的是，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微不足道的监管力量，所面对的是几乎铺天盖地的虚假品泛滥；这样的战争，胜算几何，当然不言自明；好歹能抓几个典型在媒体上亮相，就算尽职了。

要赢得对虚假的战争，既需要法定的、严密的监管机制，也需要基于全民共识的拒绝虚假的文化。然而，这两样东西我们有吗？如果没有，就只有从头建立了。这种事，自然会有大人物操心，岂容小民置喙？但如果所有小民都默然无语，大人物会操心吗？如果是这样，你就抱着几件假货，愉快地唱起来：

假当真来真便假，真去无踪假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