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4章第Ⅱ節：同志與政委

1919年9月，一份觸目驚心的報告擺在了列寧的辦公桌上。報告顯示，十月革命的堡壘——斯莫爾尼宮——充滿了腐敗。“金錢從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庫房無節制地流向党的領導人的口袋。”彼得格勒蘇維埃工人部負責人在致列寧的信中說。幾個月來，物資供應部一直未能向工人區發放糧食，但與此同時，在斯莫爾尼宮的後面，食品被一卡車一卡車地賣給黑市商人。“饑餓的工人們看到衣著光鮮的蘇維埃新沙皇拎著大包小包的食物出來，坐上汽車揚長而去。他們說，這就像過去羅曼諾夫家族及其心腹維魯波娃夫人一樣。他們不敢向季諾維也夫[彼得格勒黨委書記]投訴，因為他周圍都是拿著左輪手槍的隨扈，當工人問太多問題時，就會遭到他們威脅。”列寧對這份報告無比震驚，命令身為人民監察委員的史達林，對斯莫爾尼辦公室進行“極其嚴格的檢查”。他希望在季諾維也夫及其官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這項工作。但史達林拒絕“監視同志”，聲稱這會在內戰的緊要關頭破壞黨的工作。這是他的典型態度：同志情誼和党的生存比任何濫用權力的證據更重要。

該事件揭開了黨內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權力滋生腐敗。這種腐敗比每個政府中司空見慣、良莠不齊的貪污腐化更加根深蒂固。布爾什維克與任何西方政黨不同。他們更像是一個統治階級，在許多方面類似于貴族，列寧本人也經常將他們與貴族相提並論。“如果一萬名貴族就可以統治整個俄國——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列寧這樣說。同志們也確實這樣做。1917年以後入黨就像加入貴族一樣。它帶來了高官厚祿、精英地位和生活特權，以及一党治國的共有體制。黨的精神支配著蘇維埃俄國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貴族精神支配著沙皇俄國的公共生活一樣。也許這種腐敗必然會發生在像布爾什維克這樣的政黨身上，因為該黨要在內戰中建立國家，依靠的是大規模招募下層階級。在這樣一場社會革命中，入黨的主要動機之一必然是自我發展的前景。但是，由於當權的布爾什維克的行為不受任何有效限制，問題就更嚴重了。實際上，這是一個委託人體系，擁有強大的派系和地方的支援網路，不受首都任何黨政機構的控制。有時候，布爾什維克的行為更像是本土的黑手黨，而不是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執政黨。

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腐敗置若罔聞、視而不見。這是一個要求同志們為革命做出巨大犧牲的非常時期——他們中的許多人夜以繼日地工作，對黨表現出狂熱的奉獻精神——此類偶爾的放縱似乎只是一個小小的代價。1918年初，列寧本人曾支持一項計畫，為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開設一家特別的封閉式餐廳，理由是不能指望他們空著肚子領導革命。“工人們會理解這麼做的必要性。”從那時起，這一原則逐漸得以擴大化，以至於到了內戰結束時，人們還以為黨員需要更高的工資和特殊的口糧，需要公寓和酒店的補貼住房，需要高檔商店和醫院，需要私人別墅、配備專人司機的汽車、頭等鐵路旅行和出國度假，更不消說曾經為沙俄上層保留的無數其他特權了。

五千名布爾什維克及基家人住在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市中心的豪華酒店，如國家酒店和大都會酒店。克里姆林宮的住宅區有2,000多名服務人員和自己的綜合商店，包括一家理髮店和一個桑拿浴室、一家醫院和一家托兒所，以及三個廚師在法國接受培訓的大型餐廳。1920年，當所有這些服務被宣佈為免費時，其國內預算比整個莫斯科的社會福利開支還要高。在彼得格勒，党的最高領導人住在阿斯托利亞酒店，在革命中遭到破壞後，這家酒店最近又恢復了往日的輝煌，成為蘇聯第一宮。在套房裡，他們可以要求“服務員同志”提供客房服務，這些服務員被教導要腳跟碰腳跟並叫他們“主人同志”。香檳、魚子醬、香水和牙刷等被遺忘已久的奢侈品琳琅滿目、一應俱全。酒店由一群高大魁梧，身穿黑色皮夾克的警衛守護，禁止公眾進入。傍晚時分，政府車輛在入口處排起長龍，等待著將這些精英居民送去看歌劇或斯莫爾尼宮參加宴會。“格裡什卡”·季諾維也夫——“彼得格勒的老大”，經常同他的契卡保鏢以及一長串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來來往往。

党的最高領導人都擁有從沙俄上層徵用的自己的地產。列寧住在莫斯科郊外莫羅佐夫將軍的戈爾基莊園。托洛茨基佔據全國最富麗堂皇的莊園之一：它曾經屬於尤蘇波夫家族。至於史達林，他入住一位前石油大亨的鄉間別墅裡。首都周圍散落著幾十個莊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將其交給党的領導人，供他們私人享用。每個莊園都有自己龐大的隨從僕役，就像過去一樣。

黨內地位較低的階層，官職的回報沒有那麼高，但貪腐之風也同樣明目張膽。當然，也有一些受崇高理想感召的同志，他們生活簡樸，踐行領導人所宣導的平等主義。列寧本人就住在克里姆林宮的三個小房間裡，從來沒有沾染貪圖享受的陋習。但對於其他許多人來說，這種理想只是空談，他們的動機更為務實。收受賄賂、盜竊和出售公共財產在黨內十分普遍。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從腐敗官員那裡買到：食品、煙草、酒精、燃料、住房、槍支和各種許可證。用季諾維也夫的話說，党的領導人的妻子和情婦們四處走動，“脖子上掛著一個珠寶店的櫥窗”。她們的家裡擺滿了行賄受賄所得的貴重物品。外交部的一名官員擁有兩個塞弗爾花瓶和一把曾經屬於彼得大帝的銀制火槍。不出所料，最腐化的同志往往出現在契卡。畢竟，他們的工作就是“壓榨資產階級”。工農檢查院報告了數百起契卡成員濫用權力，從受害者那裡榨取金錢和珠寶的案件。囚犯常常被釋放以換取賄賂。甚至連盧比安卡——契卡的莫斯科總部——也充斥著腐敗。一瓶瓶白蘭地和其他貴重物品會神秘消失，而人們經常看到光鮮亮麗的妓女從存放這些物品的秘密建築裡走出來。

列寧喜歡用這樣一種觀點來解釋腐敗問題：隨著蘇維埃機構在內戰中變得越來越龐大，小資產階級中的不良分子已經慢慢滲透入政府內部。的確，國家機器的下層有許多非無產階級者，他們服務布爾什維克政權往往主要是出於自身利益。但腐敗問題並不局限於他們。它吞噬了整個黨，包括那些為黨服務時間最長的人和那些如今位高權重的人。簡而言之，腐敗是行使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

這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壟斷蘇維埃權力的問題。到1918年夏天，大多數城市已經完成了該項工程，遠在腐敗盛行之前。這也是關於蘇維埃正在從革命機構轉變為官僚機構的問題，在革命機構中，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控制行政人員的工作，而在管僚機構中，所有實際權力都掌握在布爾什維克的行政人員手中，議會對他們沒有約束權。腐敗既是官僚主義的結果，同時也是權力壟斷的結果。

這一雙重過程涉及到党治國家內部同時發生的若干事態發展。根本沒有什麼總體規劃。布爾什維克上臺後，對於如何構建黨與蘇維埃之間的制度關係，他們沒有明確的想法——除了普遍的控制欲和集權欲外。這些關係是隨革命形勢瞬息萬變自發形成的。在1918年的頭幾個月，地方蘇維埃和黨的機關高度分散，本質上是臨時性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宣佈了自己的地方“共和國”和“專政”，全然無視莫斯科的指令。事實上，農村蘇維埃把中央政府的法令撕成煙紙的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當列寧把《土地法令》交給他的鼓動者帶到農村時，他還把舊日曆交給他們分發，希望這些日曆能代替法令被撕掉。1918年，卡盧加建立了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名聲大噪。這是有史以來俄羅斯權力結構最接近無政府主義的一次，每個鄉鎮的蘇維埃都有權在其領土上設立邊境管制。因此，莫斯科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時，必須從每個自治的蘇維埃那裡領取護照。待到內戰期間，當他們強調需要嚴格的集中控制以調動國家資源時，布爾什維克才正式規劃党治國家的總體結構。

他們的首要步驟是贏得對蘇維埃和其他重要機構的控制權，比如工會。儘管在1918年夏天被取締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仍然作為“非黨派”代表在這些機構中佔有一席之地。【1】二十世紀所有用來顛覆民主機構的共產主義選舉策略，都是在俄國內戰中首次形成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大規模操縱選票和恐嚇反對派的行為。在蘇維埃和工會代表大會上，投票幾乎總是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進行，因此，投票反對布爾什維克就會招致契卡的騷擾，在選舉會議上，人們總能強烈感受到契卡的存在。如果採用無記名投票，布爾什維克絕不會贏得這麼多的選舉。“沒有共產黨人的蘇維埃！”越來越成為工人和農民的口號。但布爾什維克廢除了這種“資產階級民主的慣例”，理由是蘇維埃人民明顯享有“更高形式的自由”，已不再需要無記名投票了。而在公開投票制度下——這是俄國農民村社的傳統——他們幾乎不可能輸掉選舉。即使連馬林斯基歌劇院——根本算不上共產主義的堡壘——的藝術家，在1919年蘇維埃選舉中也一致投票給布爾什維克。

按政黨名單投票的做法也對布爾什維克有利。在大會上，作為蘇維埃內部唯一合法的政黨，布爾什維克可以單獨作為核心小組開會協調戰略，而其他政黨和派別仍然存在分歧。這意味著，即使只占少數，布爾什維克也經常可以通過表現自己是唯一有能力對中央政府的行為負責的政黨來贏得當地蘇維埃的選舉。布爾什維克的整個黨派在獲得多數席位後，往往會組成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而不是根據不同派別的實力分配席位。這是一個贏家通吃的例子。

一旦掌握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就是將權力集中在他們的控制之下。蘇維埃很少召開代表大會，在不開大會的情況下，權力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及其在每個政策領域任命的常設機構的工作人員共同行使。社會主義反對派稱之為“行政獨裁”。在革命時期，蘇維埃行政機構主要由農民和工人志願者組成。但現在他們逐漸讓位給中央政府支付薪水的全職專業官僚，而且很少重新選舉。揮鋤頭的讓位給了耍筆頭的。

蘇維埃的工作越來越多地受到黨的機構所推動。党正在將其控制權擴大到國家的行政和政治部門。到1919年，隨著黨的力量融入蘇維埃，黨本身似乎已經消失了。中央委員會幾乎不存在——大部分工作都是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一起草草完成的——而且與地方黨組織的聯繫也非常薄弱。一些布爾什維克甚至建議，既然黨已經實現其目標，控制了蘇維埃，可以被廢除了。在許多布爾什維克看來，用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的話說，黨組織不過是“地方蘇維埃的宣傳部門”。這一切在1919年春天發生了變化。首先，曾同時擔任党和蘇維埃行政機構負責人的斯維爾德洛夫突然去世，表明有必要將這兩個機構分開。另一方面，對於在內戰中努力應對混亂的蘇維埃機構的布爾什維克來說，現在似乎可以通過引入黨的結構來建立更集中的蘇維埃控制體制。

在3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之後，黨的中央機構開始建立，為接管蘇維埃的控制權做準備。成立了一個五人政治局（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克列斯京斯基）來決定黨的政策。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增加了五倍，其中包括九個部門和多個局負責制定各方面的政策，並增設了一個黨委書記處和一個專門的組織局，以在全國各地分配黨的力量。對地方黨組織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制：他們的成員現在被告知要執行上級黨組織的命令，而不是蘇維埃的命令。由於地方蘇維埃的主席通常都是黨員——而且往往是地方黨組織的主席——這實際上使整個蘇維埃機構置於党的領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開始將蘇維埃和其他公共機構，如工會，稱為黨統治的“傳聲筒”。這句話後來成為史達林的名言。

党的上級機關越來越傾向於任命自己的特派員擔任原本由下層選舉產生的蘇維埃職務。到1920年，中央委員會每月約有1,000個這樣的職位安排。省級黨組織在縣和鄉一級也進行了類似的任命。圖拉的奧斯金是這種“任命主義”最臭名昭著的實踐者之一。其目的是通過派遣最忠誠和可信任的同志以軍事方式接管地方機構，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這有時會適得其反。空降的特派員們往往會粗暴踐踏當地積極分子的利益，從而疏遠了他們。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基層黨員對該党“軍事化”越來越多的抗議，導致地方黨組織的萎縮和他們與領導層的隔膜。也許更重要的是，頻繁使用這種任命也意味著許多蘇維埃由完全不瞭解當地情況的党的領導人統治，因此可能更容易濫用權力。謝苗·卡納奇科夫是這種空降特派員階層的典型代表。雖然他是莫斯科省人，但在內戰期間被中央委員會任命為托木斯克、彼爾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韃靼共和國和彼得格勒的高級官員。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他沒有見到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他把他們留在了巴爾瑙爾。這種“任命主義”只會使人民和普通黨員越來越感覺到，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外來的、強迫性的權力。

對一個旨在控制整個社會的党治國家而言，蘇維埃行政機構在布爾什維克統治的最初幾年裡急劇膨脹，這不足為奇。沙皇俄國把許多事情交給私人和公共機構，如地方自治會和慈善機構，而蘇維埃政權則廢除了所有這些機構，並直接承擔起它們所從事的活動的責任。其結果是幾乎俄羅斯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銀行、工業到教育——都被官僚化了。從1917年到1921年，政府雇員的數量翻了兩番多，從57.6萬猛增至240萬。到1921年，俄羅斯官僚人數是工人的兩倍。他們是政權的社會基礎。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官僚主義專政。用列寧的話說，莫斯科“官員臃腫”：到1920年底，莫斯科有近二十五萬名官員，占該市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莫斯科中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辦公區，委員會位列議會之上，部門位列委員會之上。

約莫三分之一的官僚機構用於管理計劃經濟。這真是一種荒謬絕倫的現象：當經濟水準停滯不前，官僚機構卻蓬勃發展。這個國家極度缺乏燃料，但卻有一支官僚大軍來管理幾乎不存在的燃料分配。商店裡沒有紙張，但蘇維埃辦公室裡的文牘卻堆積如山（在蘇維埃統治的頭四年裡，俄羅斯生產的紙90%被官僚機構消耗掉了）。莫斯科電話廠是少數真正繁忙的工廠之一。新官場對電話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有12,000份訂單在等待中。

這種共存性——空蕩蕩的工廠和滿當當的辦公室——絕非偶然。貨物越稀缺，就越難控制其分配，黑市因短缺而興旺，所以國家加大了干預力度。其結果是經濟領域內疊床架屋的辦公室激增。除了中央委員會（如食品、勞工、交通）及其在蘇維埃的地方機構外，尚有一系列隸屬于全俄經濟委員會（VSNKh）的機構，包括地方經濟委員會、製造業信託機構和監管個別商品的特別部門。此外，還有政權為軍事供應而設立的特別機構，如勞工和國防委員會，或諸如軍隊供應特別機構（Chusosnabarm）這樣縮寫的機構，它們原則上可以淩駕於其他經濟機構之上。當然，在實踐中，不同機構之間只存在混亂和競爭。國家越是試圖集中控制，它實際擁有的真正控制權就越少。在規模較小的工廠一級，官僚機構也同樣被證明無效。到1920年，每100名工廠工人中就有16名工廠領導。在一些工廠，這個數字要更高：在著名的普梯洛夫鋼鐵廠雇用的7,000人中，只有2,000人是藍領工人；其餘都是小官員和文員。白領工作的物質誘惑如此巨大，尤其是有機會獲得短缺的食物和商品，因此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這種寄生蟲的數量勢必會相應增加。這些年來，所有罷工決議都抱怨工廠官員“靠吸工人的血生活”。

列寧喜歡宣揚官僚主義問題是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糟粕。確實，蘇維埃官僚機構繼承了沙皇時代的文化。但到1921年，它的規模也比沙皇俄國擴大了十倍。人員方面有一定的連續性，特別是在國家的中央機關。1918年8月，在莫斯科政府辦公室，有一半以上的官員在十月革命之前曾在某個行政部門工作過。許多中央機構還雇用了大批年輕的資產階級女士——其中大多數人以前從未工作過，從事瑣碎的文書工作。一位目擊者回憶說，她們每天早上有數百人從莫斯科郊區穿過雪地走到市中心。在那裡，她們在沒有暖氣的辦公室裡工作一整天，潮濕的鞋子和衣服從未幹透，然後再步行回到郊區，為她們饑餓的家人做飯。然而，在其他地方，你越往下走，機構就越被第一次進入官場的下層階級所支配。這些人中的大多數，特別是在省級城鎮，來自中下層階級——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小資產階級”：會計、店員和小職員；小商販和手工匠；合作社的積極分子；工程師和工廠管理員；以及所有那些曾經在地方自治會和市政機關擔任過技術人員或專業人士的人。至於以其名義建立政權的工人，他們只占進入蘇維埃官僚機構的人數的很小一部分：肯定不超過10%（根據1917年前從事藍領工作的人數計算）。即使在工業管理部門，工人占官員的比例也不足三分之一。我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大多數中下層人士之所以被蘇維埃政權所吸引，與其說是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不如說是因為政府官員相對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時。與那些選擇背棄它的舊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寒冷和饑餓相比，這當然是更具吸引力的前景。蘇維埃官員典型的一天要麼在走廊裡閒聊、抽煙、喝咖啡，要麼排隊領取只發給蘇維埃精英的特殊口糧。

在農村，蘇維埃政權的影響比沙皇俄國的更深入。內戰期間，蘇維埃大部分在鄉鎮一級的行政機構從農民革命的民主機構轉變為國家稅收的官僚機構。以對伏爾加地區轉型的研究為例，截至1919年秋季，71%的伏爾加蘇維埃行政機構至少有一名布爾什維克成員，而前一年春季這一比例僅為38%。三分之二的執行委員登記為布爾什維克。這使該政權在鄉鎮獲得了立足之地：在這些城鎮，布爾什維克可以依靠一個或多或少可靠的機構來執行糧食徵收和動員，這些城鎮的高級官員和他們的上級官員一樣，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犧牲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利益。在失去了對蘇維埃的控制之後，農民們退回到自己的村莊，團結在他們的村社周圍，背棄了鄉鎮蘇維埃。因此，農民與党治國家之間日益增長的衝突，就像農民與貴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一樣，是在同一條戰線——農村與城市之間——上進行的。

在布爾什維克建設國家的進程中，很關鍵一點，是得到了戰爭中離開村莊的那些年輕而有文化的農民階層的支持。奧斯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伏爾加地區，六成伏爾加蘇維埃幹部的年齡介於18至35歲之間（相比之下，選民的比例為31%），66%的人受過教育（相比之下，選民的比例為41%）。這一代人受益于世紀初農村教育的蓬勃發展，並在戰爭期間被發動起來。1918年，他們返回自己的村莊時，不僅掌握了最新的軍事技術，而且熟悉城市世界的兩大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無神論。在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往往把他們視為天生的領袖。而老一輩的農民族長，如安德列夫斯科的馬里烏廷，由於此時鄉紳和農村知識份子已經不再指導他們了，普遍都不具備足夠的文化素養來應對複雜的管理任務。對於許多這些農民士兵來說，在經歷了軍隊的緊張刺激之後，不得不重回辛苦的農業耕作和村莊的“黑暗”世界，往往令人心灰意冷、悲觀絕望；他們的志向因離開村莊而變得更加寬廣，在蘇維埃工作似乎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向世界證明自己的機會。通過在蘇維埃工作和入黨，他們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和權力。他們可以得到一份舒適的辦公室工作，享受各種福利和特權，還有一張進入蘇維埃政權主導的城市新文明的入場券。在整個農民世界中，共產主義政權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之上的：既每個有文化的農民兒子都夢想成為一名職員。

湧入黨內的人中，農民占了大多數。從1917年到1920年，共有140萬人加入布爾什維克——其中三分之二來自農民家庭。入黨是在蘇維埃官僚機構中獲得晉升的最可靠途徑：到1919年底，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黨員真正在工廠或農場工作。最高官員的職位總是給了布爾什維克，往往不考慮他們的技能或專長。例如，烏克蘭木材管理局的負責人是一名醫科大學一年級學生，而普通的木匠、金屬工人，甚至有一名風琴製作工人，都被安排在各省級部門領導的崗位上。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鼓勵大規模招募新黨員。由於內戰持續損失，總是需要補充更多的新鮮血液。党定期宣佈特別周，屆時會暫停通常的推薦請求，派譴宣傳員深入工廠和村莊，鼓動和招募盡可能多的黨員。1919年10月，在白軍進攻最激烈的時候，黨的規模擴大了一倍以上，有27萬名新黨員踴躍加入。

但布爾什維克也有理由擔心，這種不加選擇的招募可能會降低黨的素質。工人階級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儘管實際上一直是一種擺設，因為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來自知識界——現在似乎受到了來自農民的挑戰。這些下層階級成員的大量湧入也降低了文化水準，這對一個旨在主導國家行政機構的政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障礙。1920年，只有不到8%的黨員受過中等教育；62%的黨員只接受過小學教育；而30%的黨員根本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廣大地方官員的知識水準如此低下，以至於幾乎任何一張紙片，只要蓋上大大的印章和印鑒，就足以讓他們誤認為是政府檔。有一個英國人在俄羅斯境內旅行，除了他在傑爾明街的裁縫帳單外，沒有其他護照，他在當地官員面前亮出這張帳單。看到帳單上醒目的字母標題、巨大的紅印章和簽名，沒有一個官員膽敢質疑。

至於普通黨員的政治素養，也是非常初級的。一項針對內戰期間加入黨的彼得格勒女工的調查發現，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在1917年之前從未聽說過或想到過“社會主義”或“政治”這樣的字眼。1920年，莫斯科黨委發現許多黨員甚至不知道加米涅夫是誰（莫斯科蘇維埃主席）。這種無知絕非僅限於布爾什維克的基層黨員。在一所布爾什維克記者培訓學校裡，班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勞埃德·喬治或克裡孟梭是誰。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帝國主義是英國某個地方的一個共和國。

然而，換另一種角度看，這種樸素無華的形象正是該黨最大的優勢之一。因為無論其基層官員如何濫用權力，他們在老百姓眼中都有一個美德——他們說著普通人簡單的語言，他們的衣食住行與平凡人非常相似，總而言之，他們是“我們中的一分子”。這無形中為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種象徵性魅力，他們的宣傳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把自己打造成一個“人民的政府”，儘管事實上他們從一開始就背叛了這一點。對許多下層階級來說，這種象徵性的熟悉感足以讓他們認同布爾什維克政權，那怕他們認為它是惡的，也會在白軍（不是“我們中的一分子”）威脅要突破時支持它。

毋庸置疑，許多當地布爾什維克是真正致力於革命理想的：正如任何來自先進民主國家的人都知道的那樣，一個人的奸詐狡猾和真心誠意幾乎與政治毫不相關。還有一些人入黨是為了謀取私利。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斷警告“小資產階級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腐蝕黨的隊伍的危險性。他們特別不安地發現，內戰期間，四分之一擔任高級官員職務的人員是從另一個政黨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其中大部分來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反革命似乎正在打入黨的內部。托洛茨基稱這些滲透者為“蘿蔔”——外表是紅色的，內心是白色的。

實際上，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他們自己政黨正在發生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用簡單的階級術語來解釋其隊伍迅速膨脹，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廣大黨員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危機的產物，這種危機打破了明確的階級劃分。這些年來，典型的男性布爾什維克既是前農民又是前工人。他可能在19世紀90年代工業繁榮時期離開村莊，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尋找工作，參與工人運動，經歷過各種監獄，參加了戰爭，再回到北方城市，但在1917年期間和之後疏散到了農村。他是一個無根漂泊的浪子——就像革命一樣，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

在許多方面，新布爾什維克比老布爾什維克更加唯命是從。這是由於他們缺乏教育所致。雖然他們能夠機械地背誦幾句馬克思主義口號，但他們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無法自主思考，也不能在抽象的政策問題上質疑党的領導人。許多工人在成人技術學校接受教育，或者像卡納奇科夫一樣，在夜校學習。他們本質上都是腳踏實地的人，滿懷一腔自強不息的壯志豪情。他們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關心現代化問題。他們試圖改變自己俄羅斯農民的落後過去，使社會更加合理和平等。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中沒有任何理論或抽象的東西：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黑白分明的教條，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解釋，說明他們在自己生活中遭遇的社會不公正，並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解決辦法。党的領導人是這門科學的權威，如果他們說農民在囤積糧食，或者說孟什維克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一定是事實。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基層成員願意聽從領導人的命令，即使他們看到結果會對自己的家鄉帶來巨大的災難。1920年秋天，當地布爾什維克在伏爾加地區強行徵購糧食——儘管那裡有即將發生饑荒的初步跡象——就是一個明顯而令人痛心的例子，說明這種冷酷無情、不容置疑的服從——布爾什維克稱之為“紀律”和“堅韌”——是如何戰勝個人良知的。一位好同志意味著堅決執行命令；滿足於把一切批判性思考都交給中央委員會。

然而，儘管在政治上俯首貼耳，但布爾什維克龐大的黨員隊伍絕不是那麼容易領導的。部分原因是腐敗的地方派系盤據省級黨委的問題。例如，在下諾夫哥羅德，一切都由布爾什維克官員組成的當地黑手黨與黑市商人聯合經營管理。他們無視莫斯科的命令，在幾個月內破壞了其代理人——年輕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的努力，他是由組織局派來實施控制的。但在某種程度上，整個黨的機構也發展成了一個委託人體制，許多國家一級的領導人在各省或國家的個別分支中各自培植自己的私人支援網路。盧納察爾斯基在啟蒙運動委員會中安插自己的朋友與同事。甚至列寧也把幾個蘇維埃委員會的職位給了他的老朋友和親戚。他在日內瓦時期的親密夥伴邦奇-布魯耶維奇和福蒂耶娃被任命為秘書；克魯普斯卡婭被任命為教育部副委員長；列寧的妹妹安娜·烏爾尼亞諾娃被安排負責兒童福利；而她的丈夫馬克·伊利紮洛夫被任命為鐵路人民委員。但就黨內所有支持者而言，史達林是迄今為止最有權勢的。通過掌控組織局，他越來越有能力將自己的支持者安排到許多省級高層職位上。所有這些安排的結果是把黨變成了數個鬆散的獨立王國，每個王國都按照自己的“家族”或幫派路線組織起來。因此，它很容易分裂成各個派系。

列寧未能理解自己政黨官僚主義問題的本質。他沒有看到布爾什維克官僚機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級，除了它聲稱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之外，它還有自己的特權利益。他用行政措施來應對官僚主義的氾濫，仿佛一些小小的技術調整就足以根除這個問題，可現在最需要的是對整個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事實證明，他的大多數手段都弄巧成拙。

首先，他試圖阻止腐敗的地方勢力的聚集，命令組織局定期將黨的領導幹部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然而，這只會加大領導人與基層之間的距離，從而削弱了前者的責任。這也強化了史達林作為組織局頭號人物的私人王國。

其次，列寧下令定期進行清洗，以清除那些隨著黨的發展而被吸納到黨內的不受歡迎的人。第一次清洗發生在1918年夏天：它將黨員人數從30萬減少到15萬。1919年春天，實施了第二次大清洗，使黨員人數減少了46%。而在1920年夏天，30%的黨員再次遭到清除。這些清洗大多以犧牲農民和非俄羅斯人為代價進行的，他們被認為是社會中最薄弱的環節。頻繁徵召黨員上前線也是清洗的一種手段，因為它促使那些不那麼忠誠的人撕毀自己的黨證。所有這些清洗行動的結果是破壞了基層黨員隊伍的穩定（到1922年，在1917年和1920年之間入黨的人中只有30%還留在黨內），這很難鼓勵人們忠誠。

最後，列寧下令定期檢查官僚機構。這讓人聯想到沙皇政權的不斷調整，果戈理曾在《欽差大臣》中對此進行過諷刺。為此，1920年2月，建立了一個名為拉布林的工農檢查院。它由史達林領導，將以前由不同機構執行的國家檢查和工人控制這兩項職能結合起來。列寧的想法是，通過工農檢查院對所有政府機構不斷進行審查，打擊官僚作風，提高工作效率。他認為憑藉這種方式可以使國家實現民主問責制。但結果卻恰恰相反。工農檢查院很快變成了一頭官僚怪獸（也是史達林不斷擴張權力的另一個基礎），到1920年底，估計有10萬名官員——其中大多數是白領——在其地方機構工作。工農檢查院非但沒有幫助削減官僚機構，反而增強了官僚機構。

“我怎麼活下去？——這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故事，”1919年2月，高爾基寫信給葉卡捷琳娜說。“如今只有政委們過著愉快的日子。他們盡可能多地從普通人那裡偷竊財富，以便為他們的情婦和非社會主義的奢侈品買單。”高爾基並非唯一一個對共產黨精英特權深惡痛絕的人。民間笑話和街頭塗鴉嘲笑布爾什維克才是真正的俄羅斯資產階級，而不是他們口誅筆伐的紙上資產階級。“所有的雞都去哪兒了？”，“為什麼沒有香腸？”——這個謎語有一百種變化，但答案總是一樣的：“共產黨人把它們吃光了。”“同志”這個詞曾經是集體自豪感的表達，現在變成了一種侮辱。一位彼得格勒婦女在電車上聽到這樣的稱呼時，回答說：“同志算什麼東西！帶著你的‘同志’去死吧！”面對群眾指責共產黨員是“老百姓的吸血鬼”的聲音，高級官員們灰頭土臉、焦頭爛額。工人們強烈譴責新的紅色權貴。彼爾姆的一項工廠決議要求“所有政委的皮夾克和帽子都應該用來給工人製作鞋子”。

布魯西洛夫一家有特殊的原因感到憤慨。他們被迫與某位政委——這位政委曾是一名士兵，將軍在前線救過他，使他免於死刑——以及他的女友和母親一起合住在他們莫斯科的小公寓裡。布魯西洛夫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情形：

此人粗鄙、傲慢，酗酒成性，渾身傷痕累累，現在當然是一個大人物，與列寧等人關係密切。現在我很想知道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救他的命！？在他來之前，我們的公寓一直很乾淨、很舒適，但此後卻因為酗酒、打架、偷竊和髒話而變得破壞不堪。他有時會離開幾天，然後帶著一袋袋的食物、酒和水果回來。我們快要餓死了，但他們卻有白麵、黃油和其他他們喜歡的東西。我們最反感他們囤積燃料。那是1920年的寒冬，我們客廳的牆壁上結著冰柱。爐子早就不生火了，我們凍得要命。但他們有一個大鐵爐子，以及他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燃料。

黨內也聽到了對布爾什維克高層的抱怨。基層黨員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領導層與老百姓的距離太遙遠了。其中許多批評意見是由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提出的，這兩個大派別在1920-1921年震撼了党的領導層。正如一位來自圖拉的老布爾什維克在1919年7月寫信給列寧所說：“我們已經把自己與群眾隔絕開來，難以吸引他們。党過去的同志精神已經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一人統治，在這種制度下，党的領導人決定一切。收受賄賂已成為普遍現象：沒有它，我們的共產主義同志根本無法生存。”次年5月，越飛寫信給托洛茨基，表達了對黨的墮落類似的擔憂：

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一個人的物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黨內的職位；你會同意這是一個危險的情況。例如，有人告訴我，在上次清洗之前，老布爾什維克很害怕被踢出去，主要是因為他們會失去居住在國家飯店的權利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特權。從前黨的精神已經消失，革命的無私精神和同志般的奉獻精神蕩然無存！今天的青年是在這種新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這就是讓人對我們的黨和革命最擔心的地方！

【1】從1918年到1922年，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禁令不時地被短暫解除。但即使在這些時期，布爾什維克仍然會迫害他們的積極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