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至上

即使生性怯弱的人，也不免崇尚勇武、颂扬战神。由此似乎能够确信：人类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诚然，无论古今中外都不乏明智的思想家，愤然指斥战争之非人道。但直至近代，那都仅仅是零星而微弱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湮没在鼓动战争的震天喧嚣中。尤其置身于某场群情激愤的“圣战”中，公然非战，简直是触犯众怒的背叛。那么日趋成熟的现代人，在非战与主战两者之间，该如何选择呢？

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当然，迄今也谈不上什么永久和平。可见，战争与非战的交替，必定是自古已然的常态，或许非战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在这种和战交替中，智慧的人类一定会从比较中作出判断：非战或许是一种更可心的状态。这样，非战思想就自然出现于人类的意识中。非战作为一种主张，古今中外都在流行，至少为人类的一部分所认可，且在其流行中发展为某种系统的理念、伦理与哲学，成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无论东方与西方，都对形成非战的理念作出了贡献，只是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罢了。

东方的非战

在殷商文化遗址中展现的累累白骨，表明了那个时代战争的频繁与残酷；这也得到了文献记载的印证。取代了商王朝的周王朝，在文化上未必有什么特别优势，但它毕竟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至少在西周时期战争记录较少。这种时代正好为非战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行为习惯与思考的时间。孔夫子出生晚了一些，无缘享受西周的太平，却有了机会对比春秋时代的诸侯混战与对以往和平的历史记忆。非战思想的明确表述，首先出现在孔子的言论及儒家经典中，是很自然的。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有力量，孔子从不忘记求助于周代先王，尤其是文王与周公，于是这些人就成了鼓吹和平的圣人，历代儒者都深信不疑。当然，实际上文王周公岂能真正是和平圣者？倘如此，他们也不可能颠覆殷商了。不过，这一点对于后人已不重要。

由孔子奠基的儒学，其基本思想被浓縮到几个字：仁、义、礼，其核心则是“仁”。在孔子的信徒中，主张仁最力者无疑是“亚圣”孟子。在孟子看来，在仁的概念中，非战是自然应有之义。在孟子的时代，实际促成非战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因此，孟子就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出入宫廷，到处鼓吹非战，其用力之勤、论辩之激烈，超过了孔夫子。至于其结果，与孔夫子不会有什么两样：诸侯们只能依据现实的理由来决定和与战，不可能唯儒者之言是听。孟子的郁郁不得志，可想而知。

其后两千余年中，孔孟之徒至少在思想上坚守着非战的理念。至于在现实政治中，儒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更小。在面临和战决策时，儒者可能在朝堂上引经据典，慷慨陈词，但他们的论据不过是书生空谈，就是对于文臣也未必有什么说服力。帝王们肯定更听得进较现实的理由。于是结果只能是，只要战争能经受住利益与风险的权衡，就不太可能由抽象的道义理由所制止。

非战并非儒者的独家主张，墨家甚至是更坚定的非战论者。而且，在非战的实际鼓动上，墨子之徒似乎也比孟子更有办法。墨家本来就是多才多艺的行动派。不妨对比一下儒墨两家的非战理念：儒家强调的非战理由是，依靠德治而不是武力，能更有效地治国平天下；而墨家则强调，人类应当遵循兼爱原则，只有非战——墨家称作非攻——才符合这一原则。可见，儒家的理念实质上还是功利的，而墨家的理念则符合现代的人道价值观。这就无怪乎，后者更加曲高和寡，其声音后来就彻底消失了。

西方的非战

在轻易地诉诸战争这一点上，东西方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对于西方的非战，同样不应有过高的期待。西方的历史，首先就是战争史，而不是和平史。例如，古希腊历史的主要篇章，就是两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古罗马史中的三次布匿战争，亦有类似的地位。欧洲从未实现大一统，在列国林立的状态下，列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常态，这种战争更难被一般的理由所制止。战争双方愈缺少密切关系，战争被制止的可能性就愈小。在波斯兵临城下时，谁能说服希腊人罢战？

这就不难理解，西方的非战思想，首先产生于有某种特殊联系的国家群。古希腊的诸城邦、中世纪和战相间的西欧诸国、文艺复兴前后的意大利诸城邦、近代欧洲的诸王国等等，就是这样的国家群。国家群内部固然冲突不断，但并不缺少某些一致的利益，在面临共同外部敌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国家群内部有实现某种和平的强烈意愿。例如，面临波斯威胁的希腊诸城邦、被匈奴人入侵的西欧诸邦国、组织十字军的基督教国家等等，就是如此。国家群的内部和平，起初只是一种不可预测的非常态；后来逐渐成为持续较久的常态，而且其局面由一定的和约保证。这类和约，正是后来有巨大意义的现代和约的雏形，支持这种和约的就是形成中的非战理念。

和约的出现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国家群内部对于和平的不约而同的要求甚至渴望；其二是文化传统中恪守规则的诚信与习惯。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和约的著名例子是，结束欧洲“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亚琛和约、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等等。利用和约保证和平，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的机制；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盟约概念。不过东西方还是有一些区别。首先，西方的和约机制，密切联系于自古罗马时代以来的法治传统，对于和约约束力的信念更加强烈。其次，西方的和约多半涉及一个多边体系，而中国通常只需要双边和约，也许先秦列国时代是例外。

和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一样，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与和约密切相关的西方非战理念，首先是由权利义务观念支撑的。这就决定了，人们之所以主张非战，首先是为了恪守和约义务，而不是对和约诸方人民的道义责任，更谈不上什么人类的普遍关怀。人们主张非战，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人的人道，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关注，谁也不愿意被人责为毁约之人。至少，早期的非战理念，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认知水平。实际上，许多现代人的非战观念，也不过如此；同情与关爱，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感情。

只有现代极具影响力的和平主义者，其非战理念才超出了尽义务的水平。今天，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者，甘冒风险，到任何战争的策源地去抗议。他们的理念是反对一切战争，认定战争不是一种应有的人类行为，只是不在乎同类相残的动物本能发泄，永远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不参加任何战争行动，应当成为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我不知道，这种极端的非战观点，是否有坚实的理性依据；也不能肯定，它在今天或者最近的将来是否具有现实性。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正是和平主义者的百折不挠的努力，大大地改变了现代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战争狂人受到愈来愈强烈的谴责。这当然受到欢呼；但岂能为好战者所容忍？已有一些政府将和平主义者列入邪恶势力了。

战争之恶

和平主义是否有理，关键在于战争是否是绝对的恶。

凡战必有恶，似乎尽人皆知，根本不需举证。但除非亲历战争之苦，对战争之恶多半谈不上什么真切感觉。对战争之恶的确认，对许多人来说，是认识与良知上的一场真正的洗礼，需要时间、体验的机会与真正的心智修炼。

让人们隔离于真实的战争之恶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战争通常被区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凡认定为正义的战争，就只能免谈其恶了。且不说这种区分是否客观准确；就是所谓正义战争，能否“免恶”，也是大可讨论的。破除这一误区的关键在于，彻底明确战争之恶与战争责任是不同的两件事。战争之恶只是有关战争后果的一个事实，它不涉及制造战争之恶者的责任。例如，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就是巨大的战争之恶，而原子弹的制造者与投掷者却未必应负责任。战争责任的界定，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不是此处的议题。至于战争之恶，则首先是一个物理事实，它涉及生命、财产等的损失。

引用世称的所谓正义战争事例，或许更能彰显战争之恶。

二战中，盟军对希特勒德国进行了持续4年的战略轰炸，在德控欧洲地区投弹270万吨，造成德国100余万人死亡，750万人无家可归。你不妨算算，这相当于丢下多少颗广岛原子弹？1943年七八月间，仅仅对汉堡的4次夜间轰炸，就炸死10万人，炸毁60%的建筑。

1945年3月9日，美军的334架B-29轰炸机，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了2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所产生的高温引燃了地面上的一切可燃物，甚至使中心区域的一段河水沸腾，造成10万人死亡，其中8万多人被烧死；1/4个东京被夷为平地，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此次轰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空袭。

1948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解放军对长春的国民党军实行了5个月的围困，完全切断了对长春的补给，让城内80万军民吃光了一切可入口的东西。为使围困达到最佳效果，林彪在其下达的《围困长春的办法》中明确指令：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出城市民必须予以阻拦。这样，大量饿毙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具体数字有多种说法，从10万到几十万不等。

凡此种种，只能说明：

即使是正义战争，也同样会造成恶，至多被看作某种必要的恶。

这些事实足以让人们厌恶并拒绝战争吗？不幸！结果很可能完全相反。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几乎本能地喜欢战争，赞美战争，从战争中得到快感与美感。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不会若无其事地读着战报中的平民伤亡数字；人们也不会那样狂热地欣赏战争题材的书籍、电影、戏剧、绘画了。这只是有关部门与广告商宣传的结果吗？但解释不了儿童何以偏爱战争玩具与战争游戏。因此可以说：

人类在本能上不可能是和平主义者。

非战至上

一方面是罄竹难书的战争之恶，另一方面却是对战争的歌颂与美化，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战争曾经制造那样多的灾难，已足够可悲；人们对于战争灾难漠然以对，或许更加可悲。还有谁会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之恶呢？这唯有使战争的风险更似利剑高悬。

此情此景，让我更感到非战之重要，更敬服非战论者高人一筹。

然而，不会有多少人相信，眼下非战有现实性。无论你如何强调战争有多恶、非战有多善，都不足以说服崇尚武力者放弃战争。你能说服乌克兰交战双方放弃战争吗？你能建议伊拉克政府放弃解放摩苏尔吗？你能阻挡阿富汗政府军清剿塔利班吗？你能说服中美两国不将核导弹指向对方吗？如果做不到这些，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没希望做到类似的事情，还谈什么非战！

确实，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指望立即实现非战。不过要紧的是，可以确信非战终将实现。而做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现在就要尽可能地达成共识：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选择非战是最有价值的，这意味着非战至上！

认定非战至上，基于多个不同的理由。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理由，非战可以避免战争之恶，让历代战争的牺牲者，在九泉之下补偿到一点安慰。

无论以上理由如何重要，它尚未超出现实的考虑，并不涉及精神层面。或许更重要的理由是，人类唯有在非战中，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不致堕落到不惜同类相残的牲口的境地、为了那点纷争而自相残杀。须知，这种丑陋荒诞的行为，即使在一些层级较低的动物社会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只有这种观念进入人心，人们对于战争才有发自内心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