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地違章工廠，長在台灣西部農地上

農地違章工廠，這個近一年多來台灣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政府該加強力道規範的課題。如果你有所困惑，農地違章工廠的定義，就是廠商違規跑到農地上興建廠房，並且沒有取得建照以及工廠登記證。

你或許認為這些違章工廠是貧窮的困苦老百姓在經營，但台灣的民間團體卻發現不乏上市上櫃的大廠商，到這些農地上違規興建，甚至不斷直接擴廠。

此時此刻的台灣農地，四處有不斷覆土並且興建建築物的現象，而更麻煩的是此時台灣的農地上至少有14,000公頃的違章工廠，不僅對農業經營產生衝擊、競合，更對於食材安全產生更大的隱憂。

你或許認為這是個早期錯誤發展的後遺症，但根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依稅籍資料的推估，自2001年以來，台灣農地上的違章工廠，數量從60,000家一路飆漲到130,000家，尤其在《工廠管理輔導法》的臨時工廠登記條文，違章工廠更能一躍成為「臨時」合法工廠，這竟成為一個現在進行式，我們如何正視當代台灣經濟發展的代價？

依據2011年製造業普查的資料，全台合法的工廠數量大略有78,000家，也就是違章工廠的數量竟接近合法工廠的兩倍。以下請容我嘗試以簡單的語言，來談論這個普遍「違規」現象。

台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多半著重於兩條路徑的觀察，一條路徑是透過上市集資、財務槓桿獲取資金，進而投資資本或技術密集的產業；另一條路徑則是仰賴外移，依循廉價勞動力來擴大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

但我們卻持續忽視政府在制度、行政治理上的盲點：追逐法規的漏洞、地方政府疏於執行，利用土地價格尋租，在台灣農村地區以低於台灣基本勞動條件的方式，進行一套「法規與政治」競逐的違章工廠遊戲。

2016年民進黨政府上任，隨即宣佈中台灣彰化鹿港的頂番婆地區要以「田園式生產聚落」，解決此地違章工廠問題，並於2018年說將採取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的方式解決。

事實上，這套遊戲早在1979年便已玩過一次了。台北市彼時擁有近3,000間違章工廠，台北市政府在當年度舉辦的違章工廠座談會上，約200家廠商向政府陳情，希望能在市郊開闢輕工業區以輔導廠商進駐，並放寬工廠登記的資格限制，3月1日台北市建設局就公告工廠放寬登記的資格與辦法，大約現有違章工廠的六分之一廠家符合資格。在台北市外的違章工廠合法化也逐漸開始，同年11月，經濟部工業局和台灣省市各相關單位會商後決定放寬違章工廠的登記限制，並積極鼓勵各工廠合法化。3月1日開始辦理違章工廠補登後，輔導約96間廠商登記。半年只處理不到百家的廠商，顯得政策成效不彰。

1985年經濟部再度公告受理七大類違章工廠登記，未見到相關成效的報載，到了1986年6月6日，經濟部工業局決定不再接受任何違章工廠的補登業務。

我們回顧這個近40年前的事件，後續政府開闢內湖輕工業區，卻少有違規工廠廠商進駐，而大量閒置，反而是遠雄建設公司蓋設廠辦大樓，並與進駐廠辦大樓的廠商成立「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最後更是成為「活化」產業用地新典範，再進一步變更為「科技園區」。

但這些原本在台北的違章工廠呢？他們並沒有進入內湖輕工業區，因為這個以市地重劃闢建而成的工業區價格，他們並無法進駐，於是隨著尋租理論的邏輯，在城市土地價格炒作的情況下，一家一家跑到農地，於是農地重劃的農地、臨近交流道的區域，更可見集體的違規現象，從台北市區到新北的新莊塭仔圳、樹林柑園、桃園龜山一帶的工業區，更是均以收攏大台北違章工廠名義而興建，可是新北、桃園的違章工廠佔地面積卻仍舊名列前茅。

問題的解答，或許可比對世界各國開始以空間計畫解決工業所產生的公害糾紛。普遍比對的結果，是同時採環境規範以及區位規劃達成，而產業發展脈絡相仿的日本，更是在1966年開始運作公害防止事業團，主要目的在協助以代工為主的中小企業，以貸款為主要的財務槓桿，讓廠商分為20年攤提工業團地以及環工設備，並對中小企業給予極低利貸款，而大型企業則是高利貸款。

在台灣，問題持續失控，2018年九月開始，各立法委員將繼續不斷延長違章工廠成為「臨時」合法工廠的時間，這將是「選舉優先」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