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讀書筆記之十四

文獻標題：第八編 清代之部

版本：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文字摘錄&讀書心得：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 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一、乾嘉之盛極轉衰

清康、雍、乾三朝，比較過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葉以後，清室即入衰運。

1、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勵精圖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寬仁。

2、因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此與前一事相因而至。滿族對中國戒備之心日懈，則其自身缺點劣性日露。乾隆晚年之和珅，為相二十年，所抄家產，珍珠手串二百餘，大珠大於御用冠頂。

3、漢人亦志節日衰，吏治日窳。

曾國藩：“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則在道光朝矣。

4、因戶口激增，民間經濟情形轉壞。

乾隆末葉，民變之事已數見不鮮。（張獻忠事件）

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中所描述的，即為“乾隆盛世”中的民間妖術事件。

他在第十章“主題和變奏”中寫到：“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帝國制度本身是否已達到了非使‘政治罪’成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在“普通民眾：權力的幻覺”一節中，他寫到：“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對大多數人來說，權力通常只是存在於幻覺之中；或者，當國家清剿異己時，他們便會抓住這偶爾出現的機會攫取這種自由漂浮的社會權力。冤冤相報仍然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1]

二、洪楊之亂（紅羊之亂）

（太平天國）前後倡亂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躪及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然而到底沒有成事。

     秦暉在《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一書的第七章《“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一文中寫到：“就太平天國的實踐來說，其經濟的保守和政治的專制都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這是因為是戰時狀態還可以不論，那麼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比歷史上以焚書坑儒鉗制言論著名的秦始皇還要專制得多。

她從金田起兵時就對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異端邪說”，包括中國傳統的儒家典籍實行封禁焚毀政策，一路焚書砸廟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後更實行了“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書籍對民眾進行灌輸宣傳，每年印行若干種，每種都附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把此前所出的書目全部開列，從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到庚申十年的 10 年間，按最後一本書所附的總目，“旨准頒行詔書”總共出了 29種。”[2]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 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建

二、晚清之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

一則清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裡真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法律史學者梁治平在《禮教與法律：法律移植時代的文化衝突》一書中以“清末禮法之爭”為核心，分析了其歷史與社會意義。

清末禮法之爭主要分兩派：

（1）禮教派：勞乃宣、陳寶琛等

（2）法理派：沈家本、董康、孟森等（主要為留日學生。孟森為《明史講義》作者）

他在書中寫到：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降中華帝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展現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進一步說，為承認而鬥爭的過程表面上看只是發生於國家之間，實際卻引起一個社會內部最根本最深刻的改變。因為，想要獲得“東西各國”承認的向外的努力，在這裡是以本國內部“法律承認”和“社會重視”系統的改變和價值共同體的再造為前提的，而這終將導致中國社會“文化上自我理解”（借用霍耐特的說法）的改變。這正是清末立憲和法律移植所具有的社會和文化意義。

這一涉及根本的改變，以及它所採取的形式，在當時並非此一社會內部各種因素長期醞釀生成的結果，而是由變革主體在壓力下由異文化的外部世界所輸入。因此，要求承認所獲得的，很可能不是主體自我認同的確立，而是其弱化、改變乃至喪失。

清末禮法之爭的根本是在主體的文化認同。雖然變法有必然之勢，但是因何而變，為誰而變，如何改變，尤其是，變而不失本我，這些問題卻沒有簡單、現成的答案。況且，所謂本我，其本身也是思考、爭論甚至改變的物件。處在變革的大時代，新舊交替，萬事更新，本我也須在一系列顛覆和重塑之後才能確立，但也因為如此，一個基於對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深刻理解的主體概念，才變得如此重要，不可缺少。” [3]

謹以此作為《國史大綱》讀書筆記之結語。

[1]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298-303.

[2] 秦暉.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134-135.

[3] 梁治平.禮教與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