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漫读（64）：降志与辱身 — 无可无不可，义之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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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第四）。

适：适合，适从；莫，不肯；比，亲近，靠近。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没有一定要适从的，也没有一定要拒绝的，朝着义去做就对了”。

孔子所谓天下，就是指天下世道，讲君子对于世道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世道不好，是出世还是入世？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孔子主张以义为衡量标准，儒家的“义”，就是“忠孝悌”等价值的总称。只要是符合义，都是君子所为。不一定要始终坚持某一种态度。入世与出世，为与不为都是可以根据情况而转变的。

《易经·系辞上》中记载了孔子一句话。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大意相近。

《论语》中孔子另一处语录，也可相互印证。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第十八)。

逸，散失。逸民指那些原先是贵族或当官的，但后来失去了贵族身份或官位而为民者。此段话中的七个人都是这样；中，符合；放，放弃；废，指废弃官位。权，权宜。

七个人中，伯夷、叔齐和柳下惠的事迹可考。而虞仲、夷逸、朱张、少连这四人不怎么清楚或无迹可考。孔子对这七个人都基本肯定，但又有所区分。七个人中，分三组三种情况。伯夷、叔齐这哥俩一组，本来两人也是一起行事。孔子认为他俩的境界最高，在礼乐崩坏的世道中，既不降低自己的志向和标准，也避免身受其辱。当然代价就是饿死。

最差的一组是柳下惠和少连，降志辱身。为了做事或当官，不得不委曲自己，放弃自己的一些原则，与体制妥协，但还不至于同流合污。但结果呢，也不尽意，得不到重用，还是被体制所排挤。“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微子第十八）。他在鲁国当典狱官，三次被罢免。当官又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排挤，就会受到羞辱。但这两人说话合乎伦理，慎思而行，中规中举，只做到了这样而已。但从另外的角度来来看，柳下惠忍辱负重，在有限的条件下力所能及做一些自认为是正确的事，对社会有益的事，未尚不是更高尚？

虞仲和夷逸这一组居中。朱张被落下了，按照前面七人的顺序，他要么属于虞仲和夷逸这一组，要么属于柳下惠和少连这一组。推断孔子认为虞仲和夷逸的境界低于伯夷叔齐，而高于柳下惠和少连。他俩的选择是“废中权，身中清，隐居放言”。顺序应该倒过来。辞去官职符合权宜，无官自然身清，然后隐居不再褒贬时政。推断孔子认为他俩是降志而不辱身。比较伯夷叔齐和虞仲夷逸，都是弃官而逸，区别在那里呢？区别在于伯夷叔齐仍然心忧天下，采薇而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而虞仲夷逸则不再问世事。所以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而虞仲夷逸则是降其志，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志向和责任，独善其身。但与柳下惠少连相比，可以避免被羞辱。

孔子最后归揽到自己身上，说这些人都挺好，云云。他们的行为都符合义。但我与他们都不同，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做的。就是这三种情况他都可能去做，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比如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后又被季氏冷落而离开鲁国，也算是降志辱身了。但孔子仍然孜孜以求游说列国，又算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第五）则算是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孔子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做不到。

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