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虛無、死之恐怖的時間意識起源

2022年4月1日，日本社會學泰斗見田宗介逝世。見田畢生建樹甚多，其中之一是將戰後日本社會以「感覺歷史」劃分為理想的時代、夢的時代與虛構時代三個時期，後來者無論是社會學家大澤真幸還是評論家宇野常寬等人，目前都仍在嘗試討論或修正見田的劃分。除此之外，見田還以筆名「真木悠介」出版一部重要論著《時間的比較社會學》（時間の比較社会学）。

在這部著作中，見田認為現代人活著很空虛但又害怕死亡的矛盾感覺，是源自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時間意識」的改變。這種時間意識並非自有永有，它有其起源。更重要的是，這無關時間的客觀性質，而是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結構」所造成。

現代的時間意識涉及兩個前提：時間會消滅一切和人生是短暫的。過去會被消滅，現在的自己亦將會被消滅。人總是跳出自身經驗，想像從「未來」的視角回望「現在」，並以這視角去決定「現在人生」的意義。然而從無限遠的未來看來，一切必將消逝殆盡。見田認為這是因為現代人將時間「空間化」，將空間的抽象概念「無限」應用在四維空間（時間）上。只不過，空間雖然無限，卻是可逆的，人在離開一個位置之後可以返回同一位置；時間則是不可逆的，人無法回到本來的時間點。不單如此，現代人更將時間流逝理解成「不可累積」（見田稱作「虛無化」），也就是會消滅一切。當有限的人生面對「抽象地無限」且「不可逆地朝向虛無」的時間，便形成「時間虛無主義」，怕死但又不知為何仍要活著。倘若不像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那樣設定出「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滅」這些永恆的主體的存在去確保「從未來決定的意義」，便無法將現代人從這種虛無感中解救出來。

見田指出，這種時間意識在原始社會並不存在。譬如班哲文．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指出北美洲原住民霍皮族（Hopi）因為語言上的差異，時間意識與標準歐語（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簡稱ＳＡＥ）完全不同，他們的時間並非「不可逆地朝向虛無」，昨天、今天和明天並非不同的日子，而是同一天在不停重覆。「過去」更只是和「現在」屬同一個日子的不同顯現方式，時間是會不斷累積，而非歸於虛無。艾德蒙．李區（Edmond Leach）稱這作「振動的時間」：對時間的知覺源自萬物在兩極之間搖擺，像是晝與夜、冬與夏、乾燥與洪水等。換句話說，原始社會的時間並不是一道不可逆的直線，而是事物對立屬性的反復。

見田再引用肯亞出身的哲學家約翰．姆比蒂（John Mbiti）在著作《非洲宗教與哲學》（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指出非洲人的時間意識並沒有「實質上的未來」這回事。美洲原住民用來描述時間的「Sasha」和「Zamani」其實並不等同ＳＡＥ的時態（tense），反倒接近體貌（aspect）或模式（mode）。「Zamani」是同時在表達過去、現在和未來，姆比蒂形容它是時間的墓地、終末，也是「萬物靜止的領域」，有如收納一切的倉庫，從前和之後的一切都將溶解在「時間的汪洋」中。因此，對非洲原住民來講，數理化的抽象未來（比如「兩年後」）並不存在，更別提「無限」遠的未來了。

那麼，人當初是怎麼從原本只有具體、生活化的時間，產生出抽象、數理化的時間？見田表示這跟古典經濟學想像貨幣（從以物換物到統一結算單位（註1））的起源十分相似。部分以畜牧業為主的原始社會以牛的生態變化（生育、搾乳、放牧、遷移等）作為共同體的時間標準，即所謂的「牛時鐘」，而古代日本也有「潮汐時鐘」、安達曼群島的安達曼人亦有「花時鐘」等。這些以動物、植物或環境為核心的生態時鐘只在該共同體內部適用，可是當出現跨共同體的活動譬如貿易來往，雙方需要一定的共時性時，便要有既非共同體Ａ的時鐘亦非共同體Ｂ的時鐘的第三種時鐘。當不同的生產集團關係越來越緊密且分工越趨複雜化，大家便漸漸放棄各自的具體時間，採用統一的抽象時間標準了。

從沃夫、姆比蒂和李區等人的研究可見，原始社會的時間意識並非「不可逆地朝向虛無」和「抽象地無限」，那現代社會的時間意識是如何獲得此兩種性質？見田表示這可以參考西方現代文明的兩大重要起源：古希臘文化（Acient Greek）與希伯來文化（Hebrew）。他引用信義宗神學家奧斯卡．庫爾曼（Oscar Cullmann）在著作《基督與時間》（Christ and Time: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onception of time and history），指出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period）的時間呈圓環狀，而原始基督宗教（希伯來人）的時間則是一條上昇的線。

基督宗教早期不曾將「時間」本身對象化，故沒有自己的時間哲學。基督宗教的線性時間觀純粹是為了區分「起始」（創世記）與「終結」（啟示錄），這是一種質性的時間而非量性，因此沒有無限與否的意識。見田表示《聖經》的〈以賽亞書〉與〈耶利米書〉等「後期猶太教」的章節都在強調不可逆的地前進直至「永遠」的時間觀。以賽亞的年代剛好就是耶路撒冷被毀滅、二萬名猶太人被俘送到巴比倫（Babylon）的「巴比倫之囚」時期，至於新約的〈啟示錄〉則是寫在公元一世紀左右，羅馬帝國指揮官提多再次摧毀耶路撒冷之後。他認為經歷苦難的猶太人渴望不用再有痛苦的幸福時代降臨，為了獲得忍受當前現實的希望而以「反現實」的不可逆的「真正末日論」作為信仰。

先前已有述，原始社會的時間意識是事物往兩極反復的「振動的時間」，那麼古希臘的時間意識是怎麼成為庫爾曼所指的圓環狀時間？圓環狀時間最早是哲學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在論及「無限」（阿派朗，Apeiron）的時候出現。阿那克西曼德認為事物的始基（或本原）阿派朗產生出世界的對立（如冷和熱），萬物都是從阿派朗產生，毀滅後也會回歸阿派朗。哲學家羅素（Russell）認為阿那克西曼德在用物質的循環去描述時間秩序。阿那克西曼德是米利都學派（Milesian school）始創者泰利斯（Thales）的弟子，而米利都當時屬於愛奧尼亞（Ionia）十二城邦的貿易地域的中心之一，更是貨幣的發祥地。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年代，雅典更正經歷政治家梭倫（Solon）的改革，出現了跨共同體、更普遍的公民社會制度。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學說及其他元素理論同樣是以抽象化的尺度處理「跨物質」的普通法則，正如一切事物和勞動力以貨幣價格進行統一量化。到了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學》（Physics），時間便正式成為用以比較物理運動前後狀態的量性概念。

綜合以上，見田認為原始社會的時間意識為「質性、可逆」、古希臘文化的時間意識為「量性、可逆」、希伯來文化的時間意識為「質性、不可逆」，而現代社會的時間意識為「量性、不可逆」。他將這四種時間意識的「理念型」（ideal type）以一個圖表作總結：

現代社會的直線、量性時間是統整所有共同體時間的媒介，它造成了兩種效果：時間的客體化，以及令更複雜的社會性協調變得可能，兩者都成了資本主義中勞動力（人力資源+勞動時間）與資本之間得以進行交換運算的前提，所謂「時間就是金錢」，正是指兩者之間存在方程式。時鐘更浸透生活每個角落，一切都被納入時程管理（scheduling）當中，時間儼然變成了不能浪費的資源，因為一過了便永遠無法取回。與此同時，這種客體化的時間也造成了「個人時間」的異化，造成無間斷的焦慮。從前尚且還有上帝和靈魂話等不滅的存在去安撫人心，可是如今它們也正逐漸喪失影響力。也許這就是獲得理性和統一的時間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註1：已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債的歷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裡面強烈批判這種深入民心的貨幣起源論，認為這相當於將一個受過高等教育且懂得基本算術的白人中產階級丟到原始社會的生產環境去設想他們當初是怎樣創造出貨幣，故它的論證過程是無效的，但這脫離本文討論範圍故不詳述。

（原刊於《Sample》第二十九期「時間電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