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和他的那个时代

近期热议的话题莫过于长者的去世。

长者是对江泽民的一种调侃，他还有另一个称呼，这可能是来自于他常年佩戴的那副黑框眼镜，大嘴和高腰裤的形象，营造了一种逗乐的两栖动物的萌相。

对比当下，长者的时代，无论是对社会的宽容度，还是当时在经济上的发展，制度的改革，都显得是那么的蒸蒸日上，那是一个向前进的年代，一个造富的年代。但长者本人来说，也是毁誉参半，而他的改革也同样如此。

多才多艺江泽民

其实，相对于胡锦涛的不苟言笑和习近平的一本正经，江泽民显得幽默风趣得多，也显得更有亲和力。同时，他恐怕也是其他几位中共领导人当中最为多才多艺的一位。他会五种语言，据说还粗通德语和日语。再加上粤语和上海话的话，应该有8种语言了。这让他在外访期间时不时飙几句英文甚至在哈弗大学演讲的时候全程使用英文，又在不同的场合唱几句京剧，这又显得他的幽默风趣和随和。

不单单如此，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艺也不少，会指挥乐队，会京剧，无论是美声还是通俗，他都唱得不错，唱得兴起的时候，还会跳一下交谊舞。另外就是他的书法，在我的印象中，他的题词，签名一度在多处出现。

网络上还出现了膜蛤文化，一时间出现了蛤乎，新蛤社这样以调侃他的网络次文化。从调侃到怀念，可以说是对当下这样的高压社会的一种释放，相对于习来说，江所在的时代无疑是中国最好的那一个十年。

江泽民的上任与改革

如果没有八九六四，就不会有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属于江泽民的13年。1989年江满63岁。在花旗银行董事、美国人库恩为他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江原准备65岁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做教授，而不走中国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协谋职位的传统路子。但是时代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四过后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选中，成为接替被贬黜的赵紫阳的接班人。

对一个毫无“野心”，在高层也没有政治班底的人来说，这真是既喜且惊——其时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会认为，他不过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用江后来的话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是这一“过渡”，就让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后，他又继续留任三年军委主席、行使“监国之责”，因此实际掌控权力的时间长达16年。

江的主席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89-1994）受制于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个小媳妇般的听话角色；后一阶段（1994-2002）他才等来独立决策的机会，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变，也主要发生在后半阶段。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江泽民，有一点应该承认，他主政的这10多年，将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库恩语）。他推行了经济和国企改革，在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WTO，为中国锁定了开放之路；他又允许资本家入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了党内民主的一定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

1、分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分水岭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莫过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而在此之前，一直实行的是80年代以来的大包干制度。所谓大包干制度，是指在财政收入划分方面，除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收入和关税收入划归中央财政外，其余收入均作为地方财政收入；在执行中，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或财政支出结余，全部留归地方使用。

大包干的财政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且由于包干基数是按照80年代初期的数据核定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缴中央的数额偏低，而传统强省（市）则相对较高。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缴中央的数额为120亿元，而广东省则为10亿元。这种苦乐不均的结果，则造成了各自为政，“诸侯经济”泛滥的混乱局面。并且，也让中央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的窘境，被讥为“讨饭财政”。

有鑒于此，时任主管经济的国家副总理朱镕基提出了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源穩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75:25的比例分成。

这个方案在当初很难获得各省的支持，彼时的朱镕基往返于各省做说服工作，最后商定，地方上可以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划归与地方政府，这也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

2、贪腐下的国企改革

那段时期很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国企改革，这也是一项重大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一直以来，国企都是国家的“亲儿子”，不允许倒闭，不允许被并购。但在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级题转换经营管制条例》，赋予了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这也是让国企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第一次试水。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到了1995年，“亲儿子”们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十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时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镕基认定无法再照顾这些“亲儿子”，必须有所放弃，于是在1995年提出了国企改革计划，而其中心思想就是“抓大放小”。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实业——金融”混业经营的模式使之迅速壮大。

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支柱产业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

这样的改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充满争议的。彼时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毕竟“亲儿子”的职工们的一家老小从生到死吃喝拉撒乃至于教育和医疗都是由国企一手包办并且还要终身雇佣，并且职工们的岗位还可以传宗接代。可市场就那么大，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为了升官，就盲目批项目，扩大产能，致使供给严重大于需求。这就导致国企资不抵债，而支付给职工的高福利又不能减少，这无形之中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国企原来是靠财政拨款，1983年改为从银行贷款，由于经营不善，贷款不断攀升，还本付息能力差。

一些企业主管适应了拨款的日子，根本就没有还钱的打算。这又导致了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长此以往则会引发经济危机。一边是亏损，一边是冗员和高福利，现在要市场化经营，那除了裁员，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又了下岗潮。

改革的负面影响遠不止于此，这些数量众多的国企成了大大小小权贵的蛋糕，改革实际成了切割国企蛋糕的盛宴。

90年代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改革推进的速度很快，称得上是狂飙突进，这确实是改革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改革显示出的残酷与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权贵阶层瞄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80年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改革刚启动不久，尚未大规模铺开；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国企纷纷在市场化的名义下改制，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和信息的优势全面介入这一进程，以各自的主管领域“抢滩占地”，成为权贵们自己的“领地”。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

改革的另一项争议，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国进民退”，所谓“国进民退”，是指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金融，重化工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在此期间，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重组，从而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毫无疑问，这些也正是权贵们的那些“领地”，也让市场形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民营企业再也无法进入寡头经营的行业，哪怕政策并没有禁止，但犹如一道玻璃门，政策在这方面加以更严格的限制，导致民企无法跨越这道鸿沟。

造富的时代

江泽民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富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企业家在这个时代开始浮沉。

比如有着传奇人生的褚时健。

褚时健出生在1928年，年少时曾当过兵，1949年以后转业在政府机关任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由于反右不利，他在次年被打为右派。派往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接受改造。

1963年，他被任命为曼蚌糖厂副厂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他经营管理的天赋，也在这里得到了展现。

曼蚌糖厂是一家连年亏损的企业，厂长更是如走马灯似的换，但依然改变不了工厂的局面。而褚时健担任副厂长一年后， 在1963—1964年财年，糖厂传出爆炸性好消息：当年纯利润是8万元。这也实现了糖厂扭亏为盈的局面。次年，纯利润到了20万元，第三年的数字是30万。由于糖厂年年盈利，职工的生活福利也变得越来越好。

1966年，文革爆发，但因为生产抓得稳定，职工生活又滋润得超出想象，褚时健在“文革”那样斗争激烈的年代竟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多年以后，褚时健回忆当时的时光： “不是我和造反派们关系搞得有多好，而是我和他们都很有距离，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工厂生产。”

时间转眼到了1979年，褚时健调任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这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固定资产1065.65万元，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1979年，褚时健调任此处担任厂长，他狠抓质量和营销，创出“红塔山”、“阿诗玛”等品牌，他还大量收购优质烟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亩。到80年代中期，玉溪厂已颇有名气，每年可上缴利税5亿元。

玉溪厂快速发展的时间是从1988年开始的。之前，中国所有的烟草价格都是计划控制的。这年7月，国家宣布对13种名烟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3种名烟中，9种产自云南，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就争取到了4种。这一年，在全国上缴利税最多的前10家企业中，云南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经济效益跃居全国轻工行业之首。为了突破国家对烟厂的产量指标控制，他绕开有关政策，通过并购云南及其他省份小烟厂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产能。这是一条“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让国家对烟草生产总量的限制形同虚设。到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它的名字也由玉溪改成云南红塔。这是红塔最辉煌的年代，也是褚时健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但是，有高峰就有低谷。1996年年底，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匿名举报，遂对褚时健展开调查。12月28日，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前后，他被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植甜橙。他出狱的时候，正是电子商务的草创年代，马云刚刚和10个员工在他在杭州的公寓里创建了阿里巴巴，京东还是中关村电脑城里的一个店铺，而褚时健也在哀牢山上默默地耕耘。2012年，电商已经开始做大，2012年11月，褚橙也开始通过电商开始售卖，由于品质优良，常被销售一空，抢购热度堪比当年的红塔山香烟。褚时健由烟王变为“橙王”，这时他已经85岁。

在成为“橙王”的褚时健，在2018年成立了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90岁高龄的褚时健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次年，他在玉溪去世，享年91岁。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1、接入互联网的时刻

1987年9月14日，一封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越过长城，我们可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第一封电子邮件经由计算机互连，从中国送入国际科学网络。这是中国接入互联网的开始。

这一年，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还在北大上学，而另一位创始人姜丰年则刚刚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毕业。张朝阳则刚刚赴美留学；李彦宏还在北大读大一；丁磊、马化腾和张一鸣还都是高中生。至于马云，两次落榜的他，还在杭州外语学院读大专。

也只有柳传志，他在3年前创立了联想的前身：北京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而在南方的深圳，任正非也刚刚创立了华为。

这些人都是未来在IT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这个时候，还处于萌动期。

刚刚接入互联的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互联网的使用者一直都是科研人员在使用，而到了1994年，已经有2000人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学者。但变革来得很快，当年4月，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连接，次年，亚信科技，这是中国第一家提供商业网络的企业，随之而来的是电脑的普及率飞速上升，成为不少人家里的一个新电器。

1994年也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元年。

在亚信成立的同一年，留学归国的张朝阳，揣着美国的风险投资创立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是搜狐的前身；随后到了1998年，搜狐正式诞生。也是在1997-1998年，网易，新浪相继创立，由此三大门户网站已经齐备。还是在1998年，未来的网络社交巨头腾讯诞生。还是在亚信成立的当年，水木清华BBS在清华大学成立，是清华大学的官方BBS，也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早的网络论坛。除此之外，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碧海银沙聊天室。

QQ，碧海银沙聊天室，门户网站，MSN，BBS，这些新鲜事物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你是GG还是MM?”“我今天遇到一个恐龙。”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也成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还有台湾作家蔡智恒（痞子蔡）的一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热销一时。网民们自称为新新人类，他们的生活被互联网完全改变，地球村的梦想似乎就要因网络而成为现实。在那种欢腾劲底下，新新人类带来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世界观，以及一种新的语言。

带来改变的还有娱乐方式，有一款叫联众游戏的软件，将各类棋牌游戏搬上了网络，下棋，打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时空和地域。

还有一家成立于上海的盛大娱乐，将大型游戏也搬上了网络。盛大将一款名为传奇的韩国游戏引进到中国，引发了游戏业的一场革命。相比单机游戏，游戏多了社交的功能，除了聊天，还能组队完成任务，这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得更为紧密。挖到第一桶金的盛大游戏的创始人陈天桥彼时意气分发，要让盛大成为中国的迪斯尼。当然，盛大并没有成为迪斯尼，而是一个网络游戏巨头。

2、影响深遠的国家网络防火墙

当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时候，当时的执政者邓小平并可能没有想过互联网给世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如前所述，中国的互联网在1995年以前，使用者大多是科研人员，直到1995年第一个商业运营商亚信的出现。BBS，网络聊天室，QQ和MSN这类即时通讯软件，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方式。后来的Web2.0时代引入的新浪博客和QQ空间，让个人表达转换了另一种形式，表达形式的多元化，意味着信息的多元化，特别是韩寒这样的知名写手，据第一财经在2010年的统计，韩寒个人博客的累计访问量达到3.46亿，253篇文章平均每篇点击量逾136万，这是一个足以让当权者感到恐惧的数字。

共产党一直都有控制舆论的惯例，在互联网之前，审查人员会审查进口中国的書報雜誌以及电影。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有了门户网站，有了可以与外国直接通联的互联网，一切变得难以控制。也让共产党感到恐惧，他们害怕人们学会思考，他们更害怕会因此失去政权，虽然他们早已制定了法律，但这些法律在互联网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于是监控延生到互联网。

江泽民认为这一套互联网审查监控系统非常有必要，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中提及：万事都有好坏两面，互联网可以让人们轻易就能沟通，并且分享科学课科技的进步，专业的知识和信息，只是有些不健康的事物害了好的那一面。在2001年，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也提及：互联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不过，信息网络化发展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尤其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可能会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危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审查人员的权力开始大幅扩张。

但国家防火墙（下称GFW）在制度上的建立，是在1996年李鹏签署的第195号国务院令，这一行政命令提及国家对互联网及其发展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次年，公安部颁布的一系列规章，则将这些管控具体化，同时，代号为“金盾工程”的“全国公安信息化工程”开始实施。

金盾工程是足以媲美三峡大坝之类的雄伟工程；其意图是将中国的互联网，转变成一个史上最大的监控网络——有个拥有每位中国人的纪录、一大群审查员和网络警察的资料库，以及追踪与控制整个网络中传输资讯片段的追踪系统。其最突出的部分，是设立敏感词过滤系统，通过敏感词的触发频率来对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冻结、封锁等处理。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敏感词也越来越多，但对普通用户来说，却不知道是否会触发敏感词，于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双关语开始在网络上出现，比如“政府”被称为zf；习近平被称为“包子”，新疆被称为XJ等等。

除此之外，这套系统之下，还豢养了一群被戏称为“五毛党”的网评员，他们不断发表美化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言论，而对不同意见进行灌水甚至刷屏，以求达到“和谐”的网络环境。每当出现对政府不利的事件的讨论时，他们就会为政府辩护，甚至以官方口吻指责有不同意见者闹事。

GFW存在于中国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国家级的路由器和交换机之外，各大消费层级的运营商（ISP）也都设有GFW。当用户尝试上网的时候，运营商会查封被禁的URL和内容类型的清单，如果内容没有被禁，就会将请求转给某个互联网的存取点（IAP），IAP负责将流量转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服务器，数据包就是在这一阶段被盘查：搜索关键字和可以的标注；当目标服务器将数据资料返回给用户时，会再被盘查一次，清除重重障碍之后，浏览器才能打开网页。

所谓墙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有墙，就有翻墙，这种攻防战至今仍然持续着。早期的翻墙，只要通过修改host文件就可以实现，但后来被墙发现之后，就开始进行关键字过滤，一旦触发关键字则直接断网。但这种殺敵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多少有些不人性化，于是GFW开始直接切断国外IP的链接，这样一来修改host文件就不管用了。于是，大名鼎鼎的VPN应运而生。

VPN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翻墙，它的目的是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所以必须要有数据传输的隐秘性和匿名性。正因为VPN具有匿名性的特点，才让VPN有了翻墙的可能。但GFW也会进化，VPN的弱点也逐步显现，因为它的IP地址是固定的，所以GFW只要封锁VPN的IP地址，那么VPN就无效了。这时候，一个专门为翻墙的软件：ShadowSocks（简称SS）以及它的变种ShadowSocksR（SSR）横空出世。很长一段时间，GFW对这一技术束手无策。这很大原因在于SS和SSR是开源的，这使得SS和SSR的迭代速度非常快，乃至于在一段时间内遠超于GFW的更新速度。

那么，既然在技术上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从制度上解决。很快，警察找到了SS的作者，要求他删除在GitHub上的代码，作者只有屈服。但即便如此，SS的各种衍生物依然在飞速迭代中，这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这是一场攻防战，只要墙一天没倒，就永遠会有提供翻墙技术的人为更多有翻墙需求的人提供这类服务。

法轮功的前前后后

说到法轮功，就不得不提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早年生活不为人所知，根据"Falun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一书的描述：李洪志原名李来，1952年7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他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自幼父母离异。1955年，他随母搬到长春，李在初中时适逢文革，故不得不中断学业，故不得不在一个军马场工作，这是1970年。离开后，转而在省林业公安宣传部附属乐队当小号手。1978年剧团解散，他转而在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在这期间，他结了婚，有一个女儿。

中国在80年代曾掀起一股气功热，李洪志也参与了修炼，至1992年创立了法轮功。对于气功，当时的政府是予以支持的，1985年还成立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下称气功科研会），由张振寰将军担任会长，而李洪志的法轮功曾经是其中的会员，得到了研究会的赞助。也正因如此，他的法轮功在短短两年内迅速扩张。到1995年，法轮功已经从一个地方性气功团体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气功组织，修炼人数也已破千万。

1994年，张振寰将军去世，法轮功顿失依靠。于是在1995年，法轮功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政府为了加强对法轮功的控制，国家体委，公共健康部，气功科研会一起拜访李洪志，要求联合成立法轮功协会，被李洪志拒绝；同年，气功科研会通过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的气功分会建立党支部，李洪志再次拒绝。到1996年，李洪志和气功科研会的关系持续恶化，直接退出了气功科研会，开始独立运作。到1997年，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下令公安部对法轮功进行内部调查，但没有抓到实质性证据；1998年，罗干再次下令向公安系统发布调查法轮功的命令，也就是这年，李洪志获得了美国绿卡，选择在美国定居。

在这期间，政府高层的意见尚未统一，比如北京电视台曾经做了一期批判法轮功的节目，没几天后又被下架，然后又做了一期赞同法轮功的节目。但在1999年4月，让高层统一了思想。当时，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在《天津科技》上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于是数百名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杂志社请愿，要求撤稿，结果有45人被捕；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请愿，于是在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门前就出现了成千上万在静静打坐和看书的人，这时距离六四已经过了十年，这是十年里的第一次又如此大规模的抗议行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化，时任总理朱镕基紧急会见法轮功代表，同意妥善处理天津公安局抓捕法轮功学员一案，释放被捕的40名学员，并且保证政府支持群众健身运动，未将法轮功视为反政府组织。

这次示威中，法轮功一再强调自己既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组织，他们的集会也是非政治性的。但也就是这次集会，可以说惊到了高层：在他们的眼皮之下，竟然可以在瞬间组织起这么庞大的力量，并且对人员的把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就更加让高层统一了意见：必须取缔法轮功，于是就有了7月开始的针对法轮功的大抓捕行动。

法轮功得以迅速扩张，又迅速衰落。也和当时的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潮有关。由于下岗潮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对政府来说是非常不穩定的因素，宗教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安慰剂来维穩。而共产党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大张旗鼓地支持宗教又说不过去，于是气功这个擦边球就得以应运而生。从经济角度去看可以知道，在1992年经济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增速开始放缓，下岗潮也是在1994年开始出现，直到1999年消化了这批下岗人口，这个时间刚好和法轮功的发展时间相吻合。

对法轮功的大抓捕，对于当时的高层来说，显然是一个污点，但从中国政府的逻辑去看，又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法轮功显然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这一点是决不允许的。但法轮功就此歇菜了吗？并没有，李洪志在1998年就已经去了美国定居，大抓捕过后，一部分法轮功学员潜藏在国内，更多的是前往海外发展，这也催生出了一批如高智晟、王全璋等人权律师，后来的709案，也是针对这批律师的一次大抓捕，当然，这些都是另一个故事了。

曾经辉煌的国足

另外就不得不提国足了。现在说国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看现在的亚洲球队，无论是日韩，澳洲，还是诸多西亚球队，都足以和传统的欧洲强队一争高下了，日本更是在点球大战中差点进入世界杯八强名单。而国足呢？可以输香港，可以输印尼，可以输马来西亚，甚至还可以输越南，没有哪支球队国足不敢输的。

但在江时代，国足可是一直以打进世界杯为目标的。

当时的国足，输日本还说得过去，输韩国就不乐意了，当时还流行一个词叫“恐韩症”，意思是说国足逢韩必输。可见那个时候的中国球迷对中国输给韩国并不买账，即便是输给韩国，也能坐上亚洲第三的位置。而且，当时也有李金羽，李铁这样的健力宝一代；也有郝海东，范志毅这样的主力；有郑智这样新一代的新星；还有杨晨，孙继海这样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旅欧球员，算是开风气之先。我自1997年开始看国足，从戚务生到霍顿再到米卢，每每为国足无法冲进世界杯而叹息，但也是在2001年，国足终于打进世界杯，算是圆了国足冲进世界杯的梦想。可惜的是，国足在世界杯当中三战皆负且无一进球，让国人大失所望。随后的国足，却急转直下，老一辈球员纷纷退役，新一代球员却难以为继，逐渐沦为亚洲三流球队。

冲突摩擦中的中美关系

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一度变得紧张。布什政府宣布对华五项制裁措施，中美两国关系跌入建交以来最低潮。但中苏关系发展对美所形成的牵制和美国在解决海湾危机、实现柬埔寨和平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使布什政府又开始对华交往和接触并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在上任之初经历一系列摩擦之后，中美关系趋于缓和。

在整个克林顿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比如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2000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但总的来说，美国还是希望通过与中国接触，给予中国更多的经济增长，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来带动中产阶级崛起，从而令中国重新进入政治改革的步伐。而中国也借此机会完成了经济的腾飞。

从当下来看，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显然是错误的，但在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还是抱有这样良好的愿望，除了给予中国长年的最惠国待遇之外，也在2001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和国足闯进世界杯一样，成为2001年的两大盛事。

中国入世后这20多年里，不少中国企业诸如京东，阿里，两桶油，拼多多，搜狐，百度都一一赴美上市，出国在这20年也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个人也可以购买汽车，路上可以跑着各种挂有外国汽车品牌标志的汽车，这些汽车的生产或为合资公司，或为外国独资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入世之后给中国人所带来的便利。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入世的时候是许下了诸多承诺的，这些承诺包括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电信业，金融业，旅游业，去除非关税壁垒，施行关税减让政策，取消信息技术产品关税，中国入世三年后，所有境内企业都将获得贸易权，入世三年后再无特许经营限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论，这些承诺有的已经完成，但更多的承诺尚未兑现，这也是当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也有一些裂痕，比如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南海撞机事件，都一度让中美之间出现过裂痕，但在当时，江泽民贯彻好了邓小平的遗嘱：

1、不要做小国家的头领，这样会损耗国库。

2、不要和美国起冲突，这样会对我们不利。

这就是当时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对比现在的战狼外交，高下立见。

新闻监督的黄金年代

当然，在江泽民时代，功与过并行。在他以及之后的胡锦涛时代，是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时期，在他的任期上，有《南方周末》，有《南方都市报》，有《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的媒体出现，这些媒体在现在合称为“南方系”，在当时是一系列呼吁政治改革的媒体；在电视上也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记忆中，当时的《焦点访谈》是受到极高的关注度的，一旦有这样的报道出现，当地官员总要在事后处理，之后节目组还要进行回访，看相应的事件是否得到了解决。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一下，根据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他的YouTube节目中提及，《焦点访谈》曾经在一期节目中讲过云南省一个镇长逼死了一个餐厅老板的事，事后云南省委书记被江泽民打电话要求马上来一趟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是挨骂的。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空间有多宽松。也正是如此，才有2010年的微博出现，当时的微博是真的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而不是现在的那种民族主义论调泛滥的场地。

江泽民的时代

江泽民的时代，是一个造富的时代，万达的王健林，三度创业的褚时健，地产大亨王石，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靠洗脑广告又转而给网络游戏领域带来革新的史玉柱。还有诸多互联网的巨头，还有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崛起。

江泽民的时代，也是互联网业野蛮生长的年代，中国接入互联网，造就了诸多如腾讯，新浪，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在此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江泽民时代，也是一个贪腐横行的时代，在他之前的80年代，已经有一些红色贵族通过价格双轨制而发家致富，这也是六四运动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江泽民时代初期，价格双轨制依然盛行，更多的人依靠这一制度发家致富，其后的国企改革，权贵们通过国企并购，市场化改革等方式，独享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果实，让贪腐横行无忌。而GFW的建立和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是他的污点。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风气开放的时代，舆论监督，第四权，在他的时代得到肯定，从而诞生出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媒体。也奠定了后来的十年那媒体舆论的繁荣。

在江泽民时代，入世是不得不提的事，正因为入世，才为后来胡锦涛时代那经济蓬勃发展的十年奠定了基调。

回首过去，对比当下这样处处可见的小粉红，对比当下处处可见的激进民族主义言论，对比三年来的经济停滞和动态清零，对比当下连点赞都可能犯罪，那个时代显然充满了生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