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蘭千山館」以前：臺灣美術視野下的林柏壽與板橋林家

今年十月，國立故宮博物院傳出重要寄存品「蘭千山館」文物不再續約，歸還板橋林家之傳聞。這批文物原屬於板橋林家林柏壽（1895-1986）所有，為其戰後1969年寄存故宮，計書法107件、繪畫133件、古硯109件，並於1969年7月在外雙溪故宮展出。這些文物不乏名品，其中又以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卷〉、懷素〈小草千字文〉最為聞名，站在中國美術史的視角，其品質與故宮流傳有序的收藏媲美。

也許今日故宮文物的「中國屬性」，往往難容於部分激進的臺派人士，社群媒體上可見將文物歸還對岸中國的議論。但所謂文物的「國籍」，其實是近代民族國家誕生後才出現的概念。且故宮文物的所有權問題，與聯合國《1970公約》涉及的文化財產掠奪、歸還議題無涉（如英國大英博物館與埃及、希臘之間的關係）。

我們除了必須正視故宮文物播遷來臺後，成為臺灣文化一部分的歷史意義。也必須理解，板橋林家林柏壽的集藏，背後反映臺灣仕紳參與二十世紀東亞文物的流動過程，其複雜與多元的面向，絕非如今「中國」、「臺灣」政治光譜的簡單二元問題。

雖說如此，這篇文章並不打算梳理蘭千山館收藏的歸屬，或是其精彩之處，這些訊息已有專精的學者在網路上發表文章。再怎麼說五丁目都是以臺灣美術起家的粉專，本文將以「日治時期的臺灣仕紳－板橋林家的林柏壽」為中心，略述其與臺灣美術間的關聯，包含他作為當時藝術贊助者的角色，或是與當時在臺日籍收藏家間的往來等，如此一來，或能將他的收藏與同時代的臺灣美術史加以連結，也希望更多民眾投入關心此議題。

首先我想通過1929年出版的《臺灣人物評》，作為介紹林柏壽這位人物的開頭，並強調他做為日治時期臺灣仕紳的身分。在該書林柏壽的段落，可以看到隔壁正好是剛入選帝展的臺灣油畫家陳植棋，也就是說，這位中國書畫的收藏家，與我們所知的臺灣前輩藝術家是同一時代、同一生活空間的人物。

1895年出生的林柏壽，年紀與倪蔣懷、陳澄波等畫家相近，屬於同時代的新知識分子。林柏壽於1920年代渡歐，留學倫敦大學經濟學院（UoL），陳植棋、陳澄波等人則在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求學，林柏壽的姪子林克恭，也在差不多時間就讀劍橋大學法律經濟系、聖約翰伍德數學校、倫敦大學斯萊德美術學院（The Slade），成為臺人畫家少數有留英經歷者。

返臺後，林柏壽出任臺灣商工銀行職務。包含林柏壽在內，板橋林家有幾位涉入當時臺灣美術贊助活動的人物：如林熊徵曾與黃純青、顏國年等仕紳組織黃土水後援會，黃土水曾為其製作胸像。林熊光則是以傳統書畫收藏聞名，1929年南畫家野澤如洋來臺，於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辦個展，林熊光亦為其組織後援會。

林柏壽本人則贊助過「臺展三少年」郭雪湖，向其訂購畫作，讓這位當時初出茅廬的年輕畫家，得以依靠自身專業過活。另外，雖然未見林柏壽對黃土水的贊助資料，但當1931年黃土水追悼會時，林熊光、林柏壽等都有到場，由此可見板橋林家對當時臺灣美術的關心。

另一方面，板橋林家在日治時期也以藝術收藏聞名，其中以林熊光、林宗毅與林柏壽的收藏最為重要。林熊光著重發揚家族自清代累積的書畫、收藏，並與當時在臺書畫藏家如尾崎秀真、魏清德等人合作，通過媒體、展覽等形式，建立起清代臺灣書畫發展的論述。

而年輕世代的林宗毅，則重視中國明清兩代的書畫，指出相較於宋元，明清書畫大多評價不高，但他相信日後必能廣受認定。戰後，林宗毅以林園「定靜堂」為收藏印，先後將收藏捐獻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東京國立博物館與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等處。其中臺北故宮藏周凱《青鐙課讀圖》，過往研究指出此乃繼承自戰前尾崎秀真之收藏，該圖收錄於《臺灣美術兩百年》書中。

林柏壽的收藏在時代上與林宗毅相近。1931年，位於臺北車站對面的臺灣鐵道飯店（今址新光摩天大樓）舉辦「和漢名人墨跡展」，與該年臺灣美術展覽會展期重疊。出品藏家包含林柏壽、林熊光、魏清德、尾崎秀真、石原西涯等人。當時的報導尤其指出，林柏壽藏品大多以明清大家逸品為主，是為展場焦點。

1935年，逢日本殖民臺灣四十周年，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紀念博覽會，板橋林家亦為之響應，以林本源園邸為展場，由林柏壽統籌「板橋鄉土館」，展出當地物產以及林家收藏之書畫、器物等。

初步比對，當時展覽目錄中，確實與蘭千山館收藏存有重疊之處，如金農《菖蒲》、八大山人《墨荷（荷花）》、羅聘《佛像軸》等。除此之外，也有軸、幅裝裱形式不同但相同名稱的作品，如翁同龢《臨文徵明山水》、王原祁《倣大癡山水》、傅山《草書詩》等。

若其中有蘭千山館寄贈故宮的書畫，那無疑是日治時期臺灣書畫收藏、展示活動的重要例證，也能更具體凸顯故宮遷臺後的文物流轉由緒，構築以臺灣為時、空間主體的美術收藏史。

綜觀來看，以林柏壽、林熊徵為首的板橋林家成員，的確曾以贊助人的身分參與日治時期臺灣現代美術的發展，並熱心於將家族書畫收藏，以近代展覽形式向臺灣民眾公開。雖說其中或有應殖民政府文化鼓勵政策及要求的可能，但考慮到林家從清代建立的書畫收藏事業，更可視為林家第五代、第六代成員對家族傳統的延續。

而他們為豐富臺灣藝術景觀所付出的心力，如今似乎因文物背後的政治、國籍屬性而被輕視。不僅臺北故宮因此輕失蘭千山館文物，許多年輕世代的臺灣民眾也對故宮文物欠缺關心，背後多少與統獨議題有關。

回首2021年「文協百年」，當國立臺灣美術館「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與北師美術館「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等涉及臺灣仕紳藝術收藏的展覽，獲得成功與媒體關注，我們也應該關注蘭千山館在臺灣美術史中的位置，因為兩者實為相互交織，而非涇渭分明，不是嗎？

參考資料：

1. 〈如洋畫伯個人展　二、三の兩日を期し　博物館に於て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9-03-01（夕刊版2）。
2. 〈逸品ぞろひ　和漢名人墨跡展〉，《臺灣日日新報》，1931-11-01（版7）。
3.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1939。
4.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5. 林柏亭，〈板橋林氏家族的書畫收藏〉，《故宮文物月刊》第232期，2002-07，頁4-21。
6.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12，頁111-139。
7. 謝里法，〈四十歲以前的郭雪湖—新美術運動裡的「台灣畫派」〉，《雄獅美術》第102期，1979-08，頁6-38。
8. 張育華，《黃土水藝術成就之養成與社會支援網絡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