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既不安全，也不有利的生活

我们政治少数人群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呢？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称呼是“反贼”，大概很多人也不介意以此自称。可是言语有着塑造思维的力量，所以我向来拒绝用“反贼”这个称呼矮化自己。

当你接受这个自称的时候，你就等于至少在潜意识里承认了两件事：你反对的那股力量、那个结构、那些群体不是反派势力，而是拥有主宰你的合法性的真命天子；你想要得到的一切——无论是自由、不被封控禁言，还是看电影玩游戏——并不是属于你的正当权利，而是从他们那里窃取来的赃物。所以，不要叫自己反贼，不要在自己的心里合法化他们，非法化自己，因为这不是事实。

我使用政治少数人群这个词，因为我们跟性少数人群一样，基本都会在对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倾向与性意识产生认知之后，迅速察觉到自己的这部分意识不太可能轻易被世人接纳，很有可能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辛苦。

也正如性少数人群其实囊括了在性和性别方面千差万别（以至于名称缩写越来越长，最后还得带个加号）的各类人群一样，在墙内中国，政治少数人群其实分布在一个相当广阔的政治光谱上。

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受到过较好的教育或自我教育，在目击、体验过某些灾难后萌发了或大或小的向上问责的意识，并在此后不断重复的灾难中坚定了这一意识而已，并没有多少条件去学习、思考足以在今后人生中去奉行的成熟政治理念。哪怕有人为此试图去学习和思考，她也会很快发现，在既有过六四运动又有过零八宪章的中国，政治运动影响力再大、政治理念再成熟，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因为所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都被抹杀了。

所以截至11月24日以前，我们政治少数人群是怎样存在的呢？

我们像一个个洋葱，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皮，撕开的皮越多，暴露出的惹人流泪的东西就越多：我们在学校或工作场合谨小慎微，不爱国不爱党的话一句也不说；在彼此知道姓名的圈子里不忘自审，只在自认为安全的范围内稍微阴阳怪气；在公开网络平台试探尺度，经历过若干次发声被禁言、争论被举报之后变得越来越不会说话；面对同温层朋友——尽管彼此可能并不知道姓名——放下防备，在外人窥探不到的地方抱团取暖；没有同温层朋友的人，只能忍受痛苦或者尽量麻木。

我们像一个电子，不禁怀疑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唯一一个：我们很难传播事件，很难提出问题，很难知道后续；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发生过多少次，曾经的受难者和帮助者都经历了什么，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有什么用，只知道不做会很难受；我们有时在谴责，常常起争执，总是被围剿。

就算知道了他们修高墙、搞审核、炸账号就是为了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不被看见，我们也只能被分开，只能不被看见。甚至赛博翻墙和肉身翻墙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身边还是有离党很近的爱国者，网上还是有离文明很远的歧视者。前者和后者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痛恨一切自己定义为敌方阵营的人事物，接受不了跟自己的认知有一丝偏差的信息，诅咒敌人全家死绝时也不带一丝犹豫。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真心希望能跟他们分开，能不被他们看见。

直到11月24日之后，我们政治少数人群才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现实中有了一个新发现：

那些吓不死你的东西，只会让你拥有同伴。

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表达，无法沟通，也无法被看见，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承受这样的焦虑、恐惧和痛苦的，不会只有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举起了一张白纸。每个人的心里都在上面写了字。也许是同样的字，也许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夺走那张白纸的手也不在乎。

我们被定义成一样的人，那就是吧。既然我们共享同样的审查、同样的威胁、同样的敷衍，那就让我们共享同样的命运吧。

我们的具体诉求和观念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是那些令我们恐惧的，将我们变成了同伴。

铁拳、塔、国家、政府、党、习近平……随便怎么称呼好了，只要它一如既往或是变本加厉对所有敢于思考和发问的人施加威胁，我们就知道感到受威胁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白纸运动这一道划破死寂的闪电过后，很可能我们又重新回到被分开，彼此看不见的状态中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动态清零这一恶政的结束很可能跟我们有关，而之后的疫情政策180度大转弯、“折腾了三年全国疫情终于开始了”，则与我们无关。一个荒谬得想要用封控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政府，当然也会荒谬得想要用解封解决另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没有能力迫使他们做正确的事，不表示我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件事也是错。

我知道很多人会被秋后算账。也有很多人会被秋后算账改变，哪怕只是目击。正如参与过六四，但过后不再支持六四的人是有很多的。他们曾经做过的就足够了不起了，不能要求更多。

但更有人不会被秋后算账改变。即使有，也是变得更渴望斗争。

我听袁莉与被捕24小时的受访者的对谈感到痛苦，因为我几乎能肯定受访者又会被警察带走，而这一次的遭遇可能比上次更残酷。可是我更清楚的是，她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只是没办法不做什么。

我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曾经极度渴望阻止任何人自杀。在冥思苦想这个问题时，我做了一个思想试验：为了阻止一个自主且清醒的试图自杀者，终极手段应该是把ta束缚在病床上或牢房里严密监视，如果ta绝食就强行给ta灌注食物……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这种活法本身就足以让人产生想死的意愿；“只要人活着就好”是一种错觉，不承认有的生活确实不值得过才是疯了。

我凭什么去劝诫那个姑娘怎样的生活才“安全”，才“有利”呢？归根结底，警察代表中共给她提供的“安全”保证不是更彻底，“有利”保证不是更确凿吗？难道我要劝她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当一个顺民？

她当然有权在上街之前都准备好一个干净的手机以备查验，有权停止在任何公共平台上发布可能招来警察的信息。对，她有权像现在的新疆人一样生活（必须强调：新疆非汉族尤其是维吾尔人，过去和现在遭受的种族迫害远甚于此），有权像我一样躲进柜子里，有权做一切更能平衡斗争和生活的努力——我们都知道这就像让女性努力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一样，是一句恶心的、正确的废话。

但她同样有权发微博说自己被捕了，有权跟可能举报她的网友吵架，有权接受境外记者采访。对，她有权做一切她自己都承认不够安全、对自己不够有利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想过那样的生活，她就可以那样活。如果她想要知道经历什么才会达到极限，那她就有权去经历。

我自己做过的某件事，如果被定位到我本人，大概不是令我回不去中国，就是令我离不开中国，可我还是做了，不也同样既不“安全”，也不“有利”？已经14年了，我依旧跟躲进柜子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政治少数派，是威权和极权的反对者。

我不知道下一次像白纸运动一样可以让我们确认彼此的存在的事情是什么，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我坚信会有这样一天。我当然有很多依据可以证明这个推测，但最重要的是，我确信人们不会温和地走进那良夜，总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就是对我这个无神论者而言最接近信仰的事：原来，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