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3章第Ⅱ節：“富農”、背口袋的人和打火機

1920年1月，艾瑪·戈爾德曼重返彼得格勒——她在19世紀80年代還是一位花季少女時曾留連的地方。這位無政府主義者在美國生活的三十多年裡，“這座城市的歡樂、活力和光彩”一直讓她魂牽夢繫。但她發現，1920年的彼得格勒是一塊愕然陌生的土地。

它幾乎成了一片廢墟，仿佛被一場颶風席捲過似的。這些房屋看起來像被遺忘的墓地上一座座破舊的墳墓。街道骯髒而荒涼；一切生命都已棄他們而去。戰前，彼得格勒的人口幾乎有200萬；到1920年，已經減少到50萬。人們像行屍走肉一樣走來走去；食物和燃料的短缺正在慢慢吞噬這座城市；嚴酷的死神緊緊抓住了它的心。瘦弱而凍餒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被生活驅趕著，尋找一塊麵包或一根木頭。白天是令人心碎的景象，晚上則是難以承受的重負。大城市裡一片寂靜，令人毛骨悚然。這種可怕而壓抑的寂靜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只有零星的槍聲才能打破。

北方大城市是革命和內戰最主要的犧牲品。它們遭受的實物破壞尤其嚴重，幾乎成了鬼城。其中又以彼得格勒最為慘烈：首都搬遷到莫斯科，似乎剝奪了它全部的生機。高爾基，一個至死不渝的聖彼德堡人，將其衰敗看作是俄羅斯文明墮落的象徵，是俄羅斯從歐洲沉淪亞洲的標誌。“彼得格勒作為一個城市正在死去，”1918年，他寫信給葉卡捷琳娜說，“每個人都在離開它——步行、騎馬、坐火車。死馬橫屍街頭。被狗啃噬。這座城市髒得教人難以置信。莫伊卡河和豐坦卡河淤滿了垃圾。這就是俄羅斯的末日。”紮米亞金在他的小說《洞穴》（1922年）中，將內戰時期的彼得格勒描繪成一個冰河時代的村落，居住著穴居人，他們崇拜“山洞之神”——爐灶，靠焚燒書籍來維持自己的生命。故事的主人公馬丁·馬丁奇是斯克裡亞賓《作品74號》的愛好者，卻幹著從鄰居那裡偷木頭的勾當。

對於那些年的倖存者來說，俄羅斯的城市生活似乎真的回到了史前時代。曾經熙熙攘攘的市中心現在彌漫著一種陰森的死寂。商店和餐館都大門緊閉；工廠也停工了。交通如此冷清，以至於荒蕪的街道上開始長滿雜草。“彼得格勒正在變成一個墓地。”1919年春，年邁的教授和自由主義活動家瓦西裡·沃多沃佐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但這裡的空氣卻像鄉村墓地一樣清新。”城市的街道看不見馬，因為它們的主人再也養不起它們，結果又變成了湯羹和燉菜中的腐肉。“內戰香腸”是馬肉委婉的說法——甚至更糟（因為不僅僅馬匹消失了：饑餓還導致城市中狗、貓和鳥，以及動物園裡的動物滅絕）。這些年來，城市的風景線之一就是那些瘦骨嶙峋的小孩拉著手推車和計程車，像人類的馱畜一樣。即使是克里姆林宮也無法喂飽自己的馬匹——其中20匹馬死於饑餓——因此官員們不得不乘坐私人計程車四處奔波。

老鼠和蟑螂是唯一猖獗肆虐的物種。住房和衛生系統的衰敗為害蟲滋生提供了溫床。木柵欄沒有了，因為人們把木板拆掉燃燒取暖。不出幾個晚上，一幢廢棄的三層樓房就被拆得只剩下磚頭地基。1919到1920年期間，僅彼得堡就有三千所木屋被拆除。人們順走了窗框、地板、房門和牆板。整個城市的樹木都不見了，因為人們把它們砍成了柴火。在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市，1920年1月白軍離開和紅軍到來的兩天裡，中央林蔭大道上的樹木全部消失。在內戰寒冷的冬天，饋贈親朋好友最珍貴的禮物莫過於一塊木柴。人們真的可以為此殺人。他們燒掉自己的傢俱、書籍和信件，只是為了禦寒。

至於城市的衛生條件，簡直目不忍睹。水管在北極冬天的霜凍中爆裂。人們不得不從街上的水泵裡取水，並把庭院用作廁所。公寓樓的樓梯通道總散發著一股尿騷味。由於沒有電燈——電燈只在晚上開兩三個小時——人們用裝滿脂肪的瓶子自製燈芯和油燈。該燈被稱為“自習燈”（與“窒息”諧音），因為它在房間裡充滿了臭味，刺激喉嚨和肺部，並使所有的牆壁都變黑。據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這種原始的燈“雖可照明，但不能用於閱讀或寫作，甚至經不起太多移動”，因為它“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熄滅”。由於缺乏馬匹，沒有真正的垃圾收集系統。人們把垃圾傾倒在街道和廣場上——很快就招來了害蟲。疫癘迅速蔓延開來：霍亂、斑疹傷寒、痢疾和流感每年奪走數千人的生命。1919年，彼得格勒的死亡率估計達到千分之80。太平間和墓地人手不敷應付，屍體堆積數月等待埋葬。

食物，或者說缺乏食物，是城市危機的核心。“彼得格勒已經開始鬧饑荒。”高爾基在1918年6月寫道，“人們幾乎每天都要清理因精疲力竭而倒斃街頭的路人。”供應城市的食物數量直線下降。麵包店紛紛關閉。即使在伏爾加河畔的薩拉托夫市，這個國家最富饒的糧食生產基地的中心，也會在淩晨5點之前排起長長的麵包隊伍，比麵包店開門的時間提早兩個小時。平均每個工人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2,000卡路里——不到建議攝入量的一半。與戰前的黃金時代相比，他所吃的麵包減少了一半，肉類減少了三分之一。食品價格飛漲，而工人的工資跟不上。1918年，工人平均工資的實際價值只有1913年的24%；到1919年底，該數位更降至2%。研究表明，普通工人將其收入的四分之三花在食品上，而在1913年這一比例還不到一半。他們還發現，工資只占工人收入的一半。換句話說，大量工人被迫通過非法交易或黑市經濟來養活自己。1920年，艾瑟爾·斯諾登作為英國工會聯合會和工黨代表團成員來到莫斯科，在一次參觀工廠時，她問導遊一位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有多少。當她被告知工人的月工資只夠養活一家人不超過3天時，她天真地驚呼：“哦！工人們是多麼聰明和節儉啊，竟然能在一個月的其他二十七天裡不吃任何食物。他們是怎麼做到的？”答案當然是，他們還要兼做買賣。他們在跳蚤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財產；到鄉下與農民進行易貨交易；放自己的孩子到街上乞討；讓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在街上賣身。1918年，彼得格勒街頭至少有3萬名妓女，其中大部分是十幾歲的少女。她們多數來自“體面的家庭”。20世紀20年代初的一項研究顯示，莫斯科42%的妓女來自被革命摧毀的上流社會或資產階級家庭。艾瑪·戈爾德曼發現涅瓦大街上有很多漂亮的年輕女孩，“為了一條麵包、一塊肥皂或巧克力而出賣自己。”

對於所謂的“舊人”來說，由於沒有工作或生活配給，每天尋找食物的過程讓人心力交瘁。曾幾何時，風光無限的貴族後裔們淪落到在街頭出售他們最後寶貴的財產。肥胖群體變得越來越少。當被問及狀況如何時，人們會開玩笑說：“情況很糟糕。但至少，我減肥成功了。”甚至布魯西洛夫一家也經常食不果腹，儘管忠誠的農民退伍老兵定期送給他們黃油、牛奶、蜂蜜和優酪乳油。1919年，布魯西洛夫同意接受紅軍參謀部檔案室的一個職位，負責監督俄羅斯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檔彙編工作。他幹這份活每月僅得3,500盧布的工資，勉強維持生計。“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況真是痛心，”布魯西洛夫夫婦的一位密友回憶道，”他們的主餐只有一道菜，通常是土豆。”

高爾基為饑餓的知識份子仗義執言。他在《新生活報》上撰寫社論，曝光他們絕望的困境。著名的物理學家蓋澤胡斯教授，現在已經72歲高齡，生病住院，就像非洲饑荒的受害者一樣，“餓得腫脹”。地方自治會議員薇拉·彼得羅娃是一名醫生，“饑餓，無助、骯髒，死在一個積滿塵土的可怕房間裡”。著名作曲家格拉祖諾夫已經變得“瘦弱而蒼白”，與他年邁的母親擠在彼得格勒兩個沒有暖氣的房間裡。當H.G.威爾斯來探望他時，格拉祖諾夫懇求他寄一些紙給他，以便他能繼續創作音樂。即使是俄羅斯唯一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巴甫洛夫，也被迫把時間花在種植胡蘿蔔和土豆上。高爾基呼籲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這些饑餓的天才提供特殊的口糧、更好的公寓和其他需求。列寧滿足了他的大部分要求：他一直對高爾基懷有特殊的喜愛，也許更恰當的是，他非常瞭解高爾基在國外的影響力。高爾基利用這一點，盡可能多地挽救古老的俄羅斯文化：他自詡為館長（有時利用這一地位為自己廉價購買藝術品）。革命對文化的威脅一直是高爾基永恆的主題之一。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那天早上，他在《新生活報》的專欄上發表了題為《文化正處於危險之中！》的文章。他在涅瓦大街和布林沙亞·莫爾斯卡亞大街拐角處的富商葉利塞耶夫的故居建立了一個作家避難所。到了晚上，這座尖頂高高的建築看起來像一艘船，因此被稱為“愚人船”。後來，高爾基建立了一個藝術家之家。他還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世界文學”，出版廉價的大眾版經典著作。該出版社雇用了數百名作家、記者、學者、音樂家和藝術家擔任翻譯和編輯，否則他們就只能自謀生路。高爾基更多地將其視為慈善機構，而不是企業。事實上，20世紀文學中許多最偉大的名字——紮米亞京、古米列夫、巴別爾、丘科夫斯基、霍達塞維奇、曼德爾斯塔姆、什克洛夫斯基、皮亞斯特、布洛克和佐申科——他們得以平安渡過這段艱難歲月，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高爾基的庇護。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晚年譴責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關係密切，但倘若沒有他的關係，他們自己也不可能在內戰中倖存下來。

高爾基把他位於克朗維爾斯基大街上的巨大公寓變成了無家可歸和受內戰迫害者的難民營。與大多數人居住在寒冷潮濕中相比，這裡簡直是人間天堂。維克多·謝爾蓋形容它“像溫室一樣溫暖”。高爾基收容了各種各樣的“妻子”、“姐妹”，“女兒”和“兄弟”，所有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他允許他們在自己的家裡避難。如此多的人來到高爾基的公寓——起初只是為了喝茶聊天，但不知何故，他們最終在這裡住了幾年——以至於高爾基不得不推倒與鄰近公寓之間的牆壁，把兩套公寓合併成一個。高爾基的情婦莫拉·布德伯格（當時還是本肯多爾夫男爵夫人）住在一個房間裡，大部分飯菜都是她與住在另一個房間的藝術家塔特林的女友一起做了。午餐和晚餐的餐桌旁總是聚集著形形色色有趣的人。著名作家和藝術家會與高爾基在街上結識的工人和水手擦肩而過。1920年，H.G.威爾斯來到俄羅斯時也住在這裡。沙利亞賓是熟客，他總是詛咒布爾什維克；然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盧那察爾斯基和克拉辛，以及彼得格勒契卡的副頭目格列布·博基也常常拜訪，他們肯定在那裡遇到過許多他們的受害者。甚至還有前大公加夫里爾·康斯坦丁諾維奇·羅曼諾夫，以及前大公夫人和他們的狗。高爾基同情他們，在加夫里爾生病後把他們從契卡監獄裡救了出來。這對夫婦住在頂樓，房間裡擺滿了古董傢俱和佛教雕像，由於害怕被捕，他們幾乎從不離開房子。用餐時，他們會高傲地坐在那裡，保持沉默。因為，正如這位前大公後來所寫的那樣，在高爾基的餐桌上有某些人“為我們的不幸感到大快人心”，“我們不得不融入這樣的社會，真叫人噁心”。

沒多久，謠言不脛而走，說高爾基可以幫助任何人，他被求援信所包圍。一位教授希望高爾基為他購買一副特殊的眼鏡。一位女詩人懇求給她的孩子一份牛奶配給。一位元省級醫生需要一套新房子，因為舊房已經被蘇維埃徵用了。一位寡婦想要一張火車票，以便回到她在農村的家人身邊。一位老人甚至寫信要求買假牙。許多人希望高爾基幫助他們把親屬從契卡監獄中釋放出來——他也確實試圖代表許多人進行干預。但也有人要求得到不可能的東西。例如，一名男子寫信給高爾基，問對於自己被搶劫的事實，他將採取什麼行動。還有一名囚犯寫信詢問高爾基，為了慶祝他的50歲生日，是否會有大赦——如果有的話，能否釋放他。像拉斯普京一樣，高爾基儼然成為普天下申冤無門、求訴無果的老百姓心中的大救星。

城市糧食危機本質上是一個分配和交換問題，而非生產問題。由於經濟危機和燃料長期短缺等原因，鐵路系統實際上已經崩潰，無法承擔向城市運輸食品的任務。鐵路車站成為了故障機車的墳墓。一半以上的機車需要修理，但鐵路車間卻完全癱瘓。主要問題是缺乏零部件。例如，在一個修理車間，工人們被發現正在拆卸一台發動機的零件，以便修理另一台發動機，因此，每修理一台發動機，就會有好幾台發動機嚴重失修。大量饑餓的城鎮居民、士兵和來自戰區的難民湧來，他們沖上每一輛開往農村的火車，希望在那裡定居或購買廉價食品，使鐵路進一步陷入混亂。鐵路官員很容易受賄賂，許多貨運列車被偷竊或轉移。滿載食物離開農村的列車在抵達彼得格勒或莫斯科時卻是空的。

但城市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農民不願意以紙幣出售糧食。隨著戰時消費品生產的崩潰和價格的大幅上漲，農民出售自己的產品所得到的盧布可以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少。早在1916年，政府就努力以固定價格收購糧食，結果只會促使農民退出市場。他們減少生產，轉而種植不受國家控制的作物，或者將剩餘糧食隱藏起來，不讓政府的採購代理人發現。許多農民用他們的穀物餵養牲畜，或者賣給城鎮裡的黑市商人，而其他更多人把它們製成伏特加。

家庭作坊蓬勃發展，但統計人員基本沒有察覺，因為農民試圖製造所有那些他們過去從城鎮購買的家庭用品，現在這些產品要麼買不到，要麼太貴了買不起。農村的工匠們用廢舊的鐵皮製作簡單的犁和鐮刀。人們種植亞麻和大麻來製作衣服和繩子；砍伐木材來製作車輪和傢俱；收集蘆葦來製作籃子；挖掘粘土來製作陶器；種植油菜種來製作燃料。在蒸汽時代已經淘汰的古老鄉村手工藝，現在又煥發勃勃生機。用一位官員的話說，俄羅斯農村正在慢慢回歸中世紀的生活方式：

古俄羅斯既沒有鐵路，也沒有汽船，沒有蒸汽磨坊，也沒有工廠，更沒有任何其他“歐洲的發明”，當時手工業者為整個俄羅斯提供食物、衣服和取暖，並製造所有的鞋子，當時他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簡陋、非常粗糙——用手鑿而不是車床，用斧頭而不是鋸子。

簡而言之，農村正變得越來越古老，越來越閉塞。它正在學習如何在不依靠城鎮的情況下生活，而且總體來說，沒有城鎮的生活會更好。誠然，在1918年春，有些地方的農民自己也饑腸轆轆，特別是在一直依賴進口糧食的北部地方。布爾什維克聲稱任何囤積糧食的農民都是“富農”或資本家，這是無稽之談，因為許多人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在冬季的幾個月裡挨餓。1917年的收成很小，而現在除了士紳們有多餘的土地可以播種，許多農民並沒有多餘的土地。例如，在特維爾，據說他們正在吃“亞麻籽油和稻草做的餅”。甚至連模範農民謝苗諾夫也在1918年4月給一個朋友寫信說，他“沒有足夠的糧食來吃或喂牛”。像其他數以千計的農民社區一樣，謝苗諾夫和他的安德列夫斯科的村民們被迫組織了一次遠行，從肥沃的南方購買和進口糧食。

城裡人也是這麼做的。數百萬人逃離饑餓的城市，試圖在農村定居，以便更接近食物來源。隨著俄羅斯回歸過去的農業時代，北方大型工業城市失去了一半的人口。“城市正處於危險之中！”維克多·謝爾蓋宣佈。在1918年和1920年間，彼得格勒失去了近四分之三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火車站陷入混亂，人群爭先恐後地登上開往農村的火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或坐在車廂頂上，或緊緊抓住車窗和刹車片。一列離開彼得格勒的火車由於過於擁擠，在橋上失去平衡，墜入涅瓦河，淹死了數百名乘客。

貴族們逃往他們僅存的莊園領地。托爾斯泰的小姨子塔尼婭·庫茲明斯基從彼得格勒前往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她的侄女在路上幫助她，懇求搬運工為她在火車上找一個座位：“她是《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羅斯托娃。”但這對警衛來說毫無意義。多虧一群政委的幫助，這位身穿皮草的虛弱老媼才終於在一節貨車廂裡得到了一個可以坐的木箱。其他沒有地產的貴族，無論如何也要到鄉下碰碰運氣。在農民的邀請下，布魯西洛夫一家前往莫斯科北部的一個村莊住了下來。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搬到了坦波夫省偏遠的農村，在那裡她可以用自己最後的財產交換豬油、南瓜和土豆。梅舍爾斯卡婭伯爵夫人是俄羅斯貴族的後裔，她帶著女兒來到了寧靜的鄉村小鎮盧布列夫，他們在一家水磨粉廠的廚房裡工作，住在工人宿舍裡。她的全部遺產——曾經包括三個巨大的莊園、兩座宮殿和一幅著名的波提切利畫作——只剩下一個洛可哥風格的瓷茶壺，她把它捐給了工人們的茶室。

但逃離饑餓城市的人中，大部分是工人。由於1917-1918年工業危機，許多工人都被工廠解雇了。儘管沒有人知道準確的數字，不過到1918年春天，大約有100萬工人失業。戰爭工業受到的打擊最大，特別是軍火和化學品，總共失去了大約50萬工人。此外，由於燃料短缺、軍隊復員和首都疏散，彼得堡的鋼鐵工業也遭受重創。在1918年上半年，這些工廠的勞動力從25萬人減少到僅有5萬人。這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一場災難。他們曾經強大的據點——新萊斯納工廠和埃裡克森工廠——在1917年秋每家都有超過7,000名工人，到了第二年春，這兩家工廠就只剩下200名工人的骨幹隊伍。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頭6個月裡，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人數從50,000人下降到區區13,000人。用施略普尼柯夫的話說，布爾什維克党正在成為“一個不存在階級的先鋒隊”。

根據布爾什維克及其歷史學家的說法，逃離城市的主要是技術工人和“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因此，城市人口的減少與他們的“蛻化”相一致，用馬克思主義者相當惡毒的話來說，就是工人階級的崩潰。對蘇維埃當局來說，爭論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使他們能夠把1918年春以來日益增長的工人罷工和抗議浪潮描述為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煽動的“落後”或“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運動。如果他們不得不承認，正是那些在十月份幫助他們上臺的工人，在六個月後要求他們下臺，那將是多麼尷尬的事情啊。然而，這或多或少是事實。最有可能逃往農村的是那些最後到達城市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繁榮時期湧入的婦女——因為他們與自己的家鄉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繫。這些人皆為非技術工人和半農村工人——總會第一個被工廠雇主解雇——因此留在城市的工人往往是最有技術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即那些在城市出生，與農村沒有任何聯繫的人）。正是這些工人在1918年領導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罷工和抗議運動。

在公有土地上分得一杯羹或在農村從事某種貿易的前景，通常足以吸引半農村工人重返家園。根據布萊恩斯克鋼鐵廠1920年的一份報告，“所有與村莊有聯繫的工人都想離開工廠到那裡定居”。一般來說，農民歡迎那些在村莊裡有親戚或者擁有某項實用手藝的工人（例如木匠和鐵匠）；但他們很少願意把土地或者食物給那些兩手空空的人。這些移民通常只能靠打零工來維持生計，他們的困境往往令人絕望。一位來自坦波夫省的自傳作者回憶說，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家人“走過黑麥收割後田野，尋找任何掉落的穀穗”。

布爾什維克要對付的不僅僅是工人的逃亡。由於城市居民無休止地往返農村購買糧食儲備，工業和交通陷入了混亂。數百萬來自各個階層的城鎮居民，依靠這種小生意——也就是所謂的“背口袋”——來養活自己。他們帶著大包小包的衣服和家庭用品離開城市，到農村市場上出售或交換，然後帶著大包小包的食物回來。鐵路被大批“背口袋的人”搞得癱瘓了。奧廖爾車站是通往南方的一個重要樞紐，每天有3,000名背口袋的人經過。他們中的許多人組成武裝團夥，劫持火車，使地方當局無能為力。最受歡迎的目的地——坦波夫、庫爾斯克、喀山、辛比爾斯克和薩拉托夫省——每個月都遭到大約10萬名背口袋的人入侵。

對於饑餓的北方城市來說，這種原始貿易是一種普遍的謀生手段。事實上，幾乎每個人——工人、官員，甚至共產黨員——都被迫成為一名兼職的商人。這是對經濟危機和城鄉貿易市場崩潰的一種自然而自發的反應。但它給工業帶來了混亂。幾乎所有工人都以某種形式從事“背口袋”交易。他們中的許多人帶著從工廠偷來的工具、燃料和廢鐵到農村去。其他人則在工廠裡製造原始商品，與農民進行易貨交易。博智公司的爐灶、折刀和打火機是最受歡迎的產品。還有用傳送帶製作的鞋底；用管道碎片製作的燭臺；用鐵條製作的斧頭和犁。整個現象被稱為“打火機主義”（zazhigolochnichestvo），這是俄語中最長、最難發音的單詞之一。工廠委員會批准或至少對這些自發行為視而不見的情況並不罕見。許多委員會對《工人監督條例》作出自己無政府主義的解釋，認為它意味著工人有權把他們的勞動產品（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工廠的資產）分給自己，就像農民分配土地一樣。由於許多工人把大量時間花在製造這些黑市商品上，然後跑到農村去以物易物換取食物，工業幾乎陷入停頓。在一般的工廠裡，每天平均有30%的員工缺勤。在一些鋼鐵工廠，曠工率可能高達80%。

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初期，他們幾乎無法阻止這種“背口袋”行為。他們試圖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然會被那些依靠“背口袋”交易生存的工人們所規避。1918年春，工人罷工和抗議的主要訴求之一即是有權到農村去換取食物。許多工廠，甚至一些地區和城市蘇維埃都在集體基礎上組織了這種貿易。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貿易，工業就不得不完全停頓下來。工廠或蘇維埃將與一個村莊或農村蘇維埃達成協議，用一定數量的工廠產品換取同等數量的食品。然後將派譴一隊工人去完成交易。儘管布爾什維克竭盡全力，仍無法阻止這種集體易貨貿易。薩馬拉省的一位政委聲稱，試圖阻止背口袋的人是徒勞的，“因為他們都持有各自蘇維埃的旅行通行證”。當地的自然匯率開始取代貨幣匯率。例如，在卡盧加，一碼布換一磅黃油或兩磅豌豆；一磅肥皂換兩磅小米；一雙靴子換一磅土豆。麵粉是這個中世紀制度的黃金標準：一磅麵粉換三十磅煤油，或者三磅煙草，或者一件冬衣。

合作社在這種地方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經常制定易貨和交換的條件。合作社作為城鄉之間主要的貿易手段之一，在戰爭期間蓬勃發展。到1918年，它們聲稱為一億消費者（占人口的70%）提供服務。工廠、工會、專業團體和居民協會為採購貨物而組成了城市合作社。農民加入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貨物，並獲得所需的產品作交換。農村合作社也成為農業改良的管道，為農民提供先進的工具、化肥、信貸和最新的農業技術諮詢。對於沃洛柯拉姆斯克合作社運動的先驅謝苗諾夫來說，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

如果布爾什維克不那麼敵視市場，他們本可以利用這種集體的物物交換系統來説明養活城市和供應工業。儘管它是原始和混亂的，但仍然可以說，它比他們從1918年5月開始引入，作為計劃經濟基礎的國家壟斷食品供應更有效率。戰時共產主義，正如這個體制的名稱一樣，在許多方面是史達林主義經濟的雛型。它旨在廢除所有私人貿易，最大限度地提高國家對分配和勞動力市場的控制，將所有大型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並在1920年用全面國家配給制度取代貨幣制度達到頂峰。

長期以來，戰時共產主義的起源一直是歷史學家們激烈辯論的話題。對那些左派來說，它本質上是對內戰軍事緊急形勢的務實反應；而對那些右派來說，它直接源自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爭論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和發展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根據左派的觀點，戰時共產主義不過是對列寧在1918年春提出的混合經濟的暫時偏離，他在1921年的新經濟政策中又回到了混合經濟。這意味著布爾什維克在這兩個時期推行的“軟”或親市場的社會主義才是列寧主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戰時共產主義和史達林戰爭時代的“硬”或反市場的社會主義。為此，戈巴契夫改革高調讚揚“列寧主義”。然而，在右派看來，內戰時期的“硬社會主義”直接受到列寧革命意識形態核心的中央集權主義方法的啟發。在這種說法中，布爾什維克把戰時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通過法令引入社會主義的手段，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被迫向市場讓步。因此，在列寧1902年的綱領、戰時共產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計劃經濟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發展和歷史上的延續。

雖然實用主義和意識形態都是相關因素，但二者皆不足以解釋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實用主義的觀點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作為對春季混亂局面一種純粹的實用主義反應，1918年5月的糧食專賣——戰時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重要舉措——是災難性的。它為消滅自由市場所做的徒勞而荒謬的努力只會造成更大的混亂，因為數以千計的政委和國家的大部分資源不得不被轉移到反對自由貿易的戰爭中。正如列寧本人在1921年承認的那樣，純粹從實際出發，保留市場比試圖消滅它要好。事實上，在整個內戰的危機關頭，布爾什維克被迫解除了對私人貿易的禁令，因為他們認識到，國家分配體系無法滿足城市的需求。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他們承認，拋開那些反市場的口號不談，如果沒有市場，他們就無法生存。

那麼，關於戰時共產主義是對內戰緊急情況的回應的說法呢？可以肯定的是，為了國家的軍事利益，布爾什維克和當時歐洲所有戰時政府一樣，都試圖控制經濟（布爾什維克的經濟計畫大部分是以德國的戰爭經濟為範本）。但戰時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對內戰的回應，它也是進行內戰的一種手段。內戰不僅僅發生在戰場上。內戰也是他們通過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在社會和經濟上進行所謂的“內部戰線”的鬥爭，這是布爾什維克革命戰略的一個基本方面。除非承認這一基本事實——即布爾什維克將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視為與他們的社會或“內部”敵人進行鬥爭的工具——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政策在白軍被擊敗後仍然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

將戰時共產主義說成是受意識形態啟發的理由也不充分。當然，布爾什維克都是因為一個基本信念而團結在一起的，那就是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可以利用國家強制手段來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他們意識形態的本質。他們還對市場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可以被定義為意識形態。外國社會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憎恨自由貿易的暴力行為感到震驚。布爾什維克不僅想要監管市場——就像社會主義者和歐洲大多數戰時政府一樣——他們還想廢除市場。“市場越多，社會主義越少，社會主義越多，市場越少”——這就是他們的信條。這種粗糙的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布爾什維克自身生活經歷的結果。該党大多數基層黨員都是農民子弟和工人，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在農村和城市的貧困中受盡了折磨。馬克思教導他們，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結果。他們認為市場運作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簡單表現。在他們看來，即使是“背口袋”這樣的原始貿易，如果不加以制止，也會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儘管絕大多數背口袋的人做交易是為了消費而非盈利，但布爾什維克仍將他們描述為“投機分子”、“奸商”和“寄生蟲”。他們將戰後世界所有的社會弊端，從失業到賣淫，統統歸咎於萬惡的市場經濟。

然而，不能說在採納戰時共產主義之前，這種偏執而激進的反市場意識形態已經表現為一種明確的經濟戰略。事實上，在1918年期間，布爾什維克在經濟政策上出現了尖銳的分歧。左派共產黨人希望立即廢除資本主義制度，而列寧則談到利用資本主義方法對經濟進行革命性的重建。這些分歧在整個內戰期間反復出現——特別是在財政政策和使用“資產階級”管理人員方面——因此，為了黨的團結，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不得不被削減和改變。結果，儘管右派歷史學家可能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是整個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它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即興的。

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對1918年城市危機的政治回應。那年春天，布爾什維克癡迷于巴黎公社的榜樣。他們不斷將自己的情形與1871年巴黎革命者的作比較，並通過歷史類比來辯論自己的政策，試圖弄清楚他們是否有可能避免法國革命者的失敗。布爾什維克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權力基礎，就像巴黎公社一樣，僅限於大城市，他們正面臨著失敗，因為他們被敵對的農民所包圍，他們沒有商品可以與之交換食物。他們確信，除非把權力擴展到農村，對“囤積糧食”的農民發起討伐，否則他們的城市革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將被饑餓所摧毀。工人們逃離城市，以及他們對糧食短缺的罷工和抗議被視為這種崩潰的最初跡象。在布爾什維克看來，要想不重蹈覆轍，他們就必須用武力奪取農民的糧食，遏止“背口袋”貿易的混亂，以及牢牢控制住工業。

6月4日，當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大會上為實行糧食專賣辯護時，被當面嘲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指責他“對農民發動內戰”。事實上，布爾什維克早在5月9日宣佈，所有農民的剩餘糧食從此將成為國家財產。他們現在派譴武裝大隊，用武力徵用農民的糧食；他們的宣傳明確表示，這將是一場“糧食爭奪戰”。在6月4日的會議上，托洛茨基直言：“我們黨支持內戰！為了糧食必須發動內戰。我們蘇維埃要上戰場了！”這時，一位代表喊道：“內戰萬歲！”顯而易見，他在故意開玩笑。但托洛茨基轉向他，用極其嚴肅的口吻回答：“是的，為了兒童、老人、工人和紅軍的利益，為了直接而殘酷地打倒反革命，內戰萬歲！”

對列寧及其大多數追隨者來說，內戰是任何社會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內戰就是階級鬥爭，”一位巴庫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宣稱，“我們支援內戰，不是因為我們渴望流血，而是因為如果不進行鬥爭，壓迫者就不會把他們的特權交給人民。”在布爾什維克看來，內戰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暴力形式。對他們而言，軍事衝突和每個城鎮或村莊的社會衝突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因此，列寧相信，內戰應該被視為革命的一個必經階段。他一直主張，內戰是右派勢力在1917年夏季率先發起的，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應被視為無產階級一方加入武裝鬥爭；革命的階級衝突是無法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的。這意味著，俄國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軍事獨裁”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於哪一方會獲勝。列寧的所有政策，從去年十月奪取政權到關閉立憲會議和簽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都可以被看作（也被反對派看作）蓄意煽動內戰。列寧本人也確信無疑，要恐固自己政黨薄弱的權力基礎，最好的希望就是打一場內戰。事實上，他經常強調，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未能發動一場內戰。這種衝突的後果是可以預見的——國家被分化為“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國家軍事和政治權力迅速擴張，以及使用恐怖手段剪除異己——這些都被列寧認為是建立獨裁統治的必要條件。當然，列寧不可能預見到從第二年秋天全面爆發的內戰——1918年4月，他甚至宣佈內戰已經勝利——如果他預見到了，他可能會重新考慮利用內戰來建立自己的政權。但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心理上為內戰做好了準備，這一點是他們的對手所無法比擬的。有人可能會將其與西班牙內戰相提並論：佛朗哥一方已經準備好——而且渴望——進行內戰；而共和黨人還蒙在鼓裡。

“糧食爭奪戰”，即布爾什維克對農村的內戰，根源在於對農民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近乎於仇恨。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農民總是抱有一絲鄙夷不屑的態度。“無政府主義”、“落後”、“反革命”——這就是他們農民詞彙的由來。農民太愚昧，太迷信，與舊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無法在建設新社會中發揮作用。他們太“小資產階級”（哦，馬克思主義最令人髮指的罪過！），太信奉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的原則與習慣，不能成為同志。這種對農民的蔑視往往在那些農民出身的布爾什維克工人——黨內的卡納奇科夫——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們在年輕時就逃離了鄉村的赤貧和無聊，逃離了牧師的訓斥和酗酒父親的暴力，到城市去尋找工作。對他們來說，城市是一個充滿進步和機遇的世界，那裡有學校和工廠，而村莊則代表著他們想要剷除的一切——落後、貧窮和愚蠢的迷信。“我不是鄉下人”是他們工人階級身份的第一個表達。而通過城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它首先將他們引向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們試圖洗刷他們農民的歷史。

這種反農民的姿態——對整個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明顯標誌，可以在所有布爾什維克在擔任蘇維埃職務時被要求寫的小傳中找到。他們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來自農民家庭；但很少有人以積極的方式談論他們的過去。“從很小的時候起，”一位來自沃洛格達的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教育就是我逃離貧窮和愚昧的農村生活的唯一機會。我想逃跑，去任何地方，離村子越遠越好。”

馬克思主義為這種對農民的憎恨鍍上了一層偽科學的光環。它的歷史發展“規律”“證明”了農民是註定要滅亡的。市場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農村的滲透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民階級的分化。列寧已經證明，農村正被劃分為兩個敵對的階級——貧農，被說成是無產階級的盟友，而“富農”，即“資本主義農民”，被說成是無產階級的敵人——這一理論模式成為布爾什維克制定農村政策的指導方針。事實上，這種分析純屬臆想：農民資本家的數量實在很少——肯定不足以構成一個“階級”。甚至在革命前，雇用正規有薪勞動力的農戶數量也不到2%，而且在1917年大幅度下降。在絕大多數村莊裡，區分最富有的農民和最貧窮的農民的唯一方法是多擁有一匹馬或一頭牛，或者是一棟磚砌的房子而不是木頭房子，房子的木地板是墊高的，而不是直接鋪在地上。

被布爾什維克劃分為“富農”的農民，通常不過是村裡的宗族家長。這些人是俄羅斯的馬里烏金們，像安德列夫斯科那樣白鬍子的農民長者一樣，他們阻礙了謝苗諾夫的所有改革。誠然，這些人往往是最富有的農民，其餘的村民很可能因為使用馬匹或貸款而欠下他們的債。但這並沒有使他們成為農民眼中的“富農”——甚至對馬里烏金恨之入骨的謝苗諾夫也從未稱他為富農。許多農民對這些老人既畏懼又尊重。作為村裡最成功的農民，他們往往被視為村社的天然領袖。他們通常是村社傳統最堅定的維護者，是與外部勢力打交道的人，他們的鄰居自然會去找他們諮詢農業問題的建議。第一屆農民蘇維埃往往由這些村裡的長者領導。

在執政的頭幾個月裡，布爾什維克口頭上對農民蘇維埃給予大力支持，從而在城市的權力鬥爭中力保農民中立化。但結果是蘇維埃在農村的權力被分散了——這使得從農民那裡獲取糧食和士兵的任務變得逾發困難。農民蘇維埃自然要捍衛當地人民的經濟利益。他們試圖阻止向城市出口糧食，或者至少要求提高價格，使他們能夠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商品作回報。隨著城市糧食危機的加深，布爾什維克越來越多地將其歸咎於所謂的“富農囤積者”。他們的宣傳把典型的“富農”描繪成一個大腹便便、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利用城市工人的饑餓大發橫財、牟取暴利。“富農”與布爾喬亞一起被視為“革命”的“內部敵人”。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富農”是一個替罪羊，是將工人的憤怒集中到“反革命”村莊而不是他們自己身上的一種手段。布爾什維克此時聲稱，農民蘇維埃被“富農”所控制，並由他們與社會革命党人聯合管理，妄圖餓死革命。這是錯誤的——列寧也知道這一點。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那樣，農村蘇維埃是普通農民的組織。他們只是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城市的利益之上。但是“富農糧食罷工”的神話給了他的政黨發動一場針對農民的內戰所需的藉口。

1918年夏，列寧在一次講話中吹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戰鬥號角：

富農是蘇維埃政府瘋狂的敵人……這些吸血鬼靠人民的饑餓發財致富……這些蜘蛛【1】靠犧牲被戰爭摧毀的農民和工人為代價變得肥胖。隨著城市和工廠裡的工人挨餓，他們變得越來越富有……向富農發起無情的戰爭！把他們消滅乾淨。

“征糧軍”領導了這場對“富農囤積者”的進攻。它的武裝征糧隊被授權佔領村莊，用武力強征農民的剩餘糧食。在離開城市之前，他們會擺出姿勢拍照，就像一支即將出征的軍隊。這些大隊本應由工人階級的精英組成。但事實上，就像第一批紅軍部隊一樣，他們的76,000名成員主要是失業者、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以及無處可去的退伍軍人。省糧食主管部門不斷抱怨這些大隊“素質低下，紀律渙散”，他們“毫無計畫地開展工作”，“經常對農民大打出手”，他們不僅奪走農民剩餘的糧食，還拿走重要的種子庫存、私有財產、槍支和伏特加。用一位省委書記的話說，他們的工作不過是“有組織地搶劫農民”。

“有時候，”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寫道，“征糧隊會仿效沙皇員警的做法。”有時他們佔領一個村莊，殘酷地折磨農民，直到交出所需數量的糧食和財產。”“這種勒索手段教人想起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一位來自葉列茨的官員彙報說，“他們讓農民脫光衣服跪在地上，鞭打或毆打他們，有時還會殺死他們。”征糧隊的到來足以令農民嚇得東逃西竄。烏法省一位震驚的政委報告了以下事件。他走進一個農婦的小屋，這個農婦似乎來不及逃走，因為他的一個小隊抵達村子時，她誤以為是征糧隊。她失聲尖叫，並抱住她的小兒子。“砍了我，殺了我，但不要帶走我的孩子。”她哭著說。政委試圖讓她平靜下來，對她說她是安全的，於是這位農婦說：“我以為你們要殺了我。我不知道還有不殺害農民的布爾什維克。我們看到的都是奧普裡奇尼基（即特轄軍，伊凡雷帝可惡的鷹犬——譯注）。”在坦波夫省的鮑裡索格列布斯克地區——未來安東諾夫起義的根據地——有一位野蠻的旅長名叫瑪律戈林，他喪盡天良、魚肉農民，強姦他們的婦女，或者在他們付不起稅款時掠走馬匹。許多農民被迫從鄰近的沃羅涅日省購買糧食，或放棄他們最後的口糧和種子儲備，以滿足馬戈林的需求。另一個當地暴君，一位名叫切列穆欣的旅長，把巴拉紹夫南部的村莊——就在反對鄧尼金的紅色陣線後面——變成了他腐敗的私人領地。農民的糧食和財產被粗暴地武力徵用，農民常常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東西播種，農民婦女經常遭到強姦。附近一個征糧隊的隊長在路過一個“切列穆欣的村莊”時，對農民的悲憤之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農民們誤以為我們是切列穆欣的爪牙，都跪在地上向我們求饒。人們可以感覺到，這個村莊人民的革命精神已經完全被摧毀了。沙皇制度的奴性在他們的臉上再次清晰可見。這令我們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大多數農民都試圖把他們寶貴的糧食儲備藏起來，以免被征糧隊發現。一袋袋麵粉被埋在地板下、穀倉的閣樓裡、樹林深處和地下。這些征糧隊認為所有的村莊都這樣做，而且藏起來的糧食是多餘的，事實上，他們經常發現的是重要的種子和糧食儲備。一場“糧食爭奪戰”由此開始，征糧隊利用各種恐怖手段掘地三尺，而農民則以消極抵制和公然反抗來對付他們。在1918年7月和8月期間，有超過200次反對征糧隊的起義。布爾什維克試圖把它們描繪成“社會革命党-富農叛亂”；但實際上，它們是普通的鄉村起義，在這些起義中，最貧窮的農民（他們因徵用而變得最饑餓）往往發揮帶頭作用。這些起義是暴力和自發的，通常是對征糧隊犯下的種種暴行的回應。在薩馬拉省的一個村莊，征糧隊搶劫並殺害了幾名村民，農民們進行了血腥的報復。11月的一個晚上，他們把在黨委辦公室睡覺的12名征糧隊成員梟首，並把他們的頭臚懸掛在村口的柱子上，作為對其他征糧隊可怕的警告。三個星期後，紅軍用大炮轟炸了這個村莊，當所有的村民都逃到樹林裡去的時候，將其燒毀了。

在村子裡，征糧隊本應得到新成立的農村貧農委員會的協助。6月11日，列寧宣佈委員會的成立，稱這是農村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刻。這將是農民的十月革命，屆時“農村無產階級”將加入反對“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階級鬥爭”。通過幫助征糧隊稽繳糧食，貧農委員會將實現村莊的“社會主義改造”，取代“富農蘇維埃”，完成對其他“富農”財產（如剩餘土地和牲畜）的沒收。正如斯維爾德洛夫所說，其目的是“將村莊分成兩個敵對的階級”，“在那裡激起與城市一樣的內戰”。這將決定蘇維埃政權在農村的命運。

令人沮喪的是，貧民委員會未能在村裡點燃這場“階級戰爭”。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條在農民現實面前失效的地方。大多數村莊都認為自己是由關係平等的親屬組成的農業社區，他們經常稱自己為“大家庭”。這就是農民村社的基本理念（儘管不一定符合實際）。因此，他們反對為村裡的窮人單獨設立一個機構的建議。他們不是已經有蘇維埃了嗎？大多數農民村社要麼沒有選舉出一個貧農委員會，將其留給外來的煽動者，要麼就成立一個每個農民都參加的貧農委員會，理由正如他們經常說的那樣，所有的農民都同樣貧窮。在這種情況下，貧農委員會與蘇維埃沒有什麼區別。例如，阿特卡爾斯克地區基塞列沃·切米佐夫卡的農民決定，不需要貧農委員會，“因為農民幾乎是平等的，而窮人已經在蘇維埃裡了。組織一個單獨的貧農委員會，只會在同一村社的公民之間製造不必要的緊張關係”。布爾什維克的煽動者根本無法用階級劃分來分裂農民。貧窮的農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無產階級”。他們也不認為那些較富裕的鄰居是“資產階級”。他們認為自己都是同村人，並以懷疑和敵對的態度看待布爾什維克分化他們的努力。

因此，許多地方的貧農委員會是由村社以外的人建立的。這些人不是貧窮的農民，而是城市無業遊民和士兵、無地的手工業者和被排除在村社之外的勞工。一項針對坦波夫省800個貧農委員會的研究發現，在村一級的成員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種過地；其中30%是士兵。在北方半工業化的村莊，這種社會類型的人很可能算“自己人”；但在農業發達的南方地區，他們對村莊核心來說是陌生人。由於與所有農村政府所依賴的農民村社脫節，如果不訴諸暴力，貧農委員會就無法完成自己的任務。他們強征私人財產，非法逮捕，破壞教堂，並普遍恐嚇農民。他們更像當地的黑手黨，而非蘇維埃國家的機構。例如，在薩拉托夫的一個鄉村，貧民委員會由德魯紮耶夫兄弟與地區警察局長瓦爾拉莫夫同志共同把持。他們在村子裡四處轉悠，敲詐恐嚇農民，勒索錢財、槍支和伏特加。牲畜也被沒收，交給他們在“村裡的窮人”中的黨羽。一個無力支付的農民被迫看著他們強姦自己的妻子。這種恐怖狀態持續了6個月。村民們向“列寧同志”請願，希望結束這一切。正如其中一位村民所言：“人們開始說，在沙皇統治下的生活更美好”。

和征糧隊一道，貧民委員會引發了一波巨大的農民起義浪潮。這些起義在11月達到了頂峰，這是“糧食爭奪戰”和紅軍第一次大規模動員的高潮。整個坦波夫、圖拉和梁贊地區都被手持乾草叉和槍支的農民武裝團夥所吞沒。其他地方的起義則比較零星，但暴力程度有增無減。農民們用私刑殺害貧民委員會成員、當地的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的領導人。11月份，被派去調查圖拉起義情況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斯米多維奇得出結論說，“農民開始感到他們似乎被一套外來統治者集團的專橫意志所支配；他們不再相信蘇維埃政權的承諾，認為一切不幸都是因它而起。”

在11月召開的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列寧呼籲廢除貧農委員會。這是一項新政策的開始，次年3月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批准了這項政策，以改善與中農的關係。正如列寧所說，這相當於承認貧農委員會發動了一場“不顧一切破壞農民利益的戰爭”。他坦言，把村莊劃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嘗試是錯誤的，現在該放棄了。但是，布爾什維克要修復他們與農民的關係顯然為時已晚。

1919年1月，在廢除貧農委員會幾周後，布爾什維克也改變了“糧食爭奪戰”的策略。蘇維埃政權1918年實施的第一次徵收行動是災難性的。到年底只繳交了五分之一的稅款。當然，布爾什維克把責任歸咎于“富農”；但實際上，他們自己徵收的基礎設施薄弱才是罪魁禍首。征糧隊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核算收成。貧農委員會為了追求自己的地方利益而犧牲了中央的利益，有時甚至把糧食據為己有。由於燃料短缺，收集站無法處理大量的糧食。而鐵路上的混亂往往意味著糧食無法運抵城鎮。1月份的改革，即所謂的餘糧徵集制，旨在強化這一制度。與1918年5月的糧食專賣相比，它有兩個主要區別。首先，糧食專賣只限於穀物，而所有主要食品，包括牲畜和蔬菜在內，都納入餘糧徵集制的範疇。【2】其次，糧食專賣的配額是由地方糧食機構根據收成估算設定的，而餘糧徵集制的配額則是由中央根據其總體需要從上而下設定的，然後在各省當局之間進行攤派。這樣一來，配額應與實際收收的剩餘相匹配的原則被完全拋棄了（無論實施得多麼寬鬆）。稅收越來越與農民的支付能力無關。征糧隊只是執行命令，用武力獲取必須數量的糧食，即使這意味著要奪走農民最後的口糧和種子儲備。在這種可怕而又無知的計算中，人們認為，一個空的穀倉表明它的主人正是一個藏匿食物的“富農”。

由此，隨著內戰逐漸進入高潮，1919年春，“糧食爭奪戰”——即紅色陣線背後的另一場內戰——也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成為了布爾什維克和農民之間生死存亡的鬥爭。

剷除背口袋的人是布爾什維克“糧食爭奪戰”的最後一環。為此成立了攔擊隊，在公路和鐵路上維持秩序。他們受命沒收進城旅客的所有食品，只給他們留下法定的一塊半布丁（因此背口袋的人又被稱為“一塊半布丁”）。火車遭到攔截和搜查，乘客被迫下車，打開他們的行李。這支隊伍的行為更像土匪而非政府職員。他們沒收乘客的錢財、衣服和飲料。契卡也對城市市場進行類似的突擊檢查，追捕來自農村的背口袋的人。

當然，這一切都是徒勞的。不可能消滅市場，就像伏爾加河和頓河不可能倒流一樣。在整個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火車上仍然擠滿了背口袋的人（他們很容易賄賂鐵路官員）。列寧自己坦承，至少有一半的食品是由背口袋的人帶進城鎮的；有時這個數字還要更高。布爾什維克別無選擇，只能容忍這種私人貿易，否則工人們就會餓死。事實上，他們對背口袋的人的政策搖擺不定：在內戰的關鍵時刻，當他們需要保持鐵路暢通供軍隊使用時，他們會嚴打背口袋的人，並試圖禁止所有客運；但在其他時候，背口袋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暢通無阻地自由來去。布爾什維克對城市市場的政策也同樣反復無常。契卡偶爾會發動突襲，沒收貨物並逮捕商販，之後生意會蕭條幾天，但隨後市場就會恢復正常。在整個內戰時期，儘管契卡不斷進行突襲，但莫斯科巨大的蘇哈列夫卡市場仍然繁榮昌盛。首都大多數國有紡織廠都從那裡的個體攤販處購買布料。蘇哈列夫卡漸漸成為紅軍無法征服的舊自由貿易世界的象徵。列寧本人曾感歎道，在每個俄羅斯人的靈魂裡都有一個“小蘇哈列夫卡”。

儘管嘗試收效甚微，但對布爾什維克工業來說，打掉“背口袋”貿易至關重要。如果工人們不斷跑到農村去尋找食物，就無法維持工業生產。對食品供應的控制與對勞動力的控制是相輔相成的。布爾什維克堅持認為國家需要控制勞動力的流動。這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本質——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專政權利”“使得國家可以根據計畫，把每個工人送到需要他的地方”。像孟什維克那樣宣導勞動自由，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是“通往社會主義的空中樓閣”。如果沒有食品壟斷或廢除勞動力市場，經濟將會崩潰，工人階級也被“工人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的無序流動”所摧毀。在他看來，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就要結束一切自由勞動，並對所有大型工業實行國家控制。這將是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

整個1918年春季，布爾什維克一直朝著工業國有化的方向發展。把他們自己的管理人員強加于工廠似乎是阻止11月14日《工人權力法令》所帶來的混亂的唯一途徑，該法令是對工廠委員會和工會的重大政治讓步。工廠通過合作社管理委員會進行控制，幫助布爾什維克贏得了許多工人的支持，並在該政權爭奪工業資本控制權的鬥爭中重創工廠主們。但法令的經濟影響是災難性的。控制工廠的工人團體只是投票給自己大幅加薪，從而加劇了通貨膨脹。他們還對舊的經理和技術人員實施恐怖和暴力活動，其動機往往出於報復。這破壞了生產管理。工人組織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勞動紀律廢弛，以及不斷盜竊工具和原材料以製造打火機和其他非法商品用於“背口袋”交易。

更重要的是，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已經成為日益壯大的工人抗議布爾什維克專政運動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仍然和1917年一樣激進——只是他們現在把怒火集中在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統治的政黨身上。1918年春，工人罷工和抗議浪潮席捲了全國所有主要的工業區，包括從前位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據點。大部分的不滿都是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工人們抱怨麵包短缺和失業的威脅；他們對所謂的工人國家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感到厭惡。這導致了許多工人對政治普遍感到幻滅，而對執政黨布爾什維克則懷有某種敵意。用高爾基的話說，許多“工人一聽到布爾什維克的名字就吐口水”。這種憤世嫉俗——但本質上是非政治的——的態度，最好的概括就是開始出現在城牆上的口號：“打倒列寧和馬肉！把沙皇和豬肉還給我們！”但對其他工人來說，政治仍然很重要，特別是對那些有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地下鬥爭背景的人來說，他們用另一種政治願景來對抗布爾什維克；他們對春季危機的反應是掀起聲勢更為浩大的有組織抗議活動，即工廠和車間代表特別大會，這是迄今為止布爾什維克從工人階級那裡遇到的最強大的挑戰。

特別大會是一個基層工人運動組織。它成立於3月，在6月影響力達到頂峰，擁有幾十萬工人會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全國層面上的領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工廠集會中，往往是他們的地方積極分子走在最前頭。春天標誌著這些政黨在工業城市命運的全面復蘇。通過制定攻守同盟，他們能夠在幾個城市的蘇維埃選舉中擊敗布爾什維克。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們的特別大會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抗議運動，而不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抗議運動（碰巧包括他們）。誠然，許多工廠的抗議決議表達了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相同的關切：他們譴責關閉立憲會議、簽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和鎮壓反對派。但這只能說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制定的這些決議，要麼是把這些要求加入工人的要求之中，要麼是用自己的語言來闡述工人的要求。無論如何，從工廠會議的記錄來看，最讓工人們群情激昂的是“工人革命”的承諾——這個承諾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17年秋支持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得到兌現。正如索爾莫沃工廠的罷工工人在6月宣稱的那樣：“以我們的名義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對我們來說已經完全陌生了。它許諾給工人帶來社會主義，但卻給他們帶來了空蕩蕩的廠房和貧困。”就目前來看，這是所有政治化工人的普遍感受——包括很大一部分普通的布爾什維克，他們中的許多人參加了特別大會運動。甚至彼得格勒的維堡區黨委，這個1917年激進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堡壘，也向其成員分發特別大會的宣傳品。

到了1918年4月，列寧開始意識到，必須將工業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而不是通過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人控制，只有傳統的管理結構（“一人管理”）才能恢復勞動紀律。在當月撰寫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列寧要求，為了經濟重建的廣泛利益，應該停止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的攻擊。為了國家的利益，必須發揮“資產階級”管理人員的專長；他承認，這意味著使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秩序。為了確保他們與蘇維埃政權合作，有必要向資產階級管理人員支付高額報酬，並恢復他們在車間的權威，儘管這違背了左派的平等主義原則。但是，他認為，由於工人階級尚未接受過管理任務的培訓，這是一種必須交納的“貢賦”。為了效率，必須犧牲平等的理想。

從這時起，布爾什維克開始鼓勵國有化進程，這是戰時共產主義繼反對市場戰爭之後的第二大綱領。在此之前，它主要是在地方蘇維埃和工人組織的推動下從下而上發展起來，帶有工廠革命的性質，工人通過這一過程對管理者實施自己的控制。現在，在列寧的支持下，它被中央政府及其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VSNKh）接管，後者利用這一過程，用國家任命的（“資產階級”）經理取代工人的工廠管理體制，旨在恢復車間紀律。這實際上意味著將工業權力中心從工廠委員會和工會轉移到國家的管理機構。

改變政策顯然是受到來自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威脅。要阻止工廠組織充當工人反對運動的管道，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將它們置於中央的指令之下。人民委員會6月28日發佈法令，將俄羅斯大部分的大型工業國有化，而就在三天前，彼得格勒特別大會號召舉行大罷工，抗議布爾什維克政權。儘管該法令已經準備了幾個星期，但毫無疑問，它出臺的時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阻止這次罷工的需要決定的。【3】自5月9日契卡向彼得格勒郊區科爾皮諾的一群示威工人開槍以來，工人的罷工和抗議此起彼伏，呈螺旋式上升，工業幾乎停滯不前，在那些允許自由投票的城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席捲了委員會。簡而言之，如果彼得格勒的罷工繼續下去，似乎很容易發展成一場全國性大罷工，或許會導致政權的垮臺。這也是內戰的一個至暗時刻，捷克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河上建立了權力基地，紅色後方普遍爆發叛亂。6月20日，布爾什維克的新聞委員沃洛達爾斯基被一名社會革命黨人暗殺。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擔心，這可能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變的開始。他們認為，必須將工廠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並在他們僅存的最後一個權力據點中消除大罷工的威脅。

《國有化法令》將工廠的管理權從工人組織轉移到黨的機構。党的領導人以此來威脅工人們，如果他們繼續進行計畫中的罷工，就會被解雇。罷工組織者被逮捕——特別是那些已知與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有聯繫的人——其中數十人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槍斃。考慮到這種恐嚇，毫不奇怪，很少有工人上街參加總罷工。布爾什維克大獲全勝：特別大會被宣佈為非法，其領導人被監禁，持不同意見的工會遭清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現在被譴責為“反革命”，逐出蘇維埃，不得不轉入地下。最後一家反對派報紙被取締。甚至連高爾基的《新生活報》也最終在7月16日關閉，該報曾説明組織彼得格勒罷工，並經常高調支持特別大會。“我們正走向全面內戰，”絕望的高爾基給葉卡捷琳娜寫信道，“而且看來這場戰爭將是一場野蠻的戰爭……哦，在俄羅斯生活是多麼艱難啊！我們都很愚蠢——非常非常之愚蠢。”

【1】這無疑是指《蜘蛛和蒼蠅》，這本1917年最暢銷的小冊子為塑造布爾喬亞這一流行神話作出了巨大貢獻。

【2】洋蔥是一個例外——毫無疑問是官僚主義失誤的結果。由於農民試圖利用這一僅存的合法自由貿易領域，洋蔥生產很快就出現了繁榮。

【3 】另一個考慮因素是，許多受該法令影響的股份公司是德國人擁有的，根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任何在7月1日之後被國有化的這些公司都必須得到全額賠償（馬勒，《經濟》，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