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5章第Ⅰ節：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

第15章 失敗的勝利

Ⅰ 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

歷經內戰血與火的洗禮，1920年2月，德米特裡·奧斯金接管了第二勞動軍的指揮權。這支軍隊是在打敗鄧尼金後由紅二軍的剩餘部隊組建而成的，其使命是恢復南方戰線被嚴重破壞的鐵路。士兵們手中拿的不是步槍，而是鐵鍬。“不再參與戰鬥，人們普遍有一種空虛感。”奧斯金後來寫道，“在鐵路邊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對政委來說，唯一的安慰是知道這項工作對於飽經革命和內戰蹂躪的國家恢復經濟至關重要。南方的鐵路把重要的糧食和石油運往北方的工業城市。內戰期間，大約3,000英里的鐵路被毀。那裡變成一個巨大的廢棄機車墓地。在從巴拉紹夫前往沃羅涅日的旅途中，奧斯金注意到了這裡一片荒涼：“車站死氣沉沉，列車很少通過，夜晚沒有照明，只有電報室裡的一根蠟燭。建築物損毀大半，窗戶破碎，到處都是堆積如山的塵土和垃圾。”這是俄羅斯苦難的象徵。奧斯金的士兵們清理現場，重建鐵軌和橋樑。軍事工程師修理火車頭。到了夏天，鐵路開始重新運營，這次行動被宣佈為一次偉大的成功。有人建議對經濟的其他部門進行軍事化管理。

托洛茨基是軍事化的宣導者。在他的命令下，第一勞動軍於1920年1月從紅三軍的剩餘部隊中組織起來。擊敗高爾察克後，士兵們被保留在戰鬥部隊裡，並部署在“經濟戰線”上——採購糧食、砍伐木材、製造簡單的商品，以及修復鐵路。這個計畫在一定程度上是務實的。布爾什維克害怕在經濟危機中遣散軍隊。如果允許數以百萬計的失業士兵聚集在城市裡，或者加入對政府不滿的農民行列，極可能會發生一場全國性叛亂（就像1921年那樣）。此外，很顯然，需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來恢復鐵路，托洛茨基等人認為鐵路是內戰浩劫後復興國家的關鍵。1920年1月，他擔任交通委員：這是他實際要求的第一個職位。除了年久失修外，鐵路上下還充斥著大量腐敗官員，他們是千里之堤的蟻穴，就像背口袋的人一樣給系統帶來苦不堪言的混亂。狹隘的地方主義也使鐵路陷入癱瘓。每條獨立的支線都成立了自己的委員會，數十個地區鐵路局為了爭奪稀缺的火車頭而相互內訌。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機車給鄰近的鐵路局，而是在火車離開他們的管轄範圍之前將之拆開，因此火車會被耽擱幾個小時，有時甚至幾天，而新的火車頭要從下一個鐵路局的車庫調來。儘管鐵路工作人員盡了最大努力，托洛茨基的一名高級官員花了整整一個星期才走完從奧德薩到克雷門丘克的300英里路程。

但在托洛茨基計畫的核心，還有一個更宏大的願景，即把整個社會都納入軍事管理的軌道。像許多1920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托洛茨基設想國家是社會的指揮官——根據計畫調動社會資源——就像總參謀部排兵佈陣一樣。他希望能以軍事化的紀律性和精確性來管理經濟。全體人民都要被征入勞動團和勞動旅，像士兵一樣派去經濟戰線執行生產任務（用“戰鬥”和“戰役”來形容）。這就是史達林主義指令性經濟的原型。兩者都基於同樣一種理念：即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國家強制力可以用來開創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從而消除通過市場進行資本積累的漫長的新經濟政策階段的需要。兩者都是源自通過法令強制推行共產主義的官僚主義幻想（儘管在每種情況下，其結果都更接近於封建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任何東西）。正如孟什維克曾經警告的那樣，使用建造金字塔的方法是不可能完成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

內戰勝利後，布爾什維克無疑很想把紅軍的組織模式推廣至社會其他部門。“軍事化”在布爾什維克詞典中成為效率的代名詞。如果能用軍事手段打敗白軍，為什麼不能用來建設社會主義呢？所要做的就是把軍隊轉向經濟戰線，讓每個工人都成為計劃經濟的尖兵。托洛茨基一貫主張應該按照軍事方式來經營工廠。【1】現在，1920年春，他擘畫了這個勇敢的共產主義勞動新世界，在那裡，計劃經濟的“總部”將“向勞動前線發出命令”，“每天晚上，總部的電話會響個不停，報告在勞動前線取得的捷報。”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徵召強迫勞動的能力是其相對於資本主義的主要優勢。蘇維埃俄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不足，可以通過國家的強制力加以彌補。強迫工人比通過市場刺激他們更有效。在自由勞動導致罷工和混亂的地方，國家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將創造紀律和秩序。這一思想來自於托洛茨基與列寧共同的觀點，即俄羅斯人是又壞又懶惰的工人，除非被鞭子抽打，否則他們不會工作。農奴制下的俄羅斯貴族也持有同樣的看法，蘇維埃政權與農奴制有許多相似之處。托洛茨基頌揚農奴勞動的成就，並利用這些成就為他的經濟計畫辯護。他毫不會理會批評者的警告，即使用強迫勞動將是徒勞無益的。“如果這樣的話，”1920年4月，他在工會代表大會上說，“那麼你可以把社會主義從字典上劃掉了。”

這種“兵營式共產主義”的核心是布爾什維克對工人階級作為一種獨立且日益反叛的力量的恐懼。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布爾什維克開始談論“勞動力”而不是“工人階級”。這一轉變意味著工人從革命的積極推動者轉變為政黨國家消極的被動物件。勞動力不是一個階級，甚至也不是各式各樣的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工人這個詞又回到了它的源頭：奴隸。這就是古拉格集中營制度——把一隊隊饑寒交迫、衣衫襤褸的農民強行帶到建築工地和工廠——的心理根源。托洛茨基說勞動大軍是由“農民原料”組成的，就完美地概括了這一點。他們認為，人類勞動遠非馬克思所讚美的創造性力量，實際上不過是國家可以用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原材料。這種異化從一開始就隱含在這個體制當中。早在1917年，高爾基就預見到了這一點，當時他寫道：“工人階級對於列寧來說，就像礦石對於金屬工人一樣。”

內戰的經驗絲毫沒有改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他們與工人階級關係的信心。糧食短缺使工人變成了小商販和兼職農民，在工廠和農場之間來回奔波。工人階級已經變成遊牧民族。由於有一半的工人經常脫崗，去農村購買食物，工業陷入了混亂。而待在工廠裡的工人大部分時間都在生產簡單的商品，與農民進行易貨交易。熟練技術工人需求量很大，他們在各個工廠之間遊蕩，以尋找更好的條件。生產力下降到革命前水準的一小部分。甚至重要的軍工廠也幾乎停工。隨著工人生活水準的下降，罷工和怠工日益普遍。1919年春，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罷工。幾乎沒有一個城市不受衝擊。在各地，罷工者的首要訴求都是更好的食品供應。布爾什維克以鎮壓作為回應，逮捕和槍殺了數千名罷工者，其中許多人被懷疑支持孟什維克。

如果沒有市場刺激——他們仍然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拒絕市場【2】——布爾什維克除了武力威脅外，沒有任何手段來調動工人積極性。他們試圖通過向關鍵工人提供高額工資獎金（通常與計件工資掛鉤）來刺激生產，從而違背了革命中關於消除工資差異的平等主義承諾。但是，由於工人們用紙幣買不了多少東西，這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多動力。為了把工人留在工廠裡，布爾什維克被迫向他們支付實物——要麼是食品，要麼是工人生產的一部分，他們可以用來與農民作交換。地方蘇維埃、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紛紛向莫斯科提出請求，要求允許他們以這種方式支付工人工資，而且許多人已經自行這樣做了。到1920年，大多數工廠工人的部分工資是用他們生產的份額支付的。他們帶回家的不是紙幣，而是一袋釘子或一碼布，然後用它們換取食物。在計劃經濟的中心，原始的市場正慢慢地重新出現。如果對這種自發的運動不加制止，中央政府就會失去對國家資源的控制，從而失去影響生產的權力。然而，政府沒有試圖阻止這場運動——它在1918-1919年曾經努力過，但沒有成功——反而從1920年開始，尋求組織這些自然補貼，哪怕只是為了確保它們首先流向重要行業的工人。這成為了重工業軍事化的基礎：具有戰略性質的工廠將被置於戒嚴之下，車間內實行軍事紀律，持續曠工的人將以在“工業戰線”上逃跑為名而被槍斃，作為交換，工人們將得到紅軍式的軍事配給。到年底，已有3,000家企業，主要是軍火和採礦業，以這種方式實現了軍事化。當士兵變成工人的時候，工人也變成了士兵。

與此相關的是，工廠的權力從部分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合議制管理委員會，普遍轉移到一人管理制度，管理人員越來越多地由党的領導層任命。托洛茨基將此比作從選舉產生的軍事指揮官到任命的軍事指揮官的轉變，聲稱這是紅軍在內戰中取得勝利的保證。新上任的管理者認為自己是一支工業軍隊的指揮官。他們認為工會權利是一種麻煩，是對工業紀律和效率不必要的阻礙，就像軍隊中的士兵委員會那樣。托洛茨基甚至主張讓工會完全置於黨和國家機構之下：既然這是一個“工人國家”，那麼工人就不再需要擁有自己獨立的組織了。

1920年，強迫勞動的原則推廣至其他領域。數百萬農民被徵召入勞動隊，去砍伐和運輸木材，修建公路和鐵路，以及收割莊稼。托洛茨基設想將全部人口動員起來，組成勞動團，兼作常備軍或民兵。這類似於19世紀20年代陸軍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軍事封建主義，他在俄國西部邊境建立了一個將農奴勞動與軍隊服役相結合的殖民地網路。托洛茨基的計畫是沙皇時代一系列“行政烏托邦”的繼承者，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這些計畫都希望用軍隊的方法來使非理性的俄國人合理化，使無政府主義的農民兵團化，給他們穿上制服，訓練他們，讓他們為專制主義國家的需要而統一行動。奧斯金像托洛茨基一樣，期待著有一天，“沒有任何外國勢力膽敢入侵俄國，因為俄羅斯全體人民都時刻準備著，有些人手持武器站在前線，有些人奮戰在工業和農業領域，誓死保衛祖國。整個國家將成為一個武裝營地。”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官僚主義的美夢。事實證明，農民勞動隊和勞動軍一樣，效率低下得令人難以置信。平均來說，50名新兵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才能砍倒和砍伐一棵樹。勞動隊修建的道路坑坑窪窪，用一位觀察家的話說，它們“看起來就像冰凍的海浪”，在上面行駛“比坐過山車還糟糕”。逃避勞動義務的現象十分普遍，以至於在許多地區，參與追捕逃兵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履行義務的人數。如果村莊被懷疑窩藏逃兵，會遭到佔領、罰款，以及槍斃人質，包括蘇維埃領導人。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送進各省勞改營，作為對那些被判違反勞動紀律的工人所設立的“矯正機構”。

同樣無效的還有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當時工人和學生被迫作為“志願者”，拉去執行諸如清理街道和廣場上的垃圾等崇高的社會主義義務。1920年五月一日，超過一百萬的莫斯科居民參與了當天的“勞動節”。從那時起，它就成為蘇維埃生活方式一個永久的特徵：不僅僅是幾天，而是整整幾周，人們都被要求無償工作。布爾什維克稱讚“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蘇維埃集體主義的最高成就。在政治上，此舉可能有助於在城市人口中強化紀律意識、服務意識和服從意識。畢竟，不“自願”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會引起懷疑，或許還會被當作“反革命”而受到迫害。但在經濟上，它收效甚微。沃多沃佐夫教授記錄了他在5月1日參加彼得格勒舉行的大規模“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印象。

在冬宮和海軍司令部之間的廣場上，熱火朝天。工人真的非常多，遠遠超過了完成工作所需的人數：他們在清理鐵欄杆和堆積的磚頭，這些東西自從[皇宮]的圍牆被打破後，已經棄置了18個月。羅斯塔[俄羅斯通訊社]宣稱，醜陋的柵欄終於消失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磚頭確實不見了，但鐵欄杆只是堆放到廣場的遠端。直到今天它們還在那裡。整個廣場仍然是一個垃圾場。毫無疑問，拆除圍欄（儘管是不完全的）的成本比當初建造它的高十倍。

內戰的影響之一是貨幣貶值。從1918至1919年間，布爾什維克在這件事上左右為難。他們是應該努力維持盧布的價值，還是應該廢除盧布？一方面，他們認識到有必要繼續印製鈔票來支付商品和服務的費用。他們也知道，廣大人民群眾會根據貨幣的價值來評判他們的政權。另一方面，一些極左派布爾什維克認為，應該鼓勵通貨膨脹，以徹底淘汰貨幣。他們想用一種基於國家優惠券的，普遍的商品分配制度來取代貨幣制度。他們（錯誤地）認為，通過擺脫貨幣，他們將自動摧毀市場體系，並隨之摧毀資本主義，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把他的一本書獻給了“財政委員會的印刷機——那把打中資產階級政權屁股（貨幣制度）的機關槍”。到1920年，左派分子如願以償：鈔票印刷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再捍衛它已經毫無意義。造幣廠雇用了13,000名工人，而且非常荒謬的是，為了進口印鈔所需的染料和紙張，耗費了俄國大量的黃金儲備。印製盧布的成本比盧布的實際價值還要高。公共服務，如郵電、交通和電力等，不得不免費提供，因為國家為之印刷和收取盧布紙幣方面是虧損的。這種情況非常之離奇——但這就是俄羅斯。

左派布爾什維克把配給券視為共產主義秩序的奠基石。一個人的口糧標準決定了他在新的社會等級制度中的地位。人們根據其對國家的貢獻進行分類。因此，紅軍戰士、官僚和重要工人得到一等口糧的獎勵（雖然微薄，但足夠了）；其他工人得到二等口糧（遠遠不夠）；而處於最底層的布爾喬亞則不得不湊合著吃三等口糧（用季諾維也夫那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就是“麵包剛剛好夠不會忘記它的味道”）。事實上，到1920年底，國家倉庫裡的食物已經所剩無幾——配給制度下的人口如此之多——甚至那些享受一等口糧的人也只能得到剛剛夠勉強維持生存的食物。三千萬人靠國家系統供養著，或者說是喂不飽。大多數城市居民主要依靠工作場所的食堂，那裡每天的食物都是稀飯和軟骨。然而，要找到一個開著的食堂，然後排隊領到微不足道的食物，也成為一種艱難地考驗，因為做這些事情所浪費的精力可能比從實際食物中獲得的要多。這還不是唯一的荒謬之處。在幾乎所有實行配給制的領域，從食品與煙草到服裝、燃料和書籍，浪費在分發產品上的時間和精力都超過了產品的實際價值。當工人們排隊領取口糧時，工廠和辦公室因此陷入停頓。普通人每天花幾個小時從一個蘇維埃辦公室走到另一個辦公室，試圖用攥在手心皺巴巴的優惠券換取政府承諾提供的貨物，但卻很少能得到。毫無疑問，他們注意到了那些他們不得不乞求的官僚們錦衣玉食的模樣。

彼得格勒大學教授瓦西裡·沃多沃佐夫是20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列寧年輕時的朋友，他在日記中記錄下普通一天的生活。熟悉蘇聯的讀者可能會發覺他的觀察很親切：

1920年12月3日

我將描述我的一天——不是因為這些細節本身趣味盎然，而是因為它們幾乎是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寫照——除了少數大佬例外。

今天早上我9點起床，早起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天還黑，家裡的燈也不亮。燃料短缺。我沒有僕人（原因另說），只能自己燒茶炊，照顧我生病的妻子（患了西班牙流感），並獨自去取柴火。我喝了一些咖啡（用燕麥做的），當然沒有牛奶和糖，吃了一塊兩周前花1500盧布買的麵包。甚至還有一點黃油，在這方面我比大多數人要好。到了11點，我已經準備好出門了。但吃過這麼一頓早餐後，我仍然很餓，於是決定上素食食堂。那裡價格昂貴，卻是我所知道的彼得格勒唯一一個可以相對輕鬆用餐的地方，不需要登記，也不需要得到某個政委的許可。結果發現連這個食堂都關門了，而且要等一個小時才開張，於是我又去了彼得格勒第三大學，其實現在這所大學已經關閉了，但那裡還有一個食堂，我在那裡登記吃飯。我希望能在那裡為我自己、我的妻子和我們的朋友維津斯基一家弄點吃的，他們也在那裡登記吃飯。但在這裡，我同樣運氣欠佳：等候吃飯的人排著長隊，他們的臉上寫滿沉悶和苦惱；隊伍一動不動。問題出在哪裡？鍋爐壞了，至少要耽誤一個小時。

任何在遙遠的未來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都可能認為這些人在期待一場宴會。但整頓飯只有一道菜——通常是一道淺淺的湯，裡面放一個土豆或捲心菜。什麼肉也沒有。只有少數有特權的人才能吃到肉——即在廚房工作的人。

我決定離開，把吃飯推遲到下班後。到了下午1點，電車還沒有來，於是我又回到食堂：還是沒有食物，那怕再等半個小時也沒有希望。沒辦法，只能餓著肚子去上班了。

在尼古拉耶夫橋，我終於趕上了一輛4號有軌電車。線路上沒有電流，電車靜止不動。我始終搞不明白。所有電車都停了下來，但如果他們知道沒有足夠的燃料來完成旅程，為什麼還要出發呢？人們仍然坐在那裡——有些人最終放棄了，下車走去目的地，而其他人則以西西弗斯式的耐心坐著。兩小時後，我看到有軌電車開始運行，但到了下午5點，它們又都停下來。

下午2點，我步行到檔案館。我在那裡待了半個小時，然後去大學，據說下午3點會有定量的捲心菜發放給什麼人。也許是給教授們——這值得一試。但我又一次運氣不佳：原來捲心菜還沒有送到，明天才會發放。而且不給教授，只給學生。

我還發現，整整一個星期沒有麵包配給：有人說，所有的麵包都已經分給了管理所有委員會的共產黨人。

我從大學回家，看了看我的妻子，做了些該做的事，然後回到素食食堂，希望能吃到東西。運氣又不好：所有的食物都沒了，至少一個小時內不會再有。我決定不等了，而是去維津斯基家，問他們是否可以晚點去排隊。在那裡，我收穫了今天的第一份幸運：我們家的燈亮了[由於電力短缺，彼得堡被分成幾個區，每個區晚上輪流供電]。這給了我一個小時寶貴的閱讀時間——這是一天當中第一個不用為吃飯、麵包、捲心菜或找木頭而奔波的時間。六點鐘，我去維津斯基家吃飯（終於！），回來後寫下了上面的話。九點鐘，又停電了。幸運的是，我們的一個朋友晚上來照顧我妻子幾個小時，這給了我更多寶貴的時間。九點過後，我燃點一支蠟燭，放上茶炊，和妻子一起喝茶，十一點上床睡覺。

控制食品供應是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關鍵：沒有這個，政府就沒有辦法控制經濟和社會。布爾什維克痛苦地意識到，他們的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一個敵對的、廣大的農民群體。他們的小農場為市場提供的產品很少，而且在目前的環境下，既沒有消費品可以購買，且所有糧食盈餘都要上繳國家，他們進一步退回到自給自足的生產和自力更生的村莊關係中。由於缺乏與農民交易的商品，布爾什維克在“糧食爭奪戰”中訴諸暴力，派出武裝小分隊搶奪他們的糧食，結果在全國各地引發農民起義。這是另一場隱藏的內戰。儘管布爾什維克小心翼翼地口頭上宣傳他們自己的《土地法》所規定的小農制度——畢竟，正是這一點使他們在與白軍的內戰中贏得了許多農民的支持——但他們相信，蘇維埃農業的未來在於巨大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直接為國家生產。這些社會主義農場將消滅那些討厭——自私自利、愚昧迷信、頑固不化——的農民，因為所有在這些農場工作的人都將被重新改造成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的“工人”。米柳京夢想著“生產糧食、肉類、牛奶和飼料的農業工廠，將使社會主義秩序擺脫對小型私有農場的經濟依賴”。

在此，布爾什維克再一次被他們的烏托邦主義衝昏頭腦，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法令創造社會主義。俄羅斯農民生性謹慎：需要經過幾十年溫和的教育，再加上明顯的農藝學證據為後盾，才能說服他們相信採用現代技術和集體勞動的大規模耕作更為有利可圖，因此必須與他們祖輩世代相傳的傳統——家庭農場、公社和村莊——決裂。然而，1919年2月，布爾什維克通過了《社會主義土地整理條例》，一舉宣佈農民耕作的所有土地都已“過時”。所有原本屬於鄉紳的未耕種的土地現在都要移交給新的集體農場，這讓農民非常惱火，因為他們把對鄉紳地產的要求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革命成就。到1920年12月，全國共有16,000多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擁有近1,000萬英畝土地和100萬員工——其中許多是城鎮移民居民。最大的由國家建立的國營農場，占地超過10萬英畝；而最小的，即由當地農民集體建立的各種集體農莊，占地不到50英畝。

許多較大的集體農場把自己視為實驗性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一個縮影。一家人將他們的財產集中在一起，共同住在宿舍裡。人們在集體大隊吃飯和工作。婦女與男子一起從事繁重的田間勞動，有時還為孩子們設立了托兒所。那裡沒有任何宗教活動。這種模仿工廠車間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城市化的，在很大程度上疏遠了當地農民，他們認為在集體中，不僅共用土地和工具，而且共用妻子和女兒；所有人都睡在一條大毯子裡。

對農民來說，更可恥的是，大多數集體農場都是由對農業一無所知的人管理。國營農場主要由逃離城鎮的失業工人組成；集體農莊由無地勞工、農村工匠和最貧窮的農民組成，他們由於不幸、酗酒或懶惰，從未成功經營自己的農場。農民代表大會上充斥著投訴集體農場經營不善的聲音。“他們擁有土地，但他們不知道如何耕種。”坦波夫省的農民抱怨道。甚至布爾什維克也不得不承認，集體農場已經成為“懶漢的避難所”，他們無法“承受個別農民嚴厲的批評”。儘管他們不用繳納糧食稅，而且國家還慷慨地提供工具和牲畜，但很少有集體農場實現盈利，許多集體農場虧損嚴重。他們的總收入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來自自己的生產，其餘的主要來自國家。一些集體農場的經營狀況非常糟糕，以至於他們不得不徵召當地農民到他們的田地裡勞動。農民認為這是一種新形式的農奴制，於是紛紛拿起武器反對集體農場。在1921年的農民戰爭中，有一半的集體農場被摧毀。

不僅僅農民反抗這些共產主義試驗。在工業領域，軍事化政策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罷工和抗議活動，以及工人們的消極抵抗和怠工。旨在加強紀律的政策只會導致更多的無紀律。1920年上半年，俄羅斯四分之三的工廠發生罷工。儘管面臨逮捕和處決的威脅，全國各地城市的工人們仍然舉行示威遊行，高喊“打倒政委！”的口號。最令人們感到憤慨的是，在內戰結束很久之後，布爾什維克繼續堅持對工人階級實施戰時政策。整個工業體系仿佛陷入了永久的緊急狀態，即使在和平時期也與戰爭無異，這種狀態正被用來剝削和鎮壓工人階級。

在黨內，托洛茨基的政策也遭到了越來越多基層黨員的反對。他將鐵路混亂歸咎於鐵路工會，試圖以高壓手段解散鐵路工會，並用隸屬於國家機構的運輸總工會來取代，這激怒了布爾什維克的工會領導人，他們視之為更廣泛的，結束所有獨立工會權利運動的一部分。自1919年年初以來，圍繞工會作用的爭論不斷升級。那一年的黨綱提出了工會應該直接管理工業經濟的理想——前提是工人階級已經接受有關這一任務的教育。在此之前，工會的作用僅限於工人教育和工作紀律領域。隨著一人管理的趨勢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工會領導人開始擔心，實現工會直接管理的可能性將遙遙無期。在1920年1月舉行的第三次工會代表大會上，他們成功挫敗了党的領導人推行一人管理原則的努力。在4月召開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他們迫使領導層做出讓步，並向他們提供一部分管理人員的任命權，以換取他們接受這一原則。

1920年夏，托洛茨基提出將工會轉變為國家官僚機構的一個分支的計畫，打破了工人工會和政黨國家之間這種微妙的平衡。此時，整個工會自治的原則被認為岌岌可危。反對托洛茨基的不僅僅是工會領導人，黨內很多領導人也支持他們。托洛茨基的個人對手季諾維也夫，譴責他“採用員警手段對工人進行暴力鎮壓”。1月，什利亞普尼科夫與柯倫泰一起成立了所謂的工人反對派，以捍衛工會的權利，更寬泛地說，是為了抵制“官僚主義”的蔓延，他們表示，官僚主義正在扼殺工人階級“自發的自我創造性”。工人反對派得到了工會廣泛的回應，特別是來自鋼鐵工人的支援，在他們中間，階級團結的情感最為根深蒂固，這種情感既表現在工人控制的理想中，也表現在對“資產階級專家”的憎惡上。它表達了對工廠經理和官僚普遍的階級仇恨，工人們譴責他們是“新統治階級”和“新資產階級”。黨內另一個重要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也表達了許多同樣的情緒。這個布爾什維克派系主要由知識份子組成，他們反對黨的官僚集權主義，反對蘇維埃作為直接的工人統治機構的消亡。他們在莫斯科——也就是他們基礎最強的地方——的一些更激進的同志，甚至向布爾什維克基層幹部敞開了地區黨政機關的大門，不遺餘力地促進地方政府“公開化”。他們是第一批使用這個詞的人。

1920年秋季，這兩大爭論——關於工人工會和政黨國家——合併發展成為一場全面的危機。在9月一次黨的特別會議上，兩個反對派聯合起來，強行通過了一系列旨在促進黨內民主和公開的決議：所有党的會議都將向基層開放；黨的下級機關在任命高級官員方面擁有更多的發言權；上級機關要對普通黨員更加負責。在這場勝利的鼓舞下，反對派準備就工會問題鬥爭到底。在11月舉行的第五次工會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提出了所有工會領導人都應由國家任命的建議，一下子把問題推到風口浪尖。這引發了黨內激烈的衝突，托洛茨基力主立即將工會與國家機構合併，且刻不容緩，不惜採取強制措施，而反對派竭盡全力捍衛工會的獨立性。列寧支援托洛茨基的目標，但主張以較為溫和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以避免政權內部出現破壞性分裂。“如果黨與工會發生爭執，”列寧警告說，“那麼肯定是蘇維埃政權的終結。”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令人絕望的分歧，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衝突在黨的報刊上愈演愈烈，每個派別都摩拳擦掌，為這場必將在次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到來的決戰集結力量。人人都看得出來，政府處於危機之中，整個國家都被起義和罷工所吞噬，俄羅斯正面臨一場新革命的邊緣。

【1】同一时期，加斯捷夫和其他苏俄泰勒运动的先驱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2】托洛茨基确实在1920年2月提出了类似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改革初步方案，但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他立刻转回到军事化政策上：无论是通过自由贸易还是强制手段，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恢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