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翻译】《教育不公中的青少年运动》Intro-4 持续的种族问题

持续的种族问题 

结构性与发展性这两个矛盾，因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阶层化制度(racial caste system)而被扭曲；而扭曲，则是因为我们很难改变种族等级(racial hierarchies)对当代美国的塑造。

二十世纪中叶，社会从法律层面对非裔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实行着明确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吉姆·克劳”制度【注1】——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系列社会运动产生了。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是，他的孩子们能够“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作为评价他们的标准”。在种族主义被写入了国家政策和法律中的时代，金博士的梦想是一种革命。社会运动可以围绕着一系列相对具体且实际的法定目标进行：选举权、公平住房权和消除就业方面的歧视。

2014年，种族主义法律机制已经有了变化。民权运动之后，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被瓦解了，接着，那些试图在美国维持种族阶层化制度的利益集团发生了严重的缩减。

这种说法或许令人困惑，因为几乎没有种族主义政策的拥护者会公开支持种族主义言论。

2007年，在社区学校父母诉西雅图一号学区(Parents Involved in Community Schools v. Seattle School District No. 1)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西雅图一号学区不能为了保持学校种族人数平衡而采取以种族来分配学生名额的方法。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代表Alito大法官、Thomas大法官和Scalla大法官，撰写了主要意见：根据宪法，校区保持种族平衡的目标是不被允许的。大法官强调，种族平衡不能因标榜多元化而成为宪法惯例。Roberts大法官还曾有这样一句“名言”【注2】：“消除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消除种族歧视本身”。Roberts的阐述，将“无视肤色color blindness”【注3】作为一种对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道德正确回应。但是，这种说法将“看不见”歌颂成一种美德——这掩盖了在种族主义思想与结构性和发展性矛盾交织之下，青少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障碍。

基于前文所讨论的结构性压迫——缺少学校、限制投票权、大规模监禁和随之而来的剥夺投票权，以及驱逐移民出境——主要针对的是有色人种青年，社会学家Eduardo Bonilla-Silva将当代（美国）的各种不平等归因于“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racism without racists”。

因为“无视肤色”和“坚信美国是一个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国家”的思想，持续存在的种族阶层化制度被隐藏或掩盖了。

对有色人种青年来说，因年龄而不能参与到决策中的负面影响也被放大了。

已有大量文献论述过了他们在接受公民教育机会上的劣势：多数贫困、有色人种青少年根本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发展民主的机会Kahne and Middaugh (2009); Levinson (2012); McFarland and Starmanns (2009)。经济资源较为紧张的城市学校更不可能有学生会(McFarland & Starmanns, 2009)。富裕家庭的孩子、白人青少年可以依靠他们父母的政治影响力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而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则没有同样的权力(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明白我们处于“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时代，是理解有色人种青少年运动的关键。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鼓励青少年运动的组织和课堂，往往会花时间来调查并确定教育剥夺的根本原因。

有些教育者创造出的空间，是青少年可以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歧视，与“用人唯贤”和“无视肤色”等主导性话语(dominant discourses)相调和的地方(See Rubin, 2007)。所有肤色的美国人都倾向于将种族主义心理学化——认为种族主义只是少数坏人的属性。

然而，社会正义教育者们鼓励年轻人这样看待种族主义：它是在关系体系中出现的，是由制度和政策制定的，是通过种族意识形态(racial ideologies)来合法化的。

点明美国社会中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偏见论述，也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在记录和揭露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中所引用的克拉克娃娃实验【注4】着重于非裔美国儿童的个性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今的研究记录了很容易被掩盖住，或者被忽视掉的系统性偏见的存在。比如有色人种青少年因持有毒品而被转交给警方的比例过高或者微种族歧视(racial microaggressions)。

从许多方面来说，当代“无视肤色”和“任人唯贤”思想的盛行，使得如今的社会运动工作更具挑战性。

在美国，基于肤色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依据已经不再有效。那场植根于启蒙运动中平等博爱的逻辑的法律斗争，用了两百年时间才取得了胜利，但终能得以实现。

然而，我们却看到了，同样会导致剥夺发生的，“肤色”的新代名词：不退让法、法律对最低量刑的强制性规定、移民法、反学校融合法【注5】、投票资格法和公共住房政策。

青少年运动代表了一种针对这些矛盾和挑战的合理回应：你们不创造出一个可持续改进的系统，供我参与社会实践和分享自己的观点？那我就走出校门，或与几十名同龄人一起出现在学校董事会的会议上，自己找寻参与发声的方法。你想让我有成就？我也想。让我们想个办法让大学学费变得更容易承受，让警察都离开学校。

青少年组织运动往往以这两个目标为指导方向：扩展参与、扩大机会。

是的，许多年轻人和他们的组织，都在寻求更激进、更加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但是，这些运动的语言与目标往往集中于除障，参与和机会(access, participation, and opportunity)。

这是想象力与实践的结合，借用语言文化学家Kris Gutiérrez的话来说，最好的描述是——“社会梦想social dreaming”。在青少年运动的情境下，社会梦想是在强烈集体身份认同感之下的、对未来的梦想。青少年运动着重于为个人自己，及其同伴和家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青少年运动植根于与他人强烈的相互依存感中。

Tbc.

注释部分：

1. 吉姆·克劳法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
2. “名言”这段原文只有一句话，”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famously said, in striking down desegregation policies in school assignments,” 因为背景比较复杂，所以译者们直接在原文做了补充解释，没直接按照原句翻译。
3. 色盲式种族歧视：无种族歧视的种族主义（Color-blind racism）是利用种族中立原则为种族不平等现状辩护。 主张种族中立的人宣称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被公平对待，然而，他们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政策上时就不中立了。 这些支持者反对优惠性特别待遇、公众福利帮助，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负担健康医疗保险，这些都被他们视为对少数群体的偏袒。
4. 克拉克娃娃实验(Kenneth and Mamie Clarke’s doll experiments)：将两个形状一模一样的娃娃——一个黑色黑发另一个白色金发，放在小孩子面前，然后问孩子们会跟哪个娃娃玩，哪个娃娃是乖娃娃，哪个娃娃的颜色比较好。结果有百分之六十七的黑人小孩选择了白娃娃。这样的结果让心理学家发现，在种族隔离地区上学的非裔美国孩童有著对内的种族歧视以及厌恶自我的倾向。一九五四年，在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原因“黑人与白人不得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为原告担任辩护的马歇尔律师便引用了了克拉克夫妇的实验结果，来说明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儿童造成的心理戕害，甚至会危害到整个社会。马歇尔打赢了这场官司，最高法院判决该政策违宪，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并且在之后整合了公立学校。
5. 反学校融合法 anti–school integration laws 指美国历史上实行过学校种族隔离

感谢原作者Ben Kirshner教授的授权，本文一切权利属于他；

感谢帮我一句句修改生硬的翻译的合作译者，@凌于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