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

写于2024年3月22日。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那晚小学同学来电。他在老家当推销员，每天开车给各个烟酒店送酒，经济下行，一箱酒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很少能接到单。有店主说店里的酒十几年没卖出去。他挣的底薪，全都交了油钱，这份工作前，他批发过雪糕，去加油站给汽车加过油。他说：“做推销员，没有人会干长久，觉得在公司会有发展，大家都是干几个月干不下去就离职。”

他回到11年前，2013年的夏天，刚刚小学毕业，我们去的那家KTV。牌匾没变，他拍了张照片发我。只是早已不记得那场最后的聚会，之后那场聚会上的大多数人，再没见过。

他说：“那时还觉得，每天早上起来，特别清醒，觉得未来可期。现在没有一点期待了。”他的朋友，一个关了开了很多年的理发店，回家钻研如何做椰奶冻，准备出摊；一个在北京做主播生活不顺，跟女友分手后回老家肄业；一个已经结婚，在小区里做保安，每天早十晚八。

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而更像是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回应，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朴素期待。这种气息是弥散的，可能在华北地区，这个国家人口最密集的地带，最浓烈吧。

Judith Butler的“precarity”，不再只指涉战争中的难民，边缘群体…而至少成了大概是我们同代人的根本处境。身边的同学，有考入编制或国企岗位，半年后离职；在岗的，大多因职位所需的“毫无意义的工作”而逐渐对生活基本的感知，下班后只剩下疲惫。

记得有人把“cynicism（犬儒主义）”翻译成“岁月静好”。如今，“岁月静好”不再那么容易，而是在持有全方位资本的情况下对结构的成功逃逸。

我当然无条件如此，更不愿如此。时常在象牙塔中其它大学生的“肆意青春”与塔外年轻人的真实处境的夹缝间感到不适。意义当然是多义的，不过比起半年前在西南时，我多少缺了些热情和激情，多了些沉稳与平和。

我想问的是，如果“对抗”消失，生活还是否值得过。于我而言大概是否定的。而努力相信一切日常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会想，如果不去间接地对抗那若隐若现的庞然巨物，如何为日常赋予意义。是否生活就是周而复始地安置自己，用爱欲，用实践，用狗屁工作…

那天朋友和我讲了一句胡波在《远处的拉莫》里写的话：我们无法触碰，亦无法调和。大概就是我读邱妙津时的感受，理解文字就是理解一种爱欲的方式，我最后合住书本，只有把自己抛出时，才能试图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