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交通抵达闹市，我们会碰见流浪汉。

我曾坐过很多次开往莘庄的地铁。因它是一个枢纽，且在城郊与中心的分界点，总会在不同站点汇集很多人。

大一的暑假，我每天晚上六点从十三号线转二号线转五号线回到学校，为了在另一个校区修电影课。有一天我回来时，在微博里写道“每天顺着地铁上下课，游走在上班族之间，我们共同方向和去处，仿佛一具被搬运的尸体”(这句话，在今天跟你在枢纽站换乘时又突然想起)；大二的寒假，我从莘庄去往宝山，为了修数据分析课；后来大三，我开始工作，定居市内而不再需要长时间的往返。我们也适应了快速的出租车和慢慢接受它昂贵的收费……

事情从哪里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从能够忍受往返四小时的公共交通到不再能够接受与上下班的人摩拳擦掌开始的吗？我已经无法回顾那个变化的瞬间，甚至在对于记忆不再清晰的时刻，都羞于承认自己逐渐放大的钝感。

曾几何时，敏锐和效率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永远需要理性至上的逻辑，也永远服从冰冷有效的规则。但是当这些东西无法解决我源自自身的困境时，仿佛所有的信仰都被消解了，而无处可去。这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和无助，也觉得无法呼救——因为长期坚忍和顽强。

那是一种无法与餐厅玻璃墙外的流浪汉对视的情绪。尽管直视他们的褴褛时，知晓自身必然会因此而产生负面的情绪，但是却无可避免。我们无法与流浪汉对视，对视的瞬间似乎就是直视自己那个“道德的污点”，而必定要坦荡地接受无视“弱小”和“底层”的自己，因为对他们的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当他们乞讨结束，会开着自己的轿车回家”、“有太多流浪汉，其实过着还不错的生活”……这样的说法甚至已经突破了地域、宗教甚至国家的边界，成为一条现代人避而不谈的公约。

我也无法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泛滥的同理心是如何逐渐消失的。在中学以前，小学时代，我对国家和社会没有概念，我的梦想是能够支持所有流浪汉的生活。当我学会思辨，通达事物存在正反之后，我则对此保持怀疑；当我听到来自成年世界的声音，教导我们不要过于相信人的面孔时，我的怀疑被逐渐支持……所以在广义的道德和逐渐成长的、被建构起来的理性中间，好像什么东西被天然地放弃，成为一种“成长”必须的代价。

以往我自豪于做一个“大人”，而今我却越来越接受自己是“小孩”，这好像一种滑坡：忍耐和接纳自己迟钝与并不聪明的面孔，而放弃曾经的野心和故事。所以，当看向你时，我似乎恐惧你带有能够直视流浪汉的勇气，但也惊讶于你并非如此；或者好像看到在地铁里侃侃而谈的你，负载曾经我的诸多信仰和想象；又或者似乎你能够忍耐长时的交通去奔赴和运动，而不需要买来的便利……

我无法自得地说这是一种成长，但是接受自己的平庸，仿佛也是与自己和解最重要的方式。或者当有一天我们发现，不再因为一首歌、一句诗、一张画、一部电影感动时，也能容忍自己的平静；或许不再运动时和保持active时，也并不是一种可悲和死去。

这是一种好事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