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世界终结于1973年

世界终结于1973年

阿列克西·霍胡利（Alex Hochuli）

西方正在衰落。经历了十多年的民粹主义叛乱、随后爆发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以及东欧重回战争后，这一说法广为流传，甚至被接受了。

这些讲述充斥于政治右翼，他们总是渴求失去的价值观。要记得1950年代: 共识社会、利己主义、传统的性别角色，那是在事物分崩离析之前对它们的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愿景。更进一步，对右翼而言，文明的毁灭通常伴随着种族偏执、对民族活力丧失的哀叹和对斯宾格勒的方向点头称是。（斯宾格勒，即Oswald Spengler，生于1880年，卒于1936年，德国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译注）

但至少在福利主义的伪装之下，左翼也有自己的怀旧情结。那就回到了撒切尔和里根之前的时代，当时，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福利，工会更加强大，民主也更稳健。撒切尔和里根承诺提供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但兑现的却是不平等。又一个有关衰落的故事。哪怕是激进自由派的文化战士也会回顾过去。在反对种族压迫、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咆哮中，他们表现得好像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一样。

左翼和右翼都渴望回到战后时代的确定性。一切都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当时的情况更好了。他们都在绘制一模一样的图画，只是选择聚焦在画布的不同部分。这些有关衰落的讲述证明了由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所支撑的社会秩序的丧失。

在西方，这一秩序在1973年走向终结。简直用了五十年，人们才广泛意识到这一衰落。

1973年是西方从未回归的一年。石油输出国组织诱发的石油震荡标志着廉价能源的终结，随之而来的通胀和经济放缓制造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求新的自由化解决方案。那一年，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政变是那次反攻中的第一轮残酷的齐射。在美国，理查德·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表明，1968年达到顶峰的激进能源浪潮已经结束。相反，激进分子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文化事务上，发现政治和经济难以驾驭。这是为了将政治争论转移到一个自我、存在、身份问题优先于安全、财富及其分配问题的领域。文化进步主义及其保守取向的反弹将成为五十年的模板。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指数型增长也始于那一年，这是一个社会不再相信它可以通过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明证。

技术进步会越来越多地变得关乎通信和健康，而非交通或建筑。这里有数字时代的种子，也证实了西方正在向内转变，变得越来越原子化。第一次手机通话在1973年进行。假如你想要一张能够概括这些衰退模式的图片，考虑一下那张著名的鳄鱼图，它展示了美国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背离：前者停滞不前，而后者持续增长。鳄鱼下巴的铰链？1973年。

作为转折点的1973年

过去五十年的资产负债表是阴暗抑郁的。西方政治机构不再响应民意，哪怕那些机构从形式上看始终如一。西方社会情绪低落、四分五裂，很容易成为善于蛊惑民意的政客的猎物。商品化使西方文化变得平淡乏味、了无生气。西方经济停滞不前：尽管生产率大大超过了工资水平，但生产率增长却在下降，在一个物质进步仅仅意味着苹果老产品的最新版本的时代，这使得社会越来越不平等。

许多人或许难抵诱惑，会将所有这些都扔进那只名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巨大箩筐，而后结束对话。这表明，过去五十年的艰辛不过是一次错误政策转向的故事。假如那被逆转了，西方就能恢复其辉煌岁月。

眼下，回到二战后那种处置是不可能的。那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安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遭到破坏，世界经济出现了高增长，自1951年到1973年，世界经济每年增长5%。这一数字目前最多徘徊在3%左右，按人均计算，已降至每年1.5%。西方战后的政治共识已不复存在，当时，工人阶级因低失业和耐用消费品普及而获得了自信，精英则因战争经历和革命威胁而受到约束。要恢复那些安排，需要同样规模的另一场战争。把那个时期看作西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基线，是一个严重错误。在左翼和右翼，那些这样做的人士都将一种历史性例外和理想状态混为一谈。坚持要回到这些条件下，纯粹就是怀旧。

当我提出西方世界在1973年终结的时候，我不是说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当时，没有哪个政治活跃分子会有那么乐观的估计。西方民主国家的特点是种族和性别压迫；当工人的工资增加时，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似乎就显得单调乏味了。1960年代新左派学生发起的反异化抗争，和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发起的撒切尔-里根反革命，都证明了这种左支右绌的感觉。事实上，1970年代的危机也是一场需求过剩的危机。“滞胀”反映了这种矛盾：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与不再能够供应商品的经济结合在了一起。

诚然，西方的衰落主要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西方的损失已成了其他国家的收获。假如你将贫困统计数据或类似指标考虑在内，全球的整体图景看上去就不是太糟了，正如世界上的斯蒂芬·平克们喜欢坚称的那样。但假如从你的计算中减去中国，那么突然之间，那些线条看起来就相当平坦了。（斯蒂芬·平克，是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著有畅销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译注）

暗黑的现实是，我们正面对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重组，而这个经济中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多大赶上的希望了。西方已走到其发展道路的尽头，但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贫穷国家几乎没有工业化的机会; 许多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国家发现自己坠入了一个陷阱：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它们正在去工业化，而整个西方几十年前就开始这样做了。

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将1973年看作一个转折点。

“过早的去工业化”

1970年代初，国际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到了尽头。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开始瓦解。资本管制放松，同时1973年油价上涨导致石油美元涌入新的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这一爆炸性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新因素进入了国际事务，这一因素会成为一个几乎是分布式但全球性的主权：全球金融的巨大吸血乌贼。它由各种基金、银行和市场组成，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键附属机构的支持，将演变为国家发展轨迹的最终仲裁者。

有一段时间，这些新的资本市场允许主权国家在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前景下借款。但随后，美国在1979年被称为“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的事件中提高了利率。偿还债务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导致整个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陷入“失去的十年”。巴西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60年到1980年，其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40%以上。1980年到2000年，其增长率不到20%。主权债务危机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全球金融的触手反过来扼杀了一系列国家: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阿根廷(又一次)、希腊等等。（沃尔克，即Paul Volcker，生于1927年，卒于2019年。1979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头三年决定提高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由此引发的三年历史性高利率时期被成为“沃尔克冲击”。——译注）

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点。不只是债务负担和金融全球化终结了全球平等的梦想。仰赖橡胶、汽油和钢铁之类产品的那类产业（例如汽车制造）不再是增值产品的前沿。真正高价值的东西越来越不具有物质形态，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被禁止加入这场游戏，但在竞争中被中国击败，它们正经历一种可怕的趋势：“过早的去工业化”。

回想一下你在英国或美国听到的所有关于去工业化的长期负面影响的抱怨，那些抱怨最初出现在左翼，但眼下越来越多出现在民粹主义右翼那里。现在设想一下，经历同样的过程，但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对那些足够幸运，在某个时间点及时实现了工业化，但不够幸运，只是在过去时态了解这一过程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就是现实。

现在设想一下，产业没有增长，也没有提供工作机会，但老式的农业也消失了，导致大量民众放弃农村，迁居城市。因服务业只提供不稳定的工作机会，去农业化和去产业化就形成了地理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称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迈克·戴维斯，生于1946年，美国社会评论家、城市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同时是戴维斯的同名著作，英文初版于2006年。——译注）

这不是说，1973年，南非、巴西、塞内加尔、缅甸——就此而言，还有西班牙或比利时——的中等收入工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更加富足了。毕竟，当解放运动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敢死队时，许多新的国家正在苦苦挣扎，寻找自己的立足点。过去四五十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至关重要的是，提高的程度往往远低于预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没有提高。

事实上，我们不应谋求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实证方式来衡量事物。世界不是世界银行绘制的图表。什么是也包含什么可能是。一个时代所容纳的可能性有多大，与它交付的实况同样重要。我们不只必须关注物质进步以及事实上的道德进步的积累，还必须关注一个时代的发育能力，以及它为不同的未来开辟了哪些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1973年可以成为某种巅峰（我们正是从那样一处巅峰衰落的），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招股说明书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非凡的增长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欠发达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追赶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左翼人士来说，社会主义是他们即将到达的下一个阶段，不论是效仿现有的政权，还是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

来自1973年的警示

今天看来，有限的野心似乎成了情势的同谋。有限的期待减轻了政治领导人的压力。我们或许认为他们没有或者不可能有解决方案，但那正是施加压力，开始在一个对我们绝大多数人类都有害的全球秩序之外谋求其他选项的更多理由。

经济学家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曾经评论道，黄金时代已于1973年结束，但他指出，“关于政府可以做什么，以确保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曾经“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马克·莱文森，美国独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商业作家。——译注）

现实是我们要求的太少。负债累累的穷国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债权国。危机重重的南欧国家仍然固守欧洲“团结”的架构，尽管那些架构明显妨碍了任何增长前景。美国人认为，两党制和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别无其他。

当贫穷国家力争摆脱主要服务于少数富裕国家的全球体系时，它们就被压垮了。所以绝少有国家尝试。另一方面，富裕国家迄今为止一直不愿支持一次彻底的摆脱所涉及的动荡，哪怕那种政治意愿已接获召唤了。这就是我们在英国退欧中看到的情况：宪法改革没有引发经济清算，因为精英试图确保事情与以前大致相同。英国一项新的发展计划胎死腹中。

莱文森指出，今天，“选民正再次转向右翼，希望民粹主义领导人会知道如何让增长缓慢的经济再次强大起来”，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现会好很多。也许不会好很多，但麻烦不在于他们理当提出的诉求。也不在于成就一个具有更大程度国家自主和人民主权的世界的梦想。关键在于，他们和我们的雄心，规模都不够大。

回不到1973年了。但假如我们能够反思我们的衰落，反思这些年都是“失去的几十年”的这一现实，可能有助于激发新的思考。1973年不应提醒我们一个理想世界有待夺回，而应提醒我们还存在一个更可能实现的世界。

（作者是生活在巴西圣保罗的政治分析人士和作家。本文原题“The world ended in 1973”，由英国《新政治家》网站发布于2023年8月23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正文中的黑体字在原文中是斜体，正文插图和小标题为译者添加。译者听桥，不保证准确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