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散去，不忍离去

外公的晚年，大多时候是坐在床边度过的。他的右手和右腿渐渐失去了知觉，行走不便，平日里就那样坐着，看着窗外的光线慢慢变化，不发一言。屋内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像是旧时光缓慢地漏着，洒落在他的皱纹里。

我每次去看他，都习惯性地问起他年轻时的事，可有些他已记不得了，或者是不愿再回想。时光吞噬的不只是记忆，还有他曾经的锋芒和倔强，只剩下一道逐渐淡去的影子，倚在窗边，伴着落日的余晖。

外公十几岁便去了天津，在店里做学徒。他没细讲过那些年的日子，只是偶尔说一句：“那时候可比现在讲究。”我想象不出那个世界，只觉得像是戏台上的一幕，学徒们拜师，掌柜端坐堂前，规矩森严。偶尔吃饭时，他会开玩笑地说：“像你这样的话，学徒的时候早被赶出去了。”语气里带着点调侃，也带着点旧时光的沉重。那些掌柜、学徒、旧规矩，都成了故事，只剩下寥寥数语，在饭桌上讲给晚辈听。

他的家曾是村里的大姓，家里在天津开了铺子，日子宽裕。但一切在一夜之间崩塌——他的叔叔曾是国民党军官，后来因贩卖大烟被判了枪决。家族为了救人，变卖了天津的铺子，换了大洋，最终把人保了下来。可家道从此中落，成了贫农，风光不再。解放后，没受什么冲击，但过去的一切也再无踪影，像被洪水卷走的老宅，只剩下残砖碎瓦。

外公是家里排行老二，唯一的哥哥不知是夭折还是因故被人遗忘，从未被提起。他有个弟弟，一直留在天津，几乎从未回乡探亲。唯一一次回乡，兄弟俩因某件事吵了一架，外公气得突发心梗，大病一场，等康复后，腿脚便不再利索了。那个弟弟自此不再登门，而外公，也再没主动提起过他的名字。

他的妹妹嫁去了邻村，年轻时随夫去了广州。几十年间，也几乎没有回来过，只有外公和外婆偶尔念叨。母亲这一辈人还保持着联系，偶尔传来一些消息。后来，听说她去世了，外公坐在床头，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人生里，有许多被掩埋的名字，像风干的字迹，被时间擦去，只剩下一点痕迹，隐隐可见。

年轻时，他的右腿被日本兵的刺刀扎伤，留下了一道拇指大的疤。多年后，逢阴天下雨，伤口便隐隐作痛。他没有抱怨，也不曾多谈，仿佛那些痛苦不过是命运的一部分，默然接受。

1963年，海河发大水，家里遭了灾。外公用枣树搭了个木筏，带着一家老小漂了出去。水涨得太快，后来干脆解开绳子，随洪水逐流了十几天，牛皮带都泡烂了。那段记忆，他也很少提起，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清楚地记得水流的声音，记得那些不知所向的夜晚，记得木筏下的黑暗漩涡，记得那种命运将人推向深渊的无力感。

我一个人漂流在外了很久，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漂在水上的人，随水而去，被过去的鬼影裹挟着。

刚退休回家时，外公还会下厨。他的蒜苔炒肉带着独特的青酱色，是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味道。可后来，他行动不便了，灶台离他越来越远，他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张床，一扇窗，一个坐着的人。

农村的生活，丰富也单调，屋子里有光，院子里有风。起初，他还能晒太阳，后来，只能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光线慢慢移动。他的眼神随着时间变得空洞，记忆也随着光阴变得模糊，仿佛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世界。

我上大学后，寒暑假才能回家。他去世时是腊月二十七，我一直想让父母把他和外婆接来一起过年，但最终未能成行。那是我的遗憾——他离世时，未能在一家人围坐的年夜饭中，未能听到欢声笑语，未能感受到团圆的温度。

老家的胡同，过去是外公家的院落，如今两侧住着远房的亲戚。曾经的大院已经分散成了许多小家，亲人各奔东西。外公的一生，像是那座分崩离析的老宅，墙倒屋塌，空留荒草。

我很少做梦，只有那么一次，在清醒梦中见到了了他。他满面春风，身姿矫健，走在水上公园的林荫道上，牵着我。我知道他早已离去，但依旧恋恋不舍地追随。

梦醒后，我挤进东京忙碌的电车上班。脑海里真实的他，留给我的，仍旧是他依旧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沉默不语。

窗外的光影变换，他的身影若隐若现，像是一只鬼，盘桓在旧日时光里。不肯散去，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