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家的權力』

「利維坦的權力」這個名稱，對於我個人最喜歡的兩個政治哲學命題來說是一種引導，其一是休謨給出的，他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 AD)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自願加入你的國家嗎？」 對於一個只會講本民族語言、不懂外語和外國文化的農民或者工人，我們能認為他們有自我選擇的餘地嗎？ 休謨給出了回答，一個在睡夢中被人搬到航船上的人「你出生是自願的嗎？」，若要離開船則只能跳海淹死，或者打倒船主吧？ 如果他選擇繼續留在船上並且不打倒船主，那說明他自願地同意了接受船主的奴役。

另一個命題是盧梭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 AD)於『Second Discours』一書中提到的，他說：「統治階級虛構了一個社會契約，聲稱要用法律和刑罰來維護社會穩定、恢復社會秩序，但是這種‘詭計’，除了給統治階級更多的專權，給底層人士更多的高壓外，別無他用。」所有人都奔向鎖鏈，他們相信需要捨棄部分自由，來維護個人的更多自由。可是這更多的自由卻是按照階級劃分的。於是人們開始傾向於互相傾軋，「他奉承自己所憎恨的大人物与所蔑视的有钱人，他为了获得服侍他们的荣耀，不遗余力。他自傲地夸耀自己的卑鄙，以及他们的保护；他对受奴役感到光荣，在谈到那些没有资格来分享这一切的人时，反而透露出轻视的神情。」

表象是什麽？不可不察，須深究其根源。修昔底德有言：「城邦是承載一切的船；沒有它，城邦的公民什麽也不是。只有它平穩航行時，任何事務才會變得可能。」索福克勒斯在『Antigone』中借Kreon之口也說過類似的話。

在他們看來船是一件工具，它的良好運行是必需的；不然將會危及船員的生命。這是首要的基礎，在此之上，船員們來到船上，並不僅僅是為了平穩航行，他們還有其他的目的，船隻提供了到達目的的環境和手段。假使一個船員試圖脫離船隻，他就會受到其他船員的責難，會失去船隻的保護。後來，有人提出，這樣一來船隻就變成束縛牲口的韁繩，使人變得與動物無異。一開始Kreon就把船隻認定為善的化身，而對立的除了惡，再無其他，為什麽Antigone會站出來反對？因為她深知惡法的害處，同樣是有害於船隻的，儘管Kreon佔領了道德制高點，但很快讀者就會明白，誰才是觸犯神的人。

Kreon的意思很明確，即船隻是一切的根源，沒有船隻，你什麽也不是。

但注意，如果船隻本身是惡呢？那麼它會把你帶向何處？

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寫的不是船，而是船上的人，船本身是惡的化身，那麼船上的人最終決定將這艘船淨化，也是合情合理的行為，因為人的天性之一就是自保，出於自我拯救而做的事，不能稱之為惡，正是如此，世界上才存在正義與尊嚴。

Antigone為了自由及正義不惜以身犯險發聲，表明Antigone不接受Kreon強制施行的所謂「維護城邦」。同時Antigone樂見支持惡法的Kreon遭受正義的制裁，因為當法律不再保障公民權利，保持所謂的法治就只是打壓公民權利的工具。

到了柏拉圖的『理想國』或曰『王制』這種船隻隱喻變得更為精準了。

柏拉圖說：「假設有一艘隱形的船，船上的船長，身材高大，但耳聾眼花，航海技術也不太高明。船上的水手都吵著要接船長的舵，自己來駕船，水手們從沒學過航海技術，說不出來誰教過，或者學了多久。他們斷言航海技術是天生的，不能被教授，誰要是說可以教，他們就準備幹掉他。他們成天圍著船長，盡其所能地讓他把舵交出來；如果一派比另一派更接近掌舵，那麼他們的對手就會使用‘馬基雅維里之術’使這些人消失，然後用‘黃泥岡之酒’，或者‘呂後的秘法’把高貴的船長放翻，控制船隻，隨便取用船上的一切，把通往天國之旅變成了駛向馬里亞納海溝之行，你可以盡情享受這一切。事後，凡是曾經參與謀劃控制船長奪取舵並耗費大量‘查克拉’使用‘馬基雅維里之術’的人，他們都保持尊敬；給這些人冠以英雄的榮譽稱號，對於失敗者或者不站隊的中立者，他們就尊稱其為廢物。(488a-d)」

柏拉圖把統治比作航海，也就是掌舵國家。掌舵者，如果是一個只會一直加速的人，可以想象我們這些船員的命運將會如何。柏拉圖說，這將是一趟「地獄之行」。我們將直接面見哈迪斯。

小粉紅或歲靜詭辯說：「不談政治，在長城內會生活很好。」這是極大的錯誤，因為社會的普遍道德就是國家政治的延伸，現在利維坦出現的多類惡性事件，難道還不能說明是政治問題？比如說，杭州的殺妻拋尸糞池案，有的中國粉紅就拿來威脅自己的妻子，甚至還有妻子感謝丈夫的不殺之恩，諸如此類。富蘭克林有言：「一切都是政治的，因為一切都是道德的。」從根本上政治和生活就無法割裂，否則你如何解釋中國粉紅現在的道德狀態如此低下。政治是人為的而非天然的，從根本上影響了人的自然天性，人的天然道德是良好的，而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就是政治，政治充滿了陰謀、血仇和兵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亞里士多德說：「政治是為國家獲得最高道德為目的的科學，對最高道德的追求能使人成為一個更完備的醫者或船主。」無需贅言，各位心裡有數。

中國粉紅一談到如帝登煤山之類的事件，往往痛嘆，大臣無能，流賊窺器，卻從不把問題的矛頭對準那位執有神器的人，一提王朝覆滅，就是封建二字必然，他們從不反思，流賊和大臣被某人之前的所作所為逼迫無奈。一位朋友說：「你还记得历史教训，只是因为你没有享受那种掌握生死的快感。」對此我十分認同斯賓諾莎所言：「Each person’ s natural right therefore is determined not by sound reason but by desire and power.」

在抑壓委讓原理通行的世界裡 位於金字塔最底層的民眾的不滿已經沒有可委讓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發。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7月14日夜間，出現了這樣的對話。「這是一場叛亂嗎？」「不，陛下，這是革命。」未及開始，已然結束。這是後世法國史學家對這次事件的總結。舊日的利維坦土崩瓦解，非人格化的現代利維坦降臨人世。多少美麗的詞語謳歌這次事件，然而狂熱下的人群喪失了理性，回到了自然狀態。

盧梭說：「富人的霸佔，窮人的搶劫，各種無節制的熱情，使自然憐憫心偕同那微弱的正義之聲音一起窒息，並展現出人的吝嗇，野心與惡毒。在‘先佔為主’的權利與‘強者為主’的權力之間，一直不停的發生爭端。只要看到對方還不是處在最悲慘的環境之中，我方就必須用盡心機，迫使其走投無路。爭端的結果就是無止境的戰爭與謀殺。」

一般來說這時候的統治階層往往會站出來學習大禹，丸山真男說：「為了防止不滿的逆流，統治階層便自動出面煽動這一傾向。」

實際上船已經沉了，每個人都不可能平安到家。獻忠公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而又無法上達天聽。Luis ⅩⅥ採取的是堵而非疏，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