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自由到专制：中国“百家争鸣”背后的真相与遗产

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互相辩论、相互影响的局面。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列国争战、政局变迁，各国统治者为了应对复杂的内外部挑战，开始进行各种变法和改革。为了提升治理效率和增强国力，各种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或为君主献策，或为社会提供新的治理理念。这样的背景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高度自由的时期。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另一个是清末到中华民国的这段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竞相发声，各自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儒家倡导“仁义礼智”，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推行“严刑峻法”，墨家宣扬“兼爱”和“非攻”。这些学派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各学派的代表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他们主张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基于“仁义”，社会应遵循“礼”。孟子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了孔子的理念，他强调君主应“得人心”，以仁义治天下。孟子曾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在他看来，天下的安定必须依赖于一个有德行的君主。这一理念影响了后世对“天子”及中央集权的认可。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道”是一切的本质，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庄子则将老子的思想扩展到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的探讨，主张顺应自然、追求内心的自由。道家在强调自由与无为的同时，也并不否定统一和王权的重要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德以生，侯王德以为天下正。”这种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借鉴和运用的理论基础。

法家则是当时最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以韩非子和李斯为代表。他们强调法律和权力的作用，主张用严刑峻法和强大的中央集权来实现国家的治理和统一。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获得了秦国君主的青睐，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全面实施。法家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导致了专制和思想的单一化。郭末若在《十批判书》中批评道：“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之下大烧其书，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

墨家由墨子创立，主张“兼爱”与“非攻”。墨子认为，只有当人类彼此相爱，国家才能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然而，墨家的理念虽被称赞为理想主义的典范，却在实际运用中显得过于空洞和难以实现。墨子提出“兼爱”需要借助刑罚和奖励来落实，他说：“只要君主喜爱兼爱的思想，用奖赏激励大众，用刑罚震慑不愿奉行的人，老百姓自然会争相效仿。”这种强制性的“爱”也被后人认为是理想化的设想。

百家争鸣的来源与学派背景

“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百家，很多都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官吏体系。西周有一套完整的官学体制，这些官员不仅担任具体职务，还肩负着教学和文化传承的责任。随着西周官学体系的逐渐解体，许多原先的官吏失去了职位，被迫以私人讲学的形式谋生。这些前官员将他们在官场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门徒，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学派大多带有浓厚的官僚和等级色彩。

例如，儒家的前身就是掌管礼仪的礼官，道家脱胎于原来的史官，而法家则来源于掌管律法和诉讼的官员。由于这些学派的创始人多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他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过往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回忆和提炼。因此，诸子百家在面对当时社会乱局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具有深厚的等级与官僚色彩。

这种起源上的单一性也导致了诸子百家在某些基本观点上的相似性，例如对王权统一和专制治理的认同。这与同时期古希腊哲学家独立的经济来源和更自由的社会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希腊的思想家更注重个体自由和市民权利，而中国的诸子百家更多地考虑如何服务于国家的统治与稳定。

思想专制的兴起与百家争鸣的终结

随着秦国的强大与最终统一，法家思想得以全面应用，而其他学派逐渐失去了话语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措更是打击了自由思想的萌芽，标志着百家争鸣时代的终结。自此之后，尽管历史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替，君主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和垄断却愈发严苛。正如郭末若所批评的：“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年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儒家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应用中也显现出文化专制的倾向。《礼记·王制》明确指出：“曲解法律、改名者，杀；制造奇异器物者，杀；言辞虚伪、蛊惑人心者，杀；假托神灵、蛊惑人心者，杀。”这种对异端思想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文化。

思想遗产与历史反思

百家争鸣对中国历史的思想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尽管“百家争鸣”这一时代被秦志的专制终结，其遗产仍在后世文化中留下了痕迹。此后的历史中，即使在皇权较弱的时期，思想领域的专制与文化的单一性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文化似乎早早形成了对极权的认可与对分权的排斥。人们从文化中所能寻找到的思想资源，要么是对上古秩序的追溯，要么是进一步巩固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