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为罪犯打造安全的世

在2024年大选之前，人们曾围绕唐纳德·特朗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展开过争论。我认为这一称谓并不准确，因为法西斯主义与种族灭绝和极权统治密切相关，而我们尚未接近这样的状态。法西斯主义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我认为特朗普从未受到任何可以称之为“思想”的东西的引导。他更确切的标签是威权主义者（authoritarian），因为他及其盟友（如埃隆·马斯克）正有意削弱美国宪法体系中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他从未尝试通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来推行政策，而是刻意选择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行事，如同一位国王。

然而，简单的“威权主义”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特朗普所代表的全球现象。史蒂夫·汉森（Steve Hanson）和杰夫·科普斯坦（Jeff Kopstein）今天在《Persuasion》上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Sins of the Father），进一步阐述了他们对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家产制”（patrimonial）的看法。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也撰文（One Word Describes Trump）探讨了这一概念。我认为“家产制”这一形容词更为准确，并能将我们当前的局势置于正确的历史框架中。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用家产制（patrimonial）来描述人类摆脱分散的部落社会后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政权。在这些政权下，政府被视为统治者家庭和家产的延伸。这种制度起源于征服：胜利者的首领将土地、资源和女性分配给自己的战士，这些战士随后可以将所得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

在这种体系下，公私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理论上，一切都属于统治者，他可以将一个省份及其所有居民作为嫁妆送给子女。17至18世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让·博丹（Jean Bodin）等理论家首次提出将国家财产与统治者私人财产区分开来，并将主权赋予更广泛的“共同体”，而非统治者个人。这种区分使“腐败”成为可能——即官员将公共资源据为私用。

我在《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两卷本中探讨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建立一个不受统治者个人关系影响的现代国家极其困难。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公民身份，而不是他与统治者的私人关系。只有在这种制度下，现代经济才得以发展，因为国家能够保护财产权，并在不考虑权利持有者身份的前提下裁决交易纠纷。

然而，现代国家的难题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人类天生具有社交属性，但这种社交性首先表现为对亲友的偏袒。这导致了“再家产化”（repatrimonialization）现象——即现代国家从非人格化治理退回到家产制。这种现象曾困扰过多个历史社会，例如唐朝的藩镇割据、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政治，以及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特权经济。在这些例子中，原本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被统治者身边的权贵精英所控制。例如，在法国，国王向出价最高者出售征税权，使公共权力沦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我无需再解释美国正在经历再家产化（repatrimonialization）。特朗普政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自身腐败的公开程度前所未有。该政府解雇了负责监督和制止腐败的监察长，拒绝执行《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并做出有利于共谋者埃隆·马斯克商业利益的决策。科技巨头如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索斯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带来了数亿美元的“贡品”，以期博得这位“国王”的青睐。而随着特朗普对全球多个国家加征关税，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将涌向他请求豁免，而这些豁免往往会通过私人贿赂的方式达成。

这种腐败模式是现代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布尔什维克、纳粹的主要目标并非个人致富，而今天自由民主的敌人们却并不再像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提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将法律制度视为个人敛财的障碍，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而攻击这些制度。委内瑞拉的统治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等组织可能最初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起家，但最终堕落为犯罪集团。朝鲜则深度参与了从武器走私、毒品贩运到敲诈勒索等一系列犯罪活动。

美国正在经历的再家产化，与历史上许多社会的演变如出一辙。过去，世界被意识形态所分裂，而今天，它越来越像是不同的犯罪团伙在争夺地盘和保护费。

丹麦（Denmark，丹麦常被视为童话般的国度）曾是难以企及的目标，而如今，它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

原文：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Crimi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