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会不会是又一代人的“九一三时刻”？

猶記得選舉期間返台和一位朋友聊天時，雖然還沒投票，但我們對選後可能的局勢都了然於心。臨別之際，朋友悠悠吐出一句“台灣的藍營應該開始去認真構思一套以台灣為主體的中國夢敘事和政治主張了(大意)”，並問我想法如何。當時，我咧嘴一笑答道：這個詞對於真正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來說，顯得有點太沉重了。

過去五六年來，隨著公共場域遭到壓縮，和作為“政府─人民”之間的中介群體──包括自主性較強的媒體、敢於鳴放的公共知識份子、跨領域的民間自組織社團、社會自我教育和論辯的線上平台等等逐漸被抽空，整個社會進入了一種“政府直接通過全傳播平台機器指揮、調控社會情緒溫度，有效設定議題關注的優先級，並通過民間企業的大數據資訊拱衛施政和社會管理”的全能政府想像之下。

人民，哪怕是一般稍稍偏開明主義的中產階級和受高等教育階層亦普遍在這種氛圍下傾向相信──治國理政和鉤織中國夢等藍圖，是一個高度專業的複雜工作；非掌握全國大量信息、了解社會落差、能最適度地掌握資源調配平衡的政府本身而不能為之。作為共同體中的普通一份子，每個人的首要任務均應是在一個產業鍊條快速變化、社會制度規則也不斷迅疾改變中的時代，先照顧好自己、照顧好家人，使其繼續乘坐社會平均工資年增7%-8%的增長列車於不墜，在高成長和高風險的社會博奕中，盡速累積好自己的”避輸”資本。

特別是最能直接受益於較快經濟增長的大中城市知識中青年群體，偏偏最能在頻繁的出差中感受到階級和地域的落差，同時，也更忌憚大約95%未受過本科教育的龐大主流群眾所享有的話語權，而較早地產生出一種更同理於政府的、傾向交由“專家治國”、菁英主導，而非眾聲喧嘩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

然而，過去幾年來，這種對大數據政府全知全能、最知悉全盤情況，俾能做出最佳資源分配和各項公共政策優先級判斷的想像，在這一次的疫情風暴下，卻在很大程度上破功了。

特別是在除夕夜當晚，當武漢的疫情仍只被定性為局部性事件而不擾春晚之笙蕭，然而武漢各大醫院醫患情緒皆瀕臨極限、大量救援物資未能入漢，海外物資馳援一度卡關於機場和官僚體系之際，群眾對官療體系失能的憤慨可謂臻於高峰，直到大年初一直屬於政治局常委會的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全國物資開始向武漢集結、各級政府開始在心理上對遍及全國的焦慮情緒做出回應，我能感受到的忿忿之情才開始由峰值稍微拉回。

另一方面，即便在缺乏有效協作平台的情況下，各種民間迅速湧現的志願者力量和跨領域的民間自組織、企業和醫療單位的協作則迅速通過簡單的微信群等平台展開。

2003年SARS之際大多還是孩提、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際剛踏入社會不久或即將踏入社會的青澀少年少女，如今許多人都長成了各產業或各所在群體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主持下，各類海外校友會蒐購醫療耗材的迅速集結，國內志願者團體的熱烈響應，阿里、滴滴、快手、各快遞公司在各自業務範圍內開展的配合民間捐助活動的策劃，均在在反襯了至少湖北這一地域政府機關專業能力的缺乏、應急反應的遲滯、所掌握治理工具的落後，和拘泥於繁冗行政程序的麻木。

人們一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公共投入，一邊披露官民互動中行政官僚的短版一邊奚落搖頭，成為許多小輿論圈內的常態。另一方面，在湖北以外其他地域─特別是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等省市主官所採取的明顯較為緊湊和抓得住重點的應急決策作為，也被網民們大肆宣揚，使抗疫前線成為民意天平中不同地域官僚競逐治績合法性的新賽場。

不過總體而言，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和操盤下，仍有諸如從各地調入大量醫護人力馳援武漢、在武漢同時快速興建兩座專門收治醫院等強調“舉國體制”優越性的操作；然而，這些略帶有宣傳效果的應急作為，已難以在傳播效果上，覆蓋遮掩湖北省長對防疫工作基本情況掌握無力的蒼白表現和公關災難。

凡此無法覆蓋、且輪番成為輿論針砭焦點的事態還包括(而不限於)：武漢市長在成為眾矢之的後對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無權掌控疫情發布口徑、疫情定調權和採取相應作為的公開甩鍋；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們能夠較早掌握病例“人傳人”跡象乃至能在國外期刊發表專文，卻坐視疫情警鐘晚敲響了兩到三周的體制內溝通梗阻；以武漢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為代表的半官方公益官僚組織對捐助權、受捐權的壟斷，以及在壟斷資源匯集後又無人力、無能力做好及時再分配的權能嚴重不相襯，等等。

而這每一例“體制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和應急常識的能力，落後於人民日漸增長的對良善治理水平的需求”的鮮明對比，都使得過去幾年來看似頗有說服力的“特色體制優越論”、“專業執政人才接續治國優於民選政客輪流做莊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權合法性理論基礎，蒙受了極大的掏蝕和衝擊。

且當這些事態，都發生在湖北─武漢這麼一個不論在收入、文官素質、城市化進程和產業結構都極富中國平均值代表性的地域時；這種人人目睹治理體系大面積失能、癱瘓和遠未符民眾期待的焦慮感染力，又更甚於當這些事例發生在其他資源條件較為極端的地域時。

不少人們開始扣問，如果當疫情是中國已經有能力能在一周之內就加以偵測、分離病毒體，做出基因測序並開發出診斷試劑的時候，為什麼硬要拖到非得用“在一周之內平地建起兩座專診醫院”的手段才能解決的局面？尤其，當被拖入這種局面絕非任何人之所願時，又是哪些政策環節上的失靈和積習，導致了所有人都被拖進了這樣的漩渦，且需以迄今已達兩百多個家庭的破碎為代價？

當然，這些事例並不會在一夕之間就讓整個政府的公信力垮台。但過去十天內所發生的過程，已讓80後、90後乃至00後等成長於大國崛起敘事的中青年群體，重新經歷一次普遍觸及靈魂和情感的深刻“去魅化”過程。

正如同對經歷文革、曾經普遍崇毛的知青一代而言，林彪出逃和最終遭擊落的”九一三”事件，是一個讓人突然警醒到“原來英明的黨中央也會分裂”“原來全知全能的毛主席也會選錯接班人”的驚蜇時刻。由此，才讓許多人重新思考自己與體制、社會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並醞釀出許多新而獨立的想法。

同理，這一次的疫情大考，也讓許多中青年在2008年─特別是2012年公共場域大幅縮窄之後，再一次(或第一次)拾起批判性的眼光並注入自身富有能動性的作為，重新界定自己與國家間的關係；由一個純然被動和接受政策決定結果的被統治者，開始進入一個有意志改變自我生活場域、且不再完全相信官方定奪的社會角色。喧騰數年的小粉紅時代或將就此告一段落，新一代人的“九一三”時刻又復來臨。

過去幾天在達沃斯採訪時，看著滿室衣香鬢影、談著虛空飄渺話題的人們，我心中反覆升起巨大的虛幻感。

他們似乎還未察覺，在雪山之下遙遠的東方，一場巨大的風暴已向全世界襲來。這一風暴既有疫情帶來的急切風險，也可以說是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面臨的一次最大的治理期望值考驗。毫無疑問這場疫情所帶來的綜合社會、經濟影響，將成為2020年內中國國內最壓倒性的事件，而其後續的長遠影響有多大也不可小覷。

隨著2022年中共20大的召開，全國範圍內所有56歲以上(這次在武漢、湖北一線抗疫的主官大多屬此範疇)的副省部級實權主官皆須換人。出身在1966年以前、僅有少數人擁有完整的四年本科教育經歷，共和國史上基本知識和通識素養堪稱平均最差的一代官僚，將退出各級政治舞台中央。

地方層次官僚的素養和應對能力或許將迎來一次迭代。而他們又將如何與思想情感去魅化之後、略為重拾公共角色能動性的新一代國民展開互動，將可為域內域外有興趣者觀察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