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來去，兩岸分立主義的復歸

24年來去，兩岸分立主義的復歸  

文｜徐和謙

從思想價值層次來看，這次蔡英文的勝選，雖然是現任者的連任，看似對權力分配、府會運作邏輯的現狀改變不大；然而，從價值遞嬗的維度來看，2020的這場連任，很近似於1996年的那一場李登輝的勝選。蔡英文的2020年勝選，是台灣社會再次接受了李登輝路線的復歸。

從1996年「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口號揭櫫後，明顯亮出根本邏輯的李登輝路線，在2006年扁案造成台灣分離主義(或可稱分立主義)政治正當性大損、台灣民意又因失望於扁政府對中美共同認可的國際秩序衝撞未果，以及兩岸對抗態勢與兩岸產業鏈加速接軌的經濟邏輯相悖，最終，在馬英九旋風下喪失政治主导权。

以馬英九版「九二共識」路線為基礎的兩岸共榮/共融主義，成為新的政治主導力量。

在2008年和2012年兩次敗選後，陷入兩岸路線、兩岸論述是否需要調整焦慮和內部激辯的，是民進黨，而不是國民黨。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從一個被接納、扶持、西方不憚於轉移部分技術和知識的經濟後進者與世界工廠，在中國加入WTO後不到短短20年內一躍為產業科技的趕超者、中低階生產的全球性主導者、全球貨幣市場的顯著持份者之一和新式國際多邊機制的主要組建者；再加上中國國內市場雖然迅速發展，但西方在關鍵產業可分潤的榮景遠不如預期的情况下，地緣政治實力天平變化帶來了不可避免的摩擦。

中國在西方眼中的經濟形象逐漸從一片「插根筷子都發芽」的肥沃土壤，逐漸成為一片雖然擁有深藏礦脈和神秘果實，但深入其中也須披荊斬棘、一不小心就會深陷拉扯、勾破小腿的龐大榛莽。

在政治上，從根底來說仍屬於西方陣營一側的台灣，自然也分享了這種焦慮和評價的下調。

從2010年ECFA簽訂起到2014年服貿被打斷止，隨著「為台灣開闢特殊通道，以更小阻力進入大陸市場」的企劃並未按照原路徑完整執行，馬英九路線所願景的兩岸經濟共榮未若預期。而下一步要推進兩岸政治架構在一定程度上以「搭屋頂」的方式共融，化解內戰癥結、避免海峽再起兵戎的道路，也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成為一條台灣政治市場上的人跡罕至之路。

然而，2016年蔡英文的勝選因素複雜，意圖「概括承受」接手馬時代兩岸協商機制的蔡英文，雖然不能接受劃分她和馬英九的根本政治識別─九二共識，以免自己在綠營內的並不強勢的共主地位一夕傾覆；但我仍明確地記得，在2016年甫一勝選蔡英文派吳釗燮赴美溝通時，吳釗燮就承蔡英文之囑，不將國民黨的大敗定義為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而更多地詮釋為國民黨自身的失政，意圖留下與北京延續對話的餘地。

從2016年到2020年，台灣仍在兩岸共榮/共融路線，與台灣分離/自立路線的探索和爭辯中拉鋸，民意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直到這一次充分帶有世代特徵的選舉為止。

所謂選舉的「世代特徵」色彩強烈，說白了，也就是大多數(或許至少70%)青年世代(姑且放大至20─40歲)異常集中地發出了他們對蔡英文路線(而不是對民進黨一黨)的授權和肯定。而這一選擇背後，被優先考慮的議題已顯然不是經濟機會，而是認同和政治生活方式。

這一政治選擇，因之被我視之為李登輝路線的全面復歸。兩岸朝「同通」和「共融」向度發展的選項，幾乎暫時─至少在此刻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被掃出年輕世代政策牌桌上的正常選項之外。這一趨勢，既可見於政黨票中統獨小黨的消長，也可見於竹中/竹女、中國醫大等幾場選前模擬投票的數據。

在解嚴後長起來的一代，於今基本走出了凝聚本省人被國民黨黨國體制壓制悲情的台灣結，和兩代人兩岸鄉愁所凝成的中國結之爭，完成了島嶼政治共同體的內部認同整合。

當民進黨的外省族系從政者發展到李問、趙怡翔一代時，他們已幸運地不用再背負段宜康、梁文傑一代人當年初涉政壇時的那種糾結和壓力，並獲得無任公平的發展空間。這是民進黨的進化，也是台灣社會變化的縮影。

外省和客家族系對民進黨的天然抗拒性和投票時的心理障礙，到戰後第三代人手上，至今已大致消解───在本次選前一篇篇網友大戰韓粉父母的生動寫照中，可謂斑斑可考。

對40歲以下的近半數選民來說，「泛藍」板塊的凝聚力難稱復再。大量隨著議題走和隨著個體候選人人格魅力的所謂獨立選民，從泛藍板塊下脫逸而出，他們又主要成為了柯文哲或台灣民眾黨等號稱「統獨不重要」的溫和台灣分離/自立主義政黨的機遇。

兩岸未必為敵，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可為鄰居或共事夥伴，但「你是你、我是我」的身分邊界感不可凌踰；一遭凌踰，不惜翻桌以對。

這既是蔡英文捕捉到的幽微情緒和她在2011年提出的破解民進黨兩岸難題的出路；但蔡英文「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方程式當時難獲反響，她持續再等了9年，等待以這種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支持者逐漸長大，成為台灣社會理論、產業條線的新引擎和意識型態市場上聲量最大的人，最终在2020年一舉定于一尊。

搭配事先準備好的英文口譯，這種感覺特別明顯。從選舉結果論，不管吾人情感接受於否，或者在國際關係中和兩岸關係間可行於否，至少，在台灣內部民意中，一個名之為Republic of China Taiwan的認同容器，已經成了新的最大公約數，且明顯地自外於國際政治上的中國這一概念。

今後，在台灣的政治邏輯下，Taiwan不再會是Repblicof China後一個括號裡的後綴或同義詞；反之，是Taiwan成為了蔡英文時代的強勢主語。前面的那個China則成為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阿拉伯埃及共和國裏頭的那個「阿拉伯」，成為一個可以被略縮的形容詞。

1972年，雷震在台北當局出聯合國之際，向時任第五屆總統的蔣介石獻策的切斷中國法統、放棄對固有中國領土和人民的主權宣稱，使外省黨國體系接榫於本土的「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之議，在我看來，已被即將出任第十五屆總統的蔡英文完全繼承採用，且幾無爭議地成為台島新的意識形態主流。

如果世間上真有含笑九泉這種事的話，1月11日晚的雷震，當屬含笑最燦的一人。

在等待開票之際，我意外地遇到一位平常在北京有過不少互動的歐洲媒體記者，兩人激動地一握手，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感。而這個他鄉，明明又是我的故鄉。她問我，總體上怎麼看這一次選舉，尤其從兩岸關係層面來看？我告曰，這次選舉是一個兩岸關係上的朝野典範轉移。

蔡英文成功地將自己包裝、定義為兩岸關係現狀──或更精準地說，台灣願持的「兩岸距離現狀」的維護者，國民黨和韓國瑜則在民進黨選舉團隊的炫目操作下，被視為「兩岸距離現狀」的改變者。

過去多場總統選舉裡，國民黨打「保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冒險」的保守安定牌、民進黨則被刻劃為試圖改變兩岸現狀的「玩火者」的邏輯，遭到徹底翻轉。

而貼了多年綠營多年標籤的國民黨陣營，對忽而以執政者的天然優勢，翻轉選戰邏輯的蔡英文反擊辯說無力，未能另闢戰場；韓國瑜一度想打苦人對富人的「階級戰爭」，也因政策主張鈎織無力而沒能打得起來。

最後，在蔡英文從2018年1月2日就設定下的戰場內打滾，遲遲無法跳出來另闢戰線的國民黨最終落敗，當屬大概率事件。這也是韓國瑜的個人因素以外，不論2019年7月國民黨選擇谁出戰，都不得不面對、也可能很難在一時間想到化解之道的艱難格局。

若只把敗選的問題都怪在韓國瑜身上，顯然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

在《我是不是我的我》一書中，基本交代了晚年政治思想和政治遺囑的李登輝，一方面不同意自己被定義為狹義的「台獨」，二方面又力主以制度和價值觀，而非族群、語言和血緣定義台灣外於中國之存在。

李登輝曾認為，這一認識須達8成民意才得以鞏固。他還曾預判這件思想工程必須在2008年北京奧運舉行、中華民族驕傲感達到高點前完成，否則會來不及。

2020年蔡英文個人選舉策略和政治主張的鞏固和勝利，意味著晚年的李登輝路線，重新牢牢掌握台灣政治情緒的主導權。

對中國各領域發展和渠之發展對台灣的影響，總體上持有疑懼，觀念上認為必須以提防、甄別為先，而非原則上投以歡迎、參與或利用/力用的情緒，於今，再度擠開了馬英九式的兩岸共融/共榮路線。

但李登輝路線的重新回歸主導，並非意味著意識形態市場的齊一化。

以政黨票來看，以台灣民眾黨為分水嶺的話，比民眾黨更傾向兩岸拉近距離的所謂泛藍政黨，大約還有合計38%左右的民意基礎─這也幾乎相當於韓國瑜還能拿到的這塊餅。

因此，當前述的歐媒記者問我，我是否認為北京的對台政策失敗了時，我也說「不這麼認為」。

畢竟，從2016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就已經逐漸從「試圖同步取悅台灣所有民意」和盡量幫助國民黨執政、做長「兩岸关係發展機遇期」，逐漸調整為分階段、分步驟爭取台灣不同板塊的民意，同時越來越不在乎國民黨整體的選情，而是以推動陸方自己想要的政策效果為主。

因此，從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構想的推出，到2019年夏天以來對內港矛盾的處理，其實都並未過度計算或過度在乎其對台灣選情走勢的影響。國民黨能不能選贏，主要看國民黨自己的努力；就算國民黨選不贏，其他有代表性、有份量、有對話基礎的台灣朋友可不可以交？看起來也是可以的。否則也不會有上海─台北雙城論壇制的延續。

而北京的這一政策惟度，在台灣的製造和科技業可能開始鬆動與大陸的產業鏈接，但同時台灣的個體人才登陸趨勢和總數量，仍有可能緩慢逐漸增加的情況下，仍將繼續做功，保持戰略定力，但求潤物於無聲。

不論登陸的台灣人搭著打折的投票專機回台後實際上投藍投綠還是投柯P，只要這一百多萬人的在陸群體，能夠多到台灣各政黨不能完全無視，那麼，便能倒逼台灣主要政黨在兩岸政策軸線上留有底線，避免想要執政的主流政黨將極端性選項放到檯面上。

這便是大陸現階段的對台政策目標，接受分治現實、反對朝法理分裂推進；不強求併歸於同一制度之下，但不排斥在台灣的現有政治環境內尋找夥伴。

不過，在這次2020選舉後，隨著台灣政壇已明確將「單一且非中的政治認同」定義為唯一「正確」答案；任何型態的「雙元政治認同」都將淪為「不正確、受攻擊且無聲援」的新遊戲規則，任何展望未來、還想奪取更高權力，不甘於只是單純宣傳理念的政治人物，都將日益想駛出寓涵任何型態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政治聯想的水域。深怕潮退之後，永遠擱淺。選後，國民黨內青壯派立即爆出的不滿和思想掙扎，一大部分也皆繫於此種焦慮。

這次選舉，「華人世界」這一概念的貫穿始終，也是一道獨特而別有意味的風景。

自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以來，韓國瑜幾乎可說是近年內唯一一個頻頻提及5000萬海外華僑與台灣連結的政治人物。

這固然是一種思想上的返祖，但也在如今獨特而密切的陸、港、馬、菲、台等地的資本互動上，具有打造台灣與親陸華僑海外資本圈緊密聯繫，使之“貨出去、人進來、發大財”的現實意義。

韓國瑜的高雄市長任期還有三年，他能不能終於認真市政、撬動高雄的經濟生態，還有待觀察。

展讀其二十多年前在政大東亞所研究如何應對中共統戰手段的論文，可以發現，韓國瑜從那時就已經在口口聲聲不離5000萬海外僑胞。他當年的中心思想和論文結論是：5000萬海外僑胞不時心心念念于台灣的變化和發展，並總是欲將台灣和大陸做一比較。

韓國瑜在論文中主張，台灣因應大陸統戰的上策，就是不斷深化提升改革自我的政治經濟體質，以求在兩岸的制度競爭中，永遠做一個更受海外僑胞這一公平裁判群體青睞的領先者。

而蔡英文的整場競選活動中，帶有定調性的特邀嘉賓，當然就是香港。

儘管在1949年後的相當一段時間，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勢力，仍在香港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和甚至安全層面的影響力。

1955年，國民黨動用特工在香港啟德機場對克什米爾公主號安裝定時炸彈，使其在空中爆炸(但暗殺周恩來的預謀因周改變行程未果)後，中共與港英當局交涉本案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便是要求所有涉及此案的香港警察不能有華人介入，必須全用英人。因為，當時所有的華人港警，幾乎全都有或淺或深的國民黨背景聯繫。

但沒想到，香港本地情況對台灣政治帶來最大衝擊的時刻，發生在2019─2020年。選舉前的最後一場演說中，蔡英文特別在引用時代周刊關於蔡英文是否守得住「華人世界」最後一塊自由土地的探問，並通過與群眾間的問答，一方面呼應香港的事態，二方面將自己的連任與否，賦予某種涉及台灣疆界以外、又專屬於「華人」空間的意義。

當然，蔡英文隨後還提及了主張徹底「脫華」的史明，做為兩種意識形態的平衡。

但總的來說，經蔡英文改造並定型的「中華民國台灣」國家論，已成為台湾政治市場主調；一個不排斥華人性但追求在各種意義上自外於中國這個概念的台灣，亦成為2020年後，還留在檯面上的台湾主流政治玩家們，可能都得要承認的一個新的起跑線。

即便是一個這樣的台灣和台灣執政者的連任，於今仍得到相當一部分香港社會成员的祝福；同理，韓國瑜的落選，也在意識形態相形保守的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圈裡，獲得一些惋惜。

走筆至此，我在在回想到自己和大學時期同屆校友@許菁芳的一段長期論辯。

菁芳和我一樣，咸認為台灣對整個華人世界的走向善治，有著獨特的、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使命。且這一使命既光榮，又不能輕易言卸。

但我們兩人的根本出發點，又分別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

因此，她大抵上認為，台灣得靠決絕保持獨立、不留曖昧未來選項的政治意志，才能先固本培元、把自己建好，此後才談得上能不能有輻射它地─包括其他華人社會的能力和自主意願。

而我則大抵認為，台灣若完全自外於中國這一概念，等到其如新加坡一般成為「另一個海外華人國家」時，其經驗對中國大陸本體的吸引力、可參照性，人們對台灣經驗的關注度和情感上的可接受程度，都將隨著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正面對撞而下挫。

因此，我觉得，台灣應該適度地拿捏、不完全脫離中國這一概念的範疇，甚至保有某種在政治上不憚於接轨、靠近的進取心，使台灣縱使在海峽分斷70年後，仍保有某種中國事務局內人的槓桿空間和話事權。

多年來，我們基本維持著各自的信念，並以各自的生涯規劃羈旅或研究導向為籌碼，繼續替自己的三觀充值、押注。

這一存在於兩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長期對話或辯論，從2008年野草莓學運之際即略略發軔(野草莓學運的集結，也恰好是此後至今12年一連串同向度運動的先聲。他們許多人甚至無役不與，直到深入體制，協助完成了本次蔡英文的鞏固和連任)；自2009年我們大學畢業後正式展開。

縱使在私人關係層面，這兩種思考的對話，無需是一種非得見輸贏的對賭；但在公領域層面──至少在我們這一代台灣年輕人們的政治選擇中，多數人所選取的路徑已可謂昭然。

2016年12月，蔡英文第一個任期開始後不久，菁芳實際上帶有政論性質的散文記事《台北女生》出版。她以一個高雄女子的視野，既寫台北這潭大家年少時涵泳成長的江湖，也显露不少女性思考家國、族群和身份問題的獨特機鋒。

在2017年初贈書給我的題記裡，她寫到，這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送給另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禮物。

收到書後，我很快在一個台北人飛回北京家中的旅途上看完。但被作者要求必須寫的讀後感和推廣記，一直還沒完成醞釀。這也成為我欠的最久的一個文債。

書裡寫到了很多大學時期就圍繞在她身邊，和她一起工作的人和事；相當於一本當今政治領域，部分台灣青年工作者的小前傳。

更是一部可以管窺2008年以來，台灣反馬英九路線的他們那群青年們，是如何一步步對內集結、向外說服，到如今基本成為蔡英文國族論述的主要對話對象和核心支持者的線索圖。

雖然政治立場在許多角度都顯得不同。但我仍承認，且有一次終於問她，為什麼妳出現在哪裡，就往往有一種母儀天下、能夠打破各種圈層壁壘的感覺？她當眾被問得有點尬，但仍不失鎮靜地答曰：「因為我們有天下呀」。

這一天下，或許不能粗糙地理解為打江山、坐天下的那個文脈裡的天下。

放在港中台三地意外強烈共振的今年視之，放在我們兩個各自長達10年的生涯探索背景下視之，這個「天下」，更是不同政治單元和行為者們同圖並置，既各有主體又相互聯繫，在界定關係、距離與彼此名份禮教的邊界錯動中，永恆碰撞和對話的場域。

從2016年底到2020年大選落幕的此刻，或許也是我完全想透菁芳這書於我的意義的合適時機。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