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忠于谁？

说及效忠，必定深入到人们心灵中最神圣的区域，很少有可展开讨论的余地。然而，恰好在这个最严肃的问题上，人们误区多多，且从不觉得需要一些梳理。其后果是，误置效忠对象的事情时常发生，即使饱学之士亦难幸免。经历过“三忠于、四无限”年代的人，对此尤其感触良多。看来，这远不是一个明如白昼、无须讨论的话题。

曾忠于谁？

在王朝时代，应忠于谁的问题有千古不变的标准答案，那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草民百姓无不了然于胸的：

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

汉字的妙处在于，它能用一个或极少的几个字表达异常丰富的意义。古人仅用一个纲字，就将上述三种效忠关系概括了：它们被称作三纲；也叫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的本意是渔网的总绳，用在此处就意味着纲统率了它的附属物，犹如一根绳子一样将其捆绑在一起，其形象之至，实在妙不可言！至于被捆绑者感觉如何，从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猜想起来，那种滋味大概也是挺不错的吧；否则，历数千年之久的“捆绑史”，就真正惨不忍睹了。

“纲”可不是什么温和的字眼，简直坚硬如钢，实在应改为“钢”字才对。“纲”的巨大杀伤力，全在下面这句杀气腾腾的话里了：

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它实实在在地夺人之命！数千年中多少人死于这个“纲”字，真没法统计。无怪乎，大文豪鲁迅要惊呼“吃人”的恐怖了。鲁迅所言的吃人法或有多种，但“纲”字吃人绝对是最厉害的。仅是被君王赐死的臣子就多不胜数。须知，赐死是一种恩典啊，谁不知那个“赐”字了得，岂是每个人有的福分？怪不得凡被赐死的臣子都要高呼“皇恩浩荡”了。那个颇受历代文人推崇的汉武帝，就是特别慷慨的一个帝王，从来都不吝惜赐臣下以死，仅载于《汉书·武帝本纪》中的赐死，就多不胜数。

可见，忠于谁这件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生命就是最大的代价。

在古代，以生命殉效忠对象，特别受到社会舆论推崇与褒扬，最高的奖赏就是选送忠烈祠，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精神上的忠烈祠。配受这份殊荣者何止万千！1279年，宋代少帝及追随他的20余万人，被蒙古人困在广东沿海的崖山一地，兵败之后，竟然有10余万军民投海殉国，其中包括随军的家眷妇幼。这对于轻生尚武的蒙古人来说，也是惊天动地啊，后来的中国人岂能还有这般忠烈？以致一些文人慨然惊呼：崖山之后无中华！就是明朝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在清兵南下之际，以身殉国的文臣武将虽不算太多，在野之士人却有不少。那时江南是文风最盛之地，大概文士们将这笔恩德记在朝廷账上了。江南沦陷之后，一些文士认定不再有生活的意义，以为唯欠一死了。

在古代，忠于君只是一系列效忠关系的一级，更博大的效忠是忠于朝廷、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四类效忠对象排成一个由里及外的系列：一人、一家、一族、一国。君主与朝廷紧密联系在一起，最不容易区分；民族、国家则与朝廷差别较大，似乎不应混为一谈；但在古代，实际上也是几乎不加区分的。我不知道，历史上从什么时候起，才有明确地区别于朝廷的民族、国家概念，想必形成得很晚。

正是黑暗的明朝，给士人们为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提供了一个恰当机会。到东林党人活跃的年代，无论昏庸的皇帝还是腐朽的朝廷，对于屡受挫折的士人的吸引力，已经所剩无几。但士人却不能没有效忠对象，现在就只有民族与国家了。而当时危如累卵的形势，迫使他们尽快作出选择：忠于“国族”（即汉族）还是忠于满清。尽管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忠于满清，但毕竟有少数人仍然坚守着对国族的效忠，而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正是这些人，使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民族多少保留了一点光彩，因而被后世人尊为忠烈之士、民族英雄。他们中的最著名者，就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此三人之所以被人们记住，不仅是其民族气节而已；更重要的是，正是他们最先明确地提出，国家（那时称为天下）才是最重要的，君主与朝廷，都必须以天下人的利益为利益。在那个时代，这种观念可谓惊世骇俗啊，对世人岂不提供了划时代的启蒙！

可忠于谁？

认真琢磨“忠于”二字，思考它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可能，只是近世才有的事情，那无疑是欧风美雨搅动人们头脑的结果。

要真正理解效忠行为的内涵与性质，就必须突破君臣关系这种狭隘圈子，在一个更宽广的领域内展开讨论。

首先给出如下的一般性界定：

效忠是一种主从的二元关系，它涉及两个客体：效忠者与效忠对象，前者自愿接受后者的支配，并情愿承担由效忠而来的义务与牺牲。

这个界定中的关键词是自愿接受与支配。自愿接受是一种主动行为，它完全出自效忠者的独立选择。支配当然是一种权力，它是效忠者自愿服从的。效忠关系一旦确立，它自然构成对效忠者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效忠者选择的，并非他人所强加。

效忠者与效忠对象都可以是个体或集合体。例如个人忠于君主，个人忠于朝廷，个人忠于人民，个人忠于国家，军队忠于统帅，军队忠于国会，军队忠于国家，等等。效忠关系的双方一般处于非对等地位，其地位不能交换。至于夫妻、朋友之间的互相“效忠”，带有特殊性质，不在此处讨论。

一般来说，效忠关系是有期限的，它起于效忠者的投效，终于效忠者改变效忠取向，如引退、变节、跳槽、故去等等。终止效忠总是效忠者的主动行为，不受效忠对象左右。即使某个君主将一个忠实臣子解职，也未必能改变臣子单方面的内心效忠。处死忠臣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在古代，效忠者改变效忠对象，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很难逃脱叛逆的骂名。在现代，人们通常持一种宽容的态度。雇员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并不涉及道德问题，只要遵守通行的规则，如不损害原雇主的利益等等。更有甚者，今天合法地改变国籍，也不是什么应受谴责的事情。如所周知，今天已有一大批高官、明星、学人在大洋彼岸宣誓忠于别国了。这种场景实在让许多国人看不下去，但你不能不说这都是合法的，除非有人负罪而逃。此情此景，一定让你不胜唏嘘吧？但也不能说，现代人有改变效忠对象的绝对自由。战争状态下投靠敌国、即使在和平时期情报人员投奔他国，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視若等闲的。

应忠于谁？

说谁忠于谁，只是讲述效忠的故事而已。这类故事或许优美动人，但并不能自动地将效忠者送进忠烈祠中。忠烈祠的入选对象的首要标准，就是他忠于恰好应当效忠的人。可见，凡想进入忠烈祠的人，首先得弄明白：应忠于谁？此乃人生第一要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套用一句古话，叫做人伦大义，谁敢掉以轻心？

应忠于谁的问题密切联系于另一个问题：效忠的道德价值如何？

在古代中国，“忠君”绝对具有第一位的道德价值，岂不知，“忠孝节义”恰好以忠为首吗？古代将“奸”与“忠”相对，不忠君的人就是奸臣了，那是要受万世唾骂的。

至于现代，效忠的道德价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极难以回答，而且回答也随时代变化而改变。此处只能给出一个要领。效忠的道德价值决定于两个要素：效忠对象与坚定性。不可忽视如下两条原则：

A 效忠对象包含的成员愈多，效忠的道德价值愈高。

B 效忠坚持愈久，或者坚持效忠要付出的代价愈大，效忠的道德价值愈高。

原则A的理由是：效忠对象包含的成员愈多，意味着你对效忠对象的服务使愈多的人受益，因而有更大的善。原则B的理由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效忠，为他人树立了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榜样，从而有利于形成普遍看重效忠的社会气氛。即使效忠对象不无争议，提供效忠榜样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或许会引起强烈质疑。例如，王国维对于前清的那种死忠，也有道德价值吗？

如果认可原则A与B，就自然引申出如下原则：

一个追求崇高道德的人，应当选择这样的效忠对象，它包含尽可能多的成员。

如果你对自己并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当然，完全可以依据其他的考虑，其中特别包括功利的考虑，来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

下面以一个具体境况来解释上述原则。一个中国公民的效忠对象有如下多种选择：

1） 忠于领袖。

2） 忠于政府。

3） 忠于人民。

4） 忠于国家。

5） 忠于人类。

依据原则A，上述选择的道德价值是依次递增的，其中选择5）的道德价值达到最高。如果你务求崇高，不计其他，那就选择忠于人类好了。这样一来，如果中国的碳排放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你就得与绿色和平组织的那些老稚童一起去举牌抗议了，你心中已作好了这种准备吗？可见，唯务崇高并不容易。其实，你也不必走极端，不妨退而求其次，选择忠于国家。不过，这也可能碰到类似的问题：如果政府决定将白头山送给朝鲜，而你认为这损害国家利益，你敢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去找政府扯皮吗？如果你铁了心忠于自己的崇高选择，那么很可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你还是想兼顾实际利益，那么就不得不依次后退，改变效忠对象，最后退至选择忠于当今领袖。事实上，离领袖仍然太远，你多半就选择忠于近在眼前的某位科长！只是这样一来，你的道德形象就降到了最低点。

当世要务

新文化运动的那班狂人，也许走得太远了点，居然将包括“忠”字在内的一批汉字束之高阁了。殊不知，今天恰好是这些字最走红运的时候。如果你出生得不太晚，恰好赶上了那个跳忠字舞的年代，那算是真有眼福了。试想，不仅仍然需要忠，而且将忠推向极端，变成每天都要操演的宗教节目，那些发明了“忠孝节义”的先人，岂不甘拜下风？

当然，跳忠字舞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围绕“忠”字的那种宗教狂热，也不可能再登舞台了。但对于效忠的期待与鼓动，仍然是当代权力者的主要关切。

任何现代国家的当政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需要某种举国一致的氛围，需要民众对于国家目标出自内心的支持，自然也就需要国民某种程度的效忠。国民在入籍时的效忠宣誓、担任公职者任职时的宣誓，都是这种效忠的一种仪式化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不仅仍然需要效忠，而且，效忠仍不免具有某种神圣性；特别庄严的效忠宣示，无论是否明说“由上帝作证”，都富有一种宗教气氛。

尽管如此，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效忠，与专制时代的效忠有一根本区别，就是效忠对象应当是国家与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狭隘的东西。而且，履行这种效忠的，首先应当是国家公职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法治国家中，需要宣誓效忠的首先是担任公职者，而不是普通国民。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要素。

那么，对国家之下的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效忠呢？在政治的运行过程中，任何社会力量都会仰赖于其忠实成员的效命；这些成员也多半对其所拥戴的个人或群体表现出某种效忠，这是一种自然而无可非议的现象。但这种效忠完全出于自由选择，并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也没有任何权力者能以国家名义要求公民的效忠。

这样，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看来，关于效忠的要义是：

一国之内的任何公民，尤其是担任公职者，有效忠于国家与人民的义务；对于除此之外的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效忠，仅仅决定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并非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应当被确立为一条公理，它凸显了这样一条原则：在任何个人或群体面前，国家至高无上。忠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失为一件完全可以接受、且引以为荣的事情。与这种超越个人与意识形态的效忠相比，所有其他的效忠都显得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