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Ⅰ節：議會與農民

第6章 最後的希望

Ⅰ 議會與農民

1906年4月27日，國家杜馬終於開幕了。這是一個熾烈炎熱、陽光明媚的日子，是俄羅斯這個特殊的春天裡許多的日子之一。雅爾達地區的當選代表弗拉基米爾·奧博倫斯基略帶不安地穿上他筆挺的舊燕尾服，乘馬車前往冬宮，新議員將在加冕大廳接受歡迎。沙皇和杜馬代表彼此間懷有極大的懷疑，都不願與對方分享權力。因此，整個場合充滿了敵對的姿態，仿佛所有的典禮和儀式、鞠躬和屈膝禮，實際上都是一場精心偽裝的戰鬥。

尼古拉已經取得了第一個勝利，他讓代表們來到他面前，而不是他去杜馬參加開幕式。事實上，要到1916年2月，在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後，沙皇才最終屈尊在杜馬所在地塔夫利宮露面。似乎是為了強調王室至高無上的地位，冬宮的加冕大廳被佈置得富麗堂皇，以迎接議會代表的到來。王座上覆蓋著貂皮，王冠、權杖、印章和寶珠放在腳下的四個小營凳上。奇跡般的基督聖像被放在它面前，像一個神聖的保護者，並由一隊大祭司莊嚴地守護著。唱詩班身著深紅色和金色的長袍，用深沉的低音一遍又一遍的唱著《天佑沙皇》，仿佛是為了讓會眾保持站立，迎接皇室隊伍在大合唱最高潮的時候到達。

大廳一側站著沙皇俄國的大人物：國務委員、參議員、部長、海軍上將、將軍和宮廷成員，他們都穿著鮮豔的制服，身上綴滿勳章和金色的穗帶。面對他們的是新民主俄國的議會領導人，一個由穿著棉襯衫和束腰長袍的農民，穿著休閒西裝的專業人士，穿著黑衣的僧侶和神甫，穿著五色彩斑斕的民族服裝的烏克蘭人、波蘭人、韃靼人和其他人，以及少數穿著晚禮服的貴族組成的混合體。“敵對的雙方站在一起對峙著。”奧博倫斯基回憶說，“老成持重的宮廷權貴，禮儀和傳統的維護者，以一種傲慢的態度，雖然不乏恐懼和困惑，看著革命席捲進皇宮的‘街上的人’，並悄悄地相互耳語著。另一方則以同樣不屑或蔑視的眼光看著對面的他們。”社會主義代表之一，一個身穿工人工作服的高個子男人，帶著明顯厭惡的情緒審視著王位及周圍的朝臣。當沙皇和他的隨扈步入大廳時，他猛地向前傾斜，帶著痛苦的表情盯著他們，充滿了仇恨。有那麼一瞬間，人們擔心他可能會扔出一顆炸彈。

當沙皇走近王座，大廳的宮廷一側響起了整齊的歡呼聲。但杜馬代表們仍然完全保持沉默。“這是，”奧博倫斯基回憶說，“我們對這位君主感情的自然表達，在12年統治裡，他設法摧毀了其歷代前任享有的所有威望。”這種感覺是相互的：沙皇一次也沒有朝大廳的杜馬一側瞥一眼。他坐在王座上發表了一篇簡短而敷衍的演講，其中承諾將“堅定不移地”維護專制主義原則，並以明顯造作的語氣歡迎杜馬代表們，稱他們是帝國“最優秀的人民”。言畢，他起身離開。議會時代開始了。當皇室隊伍走出大廳時，可以看到沙皇的母親，即皇太后臉泛淚光。這是一個“可怕的儀式”，她後來向財政部長坦言。好幾天來，她一直無法從看到皇宮裡有這麼多平民的震驚中平靜下來。“他們看著我們，就像看著他們的敵人一樣，我忍不住去看某些人的臉，他們似乎對我們所有人都懷有一種奇怪的仇恨。”

這場莊嚴的對抗只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個預兆。從1905年到1917年2月兩次革命之間的整個俄羅斯政治歷史時期，可以描述為保皇黨和議會勢力之間的鬥爭。起初，當這個國家尚未從革命危機中恢復時，宮廷被迫向杜馬讓步。但隨著1905年的記憶流逝，宮廷試圖收回自己的權力，恢復舊的獨裁統治。

1905-1906年的憲政改革模棱兩可，讓雙方都看到了希望。尼古拉從來不認為《十月詔書》是對自己專制權力的必要限制。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他在維特的壓力下勉強批准了《詔書》。但他並沒有宣誓將其作為一部“憲法”來執行（這個關鍵字從未被提及），因此，至少在他心目中，維護專制原則的加冕誓言仍然有效。在他看來，沙皇的主權仍然是直接來自上帝的。沙皇權力的神秘基礎——這使其無法受到任何挑戰——仍然完好無損。新的《基本法》（1906年4月通過）中沒有任何內容表明，從現在開始，沙皇的權力應該被視為源自人民，就像西方的憲法理論那樣。

從這個意義上說，米留科夫堅持認為（不顧他的大多數立憲民主黨同事的意見），在沙皇以新的效忠誓言的形式明確承認憲法之前，俄國不會有一部真正的憲法，這是正確的。因為在此之前，尼古拉必然不會感到有什麼真正的義務來維護他自己宣言中的憲法原則，而且一旦革命危機過去，國家杜馬也無法阻止他回歸過去的專制統治。事實上，《基本法》是為了履行《十月詔書》的承諾，同時保留沙皇的特權而精心制定的。他們將新憲法的自由強行納入專制制度的舊法律框架。沙皇甚至明確保留了“獨裁者”的頭銜，儘管只是用首碼“最高”來代替之前的“無限”。尼古拉認為這意味著一切照舊。在他看來，《基本法》所施加的限制只適用于沙皇政府，而不適用於他自己不受約束的統治權。事實上，既然官僚機構被視為他和人民之間的一堵“牆”，他甚至可以安慰自己，認為改革將加強他的個人權力。

在1905年之後的制度中，沙皇掌握著大部分王牌。他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擁有宣戰和媾和的專屬權利。他可以解散國家杜馬，後來當國家杜馬的行為未能取悅他時，他曾兩次這樣做。根據《基本法》第87條，當國家杜馬不開會時，他還可以通過緊急法令進行立法，他的政府利用這個漏洞繞過議會的反對。《杜馬選舉法》建立了一種間接的選舉制度，該制度嚴重偏向于王室的傳統盟友——貴族和農民（仍然被錯誤地認為是內心深處的君主主義者）。政府（部長會議）完全由沙皇任命，而杜馬對其法案擁有否決權。但是，對於行政部門濫用職權，議會並無有效的制約措施，行政部門仍然從屬於國王（如德國體制），而不是從屬於議會（如英國體制）。例如，杜馬無法阻止政府資助右派報紙和組織，這些報紙和組織以煽動大屠殺而聞名，甚至試圖暗殺傑出的自由派杜馬領導人。內務部和員警都與宮廷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完全超出了杜馬的控制範圍。由於他們擁有廣泛而武斷的權力，《十月詔書》所包含的公民權利和自由仍然只是空頭支票。事實上，最能準確反映國家杜馬真實地位的莫過於這樣一個事實：每當國家杜馬在塔夫利宮開會時，都能看到一群便衣員警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待那些他們被指定跟蹤和監視的代表出現。

國家杜馬是一個立法議會。然而，它不能自己制定法律。它的立法提案只有得到沙皇和國務會議的批准後方能生效，國務會議是一個古老的諮詢機構，主要由保守貴族組成，其中一半經地方自治會選舉產生，另一半由沙皇任命，根據沙皇1906年2月通過的一項法令，國務會議被改為上院，擁有與國家杜馬平等的立法權。國務會議在馬林斯基宮金壁輝煌的大廳開會。其年邁的成員，大多數是退休的官員和將軍，坐在（或打瞌睡）舒適的天鵝絨扶手椅上，而穿著白色制服的莊重的男僕則默默地走來走去，端茶送水。國務會議更像是一個英國紳士俱樂部，而不是一個議會廳（因為它模仿上議院，這或許是它成功的標誌）。它的辯論並不激烈，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持有同樣的保皇主義立場，而一些耄耋老人——他們人數還不少——顯然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批判能力。例如，在一次辯論結束時，斯圖爾勒將軍宣佈他打算投多數票。當有人向他解釋說，由於投票剛剛開始，還沒有形成多數時，他惱羞成怒地回答道：“我仍然堅持認為我是和多數人一起的！”儘管如此，把國務會議描繪成荒謬的或溫和的，都是錯誤的。貴族同盟的主導地位——三分之一的委員屬於貴族同盟——確保它作為一種保守力量，將否決所有自由派杜馬法案。國務會議被稱為“杜馬希望的墳墓”，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第一天，當國家杜馬代表們在塔夫利宮就座時，他們心中除了希望，別無其他。坐在立憲民主黨的長椅上，奧博倫斯基發現自己旁邊是李沃夫親王，後者對新的議會時代“充滿了樂觀”。“不要相信政府將取締我們的謠言，”李沃夫斬釘截鐵地告訴他。“你會看到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從最權威的消息來源得知，政府已經準備好做出讓步。”大多數國家杜馬代表都和李沃夫一樣天真地認為，俄國終於贏得了它的“下議院”，即將邁入西方自由議會國家的行列。暴君的時代正在過去。明天是屬於人民的。這就是“國家希望的杜馬”。

沒有人相信，沙皇膽敢冒著受國內外自由派輿論批評之大不韙，解散杜馬。人們滿懷信心地認為，俄國對西方金融的依賴——這種依賴令其在1906年得到了歷史上最大的外國貸款——將迫使他保留國家的自由主義結構。尼古拉鄙視“公眾意見”，而且沒有法律義務去尊重它，這一點被人們遺忘了。同樣被遺忘的是，新議會制度的設計者維特剛剛被伊萬·戈列梅金取代，後者是一個冥頑不化的保守分子，也是宮廷的寵兒，他把國家杜馬看作是政府一個不必要的障礙，事實也確實如此。剛上任的議員們天真地相信，只要他們有“人民”支持，他們就能迫使沙皇讓步，承認一個完全獨立的議會。俄羅斯將沿著法國1789年後的道路前進，從三級會議發展到立憲會議。

塔夫利宮是俄羅斯民主的發祥地、堡壘和墳墓。直到1917年2月，它一直是國家杜馬所在地。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星期，這裡同時容納了臨時政府（3月7日遷至馬林斯基宮）和彼得格勒蘇維埃（7月遷至斯莫爾尼學院）。然後，在1918年1月6日這一天，它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個完全民主的議會——立憲會議——的舉辦地，直到被布爾什維克關閉。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沒有其他建築曾經上演過如此動盪、如此戲劇性的政治場面。多麼的不協調啊，這座宮殿本來應該是優雅和寧靜之地。塔夫利宮是葉卡捷琳娜大帝於1783年為其寵臣之一格裡戈裡·波將金建造的，他在征服克裡米亞後獲得了塔夫利王子的頭銜。它的設計風格類似于萬神殿，裝飾著多立克柱和古典雕像，是一個遠離首都喧囂的、悠閒的郊外避風港，周圍環繞著自己的私人公園和湖泊。凱薩琳大廳是議員們集會的地方，有一排半圓形的座位，一端有一個講壇，上面有列賓為尼古拉二世畫的肖像。在講壇後面有三扇大飄窗，可以看到如華托繪畫般美侖美奐的風景。

農民杜馬代表們把他們村社裡的政治文化帶到了這座高雅的廟堂。“只要看一眼這群五花八門的‘代表’，”一位震驚的高級官員說，“就足以讓人對俄羅斯的第一個代表機構感到恐懼。這是一場野蠻人的聚會。仿佛俄羅斯土地上一切原始的東西都被送到了彼得堡。”數百名農民請願者從俄羅斯各個角落來到塔夫利宮：有些人是為了對當地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有些人是為了抱怨他們的稅收；有些人只是為了監督他們選出的代表的活動情況。謝爾蓋·謝苗諾夫發現自己也在其中。他被他所在的安德里弗斯克村的一個農民議會派去，懷揣一份關於土地改革的計畫，正如他所回憶的那樣，“我有責任確保國家杜馬通過這項改革”。農民們的廉價煙草和農家衣服的黴味充斥著宮殿的長廊。地板上鋪滿了他們咀嚼過的葵花籽殼，他們不顧公告（大多數人也看不懂），隨意地吐出來。一些農民代表在酒館裡喝得酩酊大醉，參與鬥毆，當有人試圖逮捕他們時，他們卻聲稱自己是國家杜馬成員，擁有豁免權。有兩個人甚至被發現販賣塔夫利宮的“入場券”。事實證明，他們曾因小偷小摸和詐騙而被判刑，本應被取消選舉資格。

部分由於這種鄉村因素的存在，杜馬的議事程式明顯帶有一種非正式的氣氛。英國記者莫里斯·巴林將會議比作“俱樂部或咖啡館裡的熟人聚會”。一位議員可能從他的座位上開始發言，一邊在廳裡不停地講話一邊漫步走向講壇。他可能會中斷他的演講，與主席交談，或對某些細節進行簡短的解釋。有時，大廳後排的代表們會進行自己私下辯論，而當主席要求維持秩序時，他們會走到走廊上。這就好像街頭政治，或者更確地說是村頭政治，被帶進了議會大廈裡。也許國家杜馬註定是雜亂無章的：這畢竟是俄國第一次召開議會；而且有許多類似的會議——1789年的國民議會或1848年的法蘭克福議會立即浮現在腦海中——都有新手政治家搞砸的先例。然而，俄國人似乎天生對議會實踐的紀律準備不足。即使在今天，在後共產主義的杜馬中，也呈示出類似的非正式性，接近於啤酒館的禮儀。俄羅斯的民主或許就像俄羅斯人自己一樣：粗枝大葉，無拘無束。

大多數農民代表，總共約100人，與勞動党（特魯多維克派）坐在一起。勞動黨是一個鬆散的農業政黨，其主要綱領是通過強制徵收所有鄉紳的財產來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這使它成為農民明顯的選擇，因為他們通常選擇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已經決定和社會民主工黨一起抵制國家杜馬選舉。立憲民主黨是杜馬中最大的政黨，在478個席位中擁有179名代表（包括奧博倫斯基和李沃夫）。這嚴重誇大了他們在國內的真實支持率，因為立憲民主黨贏得了許多本來會投給社會革命党和社會民主工黨的選票。但他們在選舉中的成功還是讓他們感受到了自己作為“人民”代言人的合法性。受到這一歷史性角色的鼓舞——同時也對這一角色感到有點害怕，因為他們可能無法滿足群眾的激進期望——立憲民主黨採取了一種激進的反政府的姿態，這為杜馬短暫而混亂的存在奠定了基調。

從開幕式起，國家杜馬就變成了一個革命的論壇。它成了用猛烈言辭反對專制堡壘的攻城槌。第一天，代表們帶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抵達塔夫利宮，立即開始譴責政府的暴力鎮壓（沒有譴責左派的恐怖行為）。他們從冬宮乘汽船沿涅瓦河而下，經過克列斯特監獄時，看到囚犯們透過窗戶的鐵欄向他們揮手。代表們揮舞自己的帽子作回應，那一刻的象徵意義——想到這些“政治犯”為迎來新的議會時代所付出的犧牲——讓許多人潸然淚下。當他們在凱薩琳大廳就座時，立憲民主黨領袖彼得隆科維奇呼籲代表們“把我們的第一個想法和第一句自由的話，獻給那些為解放我們親愛的俄羅斯而犧牲了自己自由的人。監獄人滿為患，但自由俄羅斯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他的話在代表們中間引起了強烈的情感共鳴。幾乎所有人都站起身來，轉向前來觀看開幕式的部長們，齊聲高喊：“大赦！大赦！”

根據《基本法》，授予政治赦免仍然是沙皇的專屬特權。但是，代表們的目的是迫使皇室將其行政權力移交給杜馬，由於這似乎是一個合適的起點，他們將其列入了自己的要求清單。他們把這些要求作為《施政報告》提出來，其中還包括任命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廢除國務會議，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和實行普遍男性選舉權。兩周的時間裡，皇室一直保持沉默，考慮如何回應這些僭權要求。有很多人嘗試通過將自由派的領導人納入政府而使其中立。但是，由於相信自己正站在第二次決定性革命的邊緣，他們立場堅定。5月14日，政府終於通過了供杜馬批准的頭兩項法案：一項是關於新建洗衣店，另一項是關於多爾派特大學的溫室。這是一個明確的立法戰爭宣言。政府顯然不願意與杜馬合作；甚至不會承認其改革要求。

從這一點上看，解散杜馬只是時間問題。隨著代表們持續在塔夫利宮的講壇上發表一系列煽動性演講，一場激烈的戰鬥隨之展開。緊張的氣氛使許多議員後來聲稱在這幾周內體重驟減，儘管可能是6月炎熱的天氣所致。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國內的革命情緒仍然是一種威脅——春天，莊園裡的農民戰爭又捲土重來，其殘酷程度不亞於去年秋天，而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運動仍未止息——國家杜馬的激進立場必然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問題的關鍵在於杜馬決心通過激進的土地改革來安撫農民。立憲民主黨和勞動党都大力鼓吹強制徵用所有鄉紳的剩餘土地（區別是前者有補償，後者沒有補償）。在1905年的“大恐慌”中，曾經有一段時間，許多地主可能已經準備好接受某種形式的徵用，以保全自己的皮肉。“如果我們不做出一些讓步，”一位被圍困的鄉紳在他的地方貴族委員會面前爭辯說，“革命將從下面爆發，火焰將在全國各地蔓延。”就連特列波夫也曾對維特說：“我自己就是個地主，如果我確信在這種條件下我能保住剩下的一半土地，我願意放棄另一半土地。”但隨著革命浪潮退去，地主們變得不那麼願意妥協了。沙皇代表他們說：“屬於地主的東西是地主的東西。”曾經是自由主義反對派大本營的省級地方自治會，現在成為法律和秩序的堡壘。為捍衛財產權而成立的貴族聯盟在宮廷、國務會議和公務員中擁有強大的支持者。它領導了反對國家杜馬改革提案的運動，理由是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無助於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由村社制度效率低下而不是土地短缺引起的。這一論點深受近期經驗的影響：這些保守主義者一直將村社視為舊農村秩序的堡壘，他們在1905年就認識到，村社很容易成為農民革命的組織機制。“在其他國家，人均土地比俄國少得可憐，”1906年5月，烏盧梭夫親王在一次地主會議上宣稱，“但沒有人談論土地短缺的問題，因為人們心目中對財產的概念是清晰的。但我們有村社——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原則已經破壞了這個概念。結果是，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像在俄國那樣對財產的肆意破壞。”廢除村社和建立農民地主階級，現在被鄉紳們視為國家杜馬激進土地改革的替代方案。

7月8日，國家杜馬在召開72天后終於被解散。次年2月的第二屆杜馬會議將重新進行選舉。戈列梅金總理被斯托雷平取代，他是著名的廢除村社宣導者，也是實施鎮壓措施以恢復農村秩序的政治強人。自由主義者對這次解散感到憤慨。李沃夫親王曾經非常自信地認為它不會發生，儘管作為一位地主，他反對杜馬的土地改革，但現在他寫道：“對這種公然破壞議會原則的行為深表憤怒”。解散使李沃夫從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激進分子。他和其他立憲民主黨人一樣，為了抗議，逃到了芬蘭的旅遊勝地維堡，在那裡簽署了一份宣言，呼籲“人民”起來反對政府，拒絕繳納更多的稅款或向軍隊提供更多的新兵。【1】《維堡宣言》是杜馬開幕以來立憲民主黨激進姿態的一個典型例子。至於“人民”，他們顯然沒有聽取這些自由主義者的意見。結果他們的宣言受到了普遍的漠視。因此，政府現在可以不露聲色地採取鎮壓措施，讓那些勇敢而天真的自由主義批評者閉嘴。100多名主要的立憲民主黨人因參與《維堡宣言》而受到審判，並被國家杜馬停職。總體來說，在第二和第三屆杜馬中擔任議員的立憲民主黨人，沒有第一屆國家杜馬中的立憲民主黨人那麼激進，也不那麼有才華。他們生活在本黨“維堡情結”的陰影之下，他們奉行更加保守的路線，嚴格遵守沙皇法律，捍衛杜馬。他們也不再聲稱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從那時起，他們就自覺地成為事實上他們一直以來就是的東西：天然的資產階級政黨。自由主義和人民各奔東西了。

【1】 李沃夫在前往維堡的途中生病了，不得不返回聖彼德堡。因此，他從未在《宣言》上簽字，儘管他顯然對此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