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烏托邦的路上遇見賴和

申惠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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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和文學音樂專輯《河》封面概念圖,申惠豐設計

1943年,楊雲萍在台北帝大附屬醫院,探望病重的賴和。賴和略帶激動地對楊雲萍說:「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原本臥躺的賴和,左手壓著心臟,表情痛苦地試著撐起身子,但他實在太過虛弱了,楊雲萍在一旁慌忙地安慰賴和說:「不,等過了三、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是一定會被後代人記念起來的。」

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我被深深地觸動,我不只一次地想像那個場景,想像賴和當時痛苦又激動的神情,想像賴和的雙眼,當時流露了什麼情緒?他的聲音是否顫抖著?心中是否充滿絕望?雖然楊雲萍認為,賴和的悲嘆,是因為「皇民化」政策斬斷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命脈,但我始終認為,絕不只是如此,這一幕有著太多的象徵,這句話存在著更多複雜的意念。

有沒有一種自我價值的質疑瀰漫在他內心深處?那會不會是一種看不到盡頭的虛無感?一句「白做了」隱藏著太多的潛文本:「我們失敗了嗎?」、「我們做這些事有意義嗎?」,只是賴和離世的太早,沒有看到最終的結局,我常常想,如果賴和沒有走得那麼早,他在日記中所謂「大時代的完成」,會不會也仍是令他失望至極。

每次閱讀日治時期的台灣小說,我會不禁的想像,如果我活在那個時代,會用何種姿態生存?安安份份認著命,過著生不逢時,無可奈何的日子,然後抱怨一下這世道讓人不好過?又或者,我會鼓起勇氣,跟隨著這些啟蒙者,進行反抗與鬥爭?我也一直再想,如果我在那個歷史時刻的當下,讀到賴和諸如「世間未許強權在,勇士當為義鬥爭」的詩句時,我的心情會與現在有什麼不同?會是一樣的熱血沸騰?一樣的感動莫名?抑或是陷入某種深沉的悲哀中?

這一切都只是猜測,我沒有在那年代活過,只在書上讀過。我知道殖民者對台灣人民的壓迫,從文字中我能夠感受到當時台灣人民的痛苦,我所受的教育告訴我,當一個知識分子就要有抵抗霸權的意識、勇氣和風骨,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我穿越時空回到那個歷史當下--那種壓迫與痛苦直接加諸身心,被困囿且無處可逃苦悶的靈魂,貧困、恐懼、壓抑、暴力,無論人性、身家、性命甚或人格自我都可能隨時被掠奪的非人處境下生存--我還能有多少把握可以堅持自己所謂的「知識分子」的勇氣與責任。

我知道很難,所以這些反抗者,才顯得珍貴,才能成為典範。他們是天真的夢想家,這沒有任何貶抑之意,在那樣的艱困現實下,要保持天真的理想,才是最難,因為天真者,就算在各種惡劣的情境下,都仍舊緊握著希望,等待著他心中的烏托邦,。賴和,對我而言,就是這樣的一種存在。

文學史上的賴和,有著許多稱號,他被稱為「 彰化媽祖 」,他是「台灣新文學之父」,被稱作「台灣的魯迅」,同時代曾受過賴和提攜的文學後輩們,稱他是文學導師、一代宗師,不難想像賴和在那個時代有著多麼巨大的影響力。賴和的文學作品,建立了台灣現代文學的形式與典範,他的文學思想超越時代--反殖民、啟蒙、本土、普羅,這些賴和實踐於他文學中的思考,迄今仍是論及「台灣文學」最根本的基礎。此外,他受邀主持《台灣民報》學藝欄,在當時有不少作家受到賴和提拔而登上文壇;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無論直接或間接,幾乎都有賴和的參與。

在那個充滿壓迫與苦悶的悲慘時代裡,無論站在何處,都可以看到賴和的身影,他是個可以領導人們,並為人們帶來勇氣與希望的存在。但,相比起許多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者,例如蔣渭水、蔡培火、簡吉、謝雪紅等人,賴和對很多事情的參與,其實沒那麼積極,他不是一個旁觀者,但決稱不上是一個主動的行動者。王詩琅就曾說過,賴和是一個良心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儘管有著進步的思想,但比起同時代那些受到民主思想薰陶的人們而言,賴和還是保有明顯封建文人的氣質。王詩琅強調,賴和有著強烈的人道主義,他同情弱者,有著俠客般的正義感,但「他絕不會躍身其中,去領導運動。」

這一點,在賴和第二次入獄寫的日記中,可以清楚的看到。1941年,賴和被拘捕入獄50天,原因不明,楊守愚在《獄中日記》序言中寫道:「身犯何罪?姑勿論先生自己不知道,試一問當時發拘引狀的州高等課長,怕也挪不出明確的答案吧!」,時值太平洋戰爭開打,賴和做為當時文化反抗運動的標的人物,這次的拘捕,殺雞儆猴的意味濃厚。

在他被拘捕的第十二天,賴和於日記中寫道:

這幾日來,我真反省,對於我的平生,我行年四十八了,廿三歲辭了醫院出來做醫生,和這社會周旋,便漸得到世人的稱許,漸博信賴,為業務所費消的時間,比較讀書修養,占去四分之一以上。不讀書,自然不能有資於修養,且因為忙,自要求些慰安,就只偏於娛情的小說詩歌,及至第一次歐戰終了,世界思想激動,台灣亦有啟蒙運動的發生,我亦被捲入其中,我對於此運動,缺乏理解,無有什麼建樹。繼而有政治運動,我亦被拉入去,其所標榜,亦只於顧慮台灣特殊事情,法律制度,不能一同內地(日據下台灣,稱日本本土為內地,稱台灣為本島)。本島人要求參與其立法,但於內田總督時一受解散,已有消散無有留存。及到了自治制施行,在彰化結成一個市政研究會,當其在發起會紀念講演時,我考台灣人善與環境適合,消極生存,沒有改善環境的魄力,若這樣下去,台灣人是會滅亡,這一語受到停止,不知是這一句的話,成為不滅的罪嗎?

初讀賴和《獄中日記》,受到的震撼不小,一方面驚訝於賴和對自己影響力的無意識--做為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者,他稱自己「被捲入其中」,認為自己對這個運動「缺乏理解」、「毫無建樹」,這若不是謙辭,那就是賴和把事情想得太天真--而另一方面,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我們在書中讀到的文化英雄,其實也是個人,有煩惱、有憂愁、有恐懼,日記最能看見一個人內在的真實,在日記中,賴和兩次深刻「自省」,回想著究竟自己這些年來做了什麼事,才招致今天的牢獄之災,我所震驚的是,這真是我所認識的賴和嗎?他對自己所做的許多事,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他不自知嗎?或許他真的沒有意識到,某個程度上,他憑著一己之力,建構了一個時代。

《獄中日記》充滿了絕望的氣息,此時的賴和,某個程度上已從天真者轉化為孤兒。天真者期待樂園降臨而不可得,就會成為一個失望的理想主義者,這是孤兒意識產生的本源。就像神話裡的薛西佛斯,深陷在一個看似永遠無法解決的困境中。如果說天真者的特質是從正向積極的希望中學習而來,那麼,孤兒的特質,就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而來。賴和第二次的入獄,就讓他受盡痛苦與折磨,他的拘禁、他期盼著出獄,他的失望,在我看來都是那個時代最鮮明的孤兒象徵。

有人說,賴和是個「理想主義者」,對我而言,所謂的理想主義者就是「天真者」,一如許多故事裡「天真者」的原型一般,他們有強烈的信仰,相信有個伊甸或烏托邦的存在,不論現實多麼令人失望,天真者們相信,總有一天可以再現那個理想的世界。在那個被殖民的年代,天真者如賴和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模樣?其實也不難想像,自由自主,不再受到強權的壓迫與剝削,人們不再身不由己的深陷苦難,一個有著公平正義的台灣。

最終他沒有看見這個烏托邦的到來,甚至有些失去希望,但請別忘了,賴和所處的時代,台灣人早被逐出了伊甸園,是天生的孤兒,他們活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流離失所,而有一群天真者,卻從未放棄尋找,儘管行路艱難,也會迷失於黑暗,但卻未曾失去信仰,某個程度上,我始終相信,所有的失望,都來自於最深切的盼望。我總是揣想著那病中激動的賴和,其實是想從他已經毀損的心,掏出那張前往烏托邦的地圖,告訴我們,繼續往前走,不要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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