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强盗为友

对我们的古代祖先来说，俄罗斯人既非邻又非友，先人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民族存在。只是到清代之初，中国人才对俄罗斯略有所知。现代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感情十分复杂，根本说不清究竟是爱还是恨、是敬还是畏。更可能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感觉或许是陌生，因为没有几个人与俄罗斯人打过交道。和外国人的官方交往与民间交往，在中国从来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和俄国人的交往尤其如此。完全政治化的官方交往，与基于直觉的民间交往，其观感之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一点的最佳证明是：几十年前教科书中和善

可亲的苏联朋友，与东北人记忆中的老毛子，几乎不是一个人种！

在民间生活中，大多数中国人丝毫不感到有了解俄罗斯的需要。你不妨问问自己及周边的人，是否想到过要买俄国货、读俄国书、学俄语、将孩子送到俄国留学去。在你日常生活中，就当这个地球上没有什么俄罗斯，对你也毫无影响。今天，人们不免越来越多地谈到俄罗斯、关注着俄罗斯，实在是官方交往的结果。我们突然感到，那个从来就没有亲切感的俄国熊，似乎关系到我们的祸福安危了。

真的，当你拍着普京的肩膀套近乎的时候，你就将自己的安危、荣辱、未来托付给这个北方知交了。但要对由此带来的祸福作出可靠判断，就得真正了解俄罗斯的经历、习性与历史记录，尤其不可忘记它在现代史上的所作所为。

沙皇

这个名称可能会使人大发奇想：以“沙”修饰之“皇”，是一种什么皇呢？为什么不径直将“沙皇”翻译成皇帝？沙皇源于“凯撒”的音译，本意就是皇帝（而且是大帝），这一点都没有误解。如果一定要说，沙皇与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帝国皇帝或其他什么皇帝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沙皇更加专制、更加残酷、更类似于蒙古大汗。

实际上，沙皇就是从蒙古大汗脱胎而来。

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人，其祖先是生活于黑海北岸地区的游牧民族，直至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查理大帝时代，都默默地独处一隅，未曾登上世界舞台。俄罗斯人进入世界史，始于882年建立的基辅罗斯。罗斯人的一支于1283年建立了莫斯科公国，正是这个围绕莫斯科城的小小公国，后来发展成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1237年，蒙古人征服了黑海北岸草原，在基辅罗斯旧地建立了欽察汗国。这个野蛮、专制的蒙古人王朝，在古罗斯地区整整统治了两百年。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建造了克里姆林宫。他领导周边诸公国驱逐了蒙古人，被尊为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创始人。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俄罗斯人，却无法摆脱欽察汗国两百年统治中注入俄罗斯社会的蒙古基因，那是一种具有明显东亚草原色彩的游牧民族基因，致使后来的俄罗斯帝国表现出特别的尚武、率意、野蛮、残忍。俄罗斯人的血液中，也不缺少蒙古人的生物基因。俄罗斯贵族热衷于与强悍的蒙古王公联姻；现代人类学家甚至不惮于公开指认，一些俄罗斯名人——其中就有普京——具有明显的蒙古血统。今天，一些欧洲人还夸张地称俄罗斯人为“成吉思汗的子孙”。

沙皇与杀人如麻的蒙古大汗谁更残忍的问题，实在不易回答，且不置论。但沙皇的残忍是无法否认的。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记录很能说明问题。其一是俄罗斯帝国的首位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创造的，在历史文献中该沙皇以伊万雷帝或恐怖的伊凡而知名。俄罗斯的官方文献对这个暴君褒多贬少，尤其是斯大林对他颇为欣赏，或许他正是斯大林心中的偶像。记得少时曾看过一部写伊万雷帝的苏联电影，其悲壮气氛至今难忘。在1565—1572年的屠杀高潮中，伊万雷帝处决了4000名贵族。他的军队在洗劫有共和倾向的诺夫哥罗德时，屠杀了上万人。吞并喀山汗国后，其中的古老领主仅存9家。1581年，他在暴怒中杀死了自己的太子。如同秦始皇一样，他灭了诸侯而加强了王权，而这就成了一些左派史家肯定他大屠杀合理的理由。

更著名的沙皇是彼得大帝（1672—1725），包括普京在内的许多现代俄罗斯领袖，都以与彼得大帝齐名为梦想。确实，就对俄罗斯的贡献而言，彼得大帝在史上无与伦比；至于他对人类文明贡献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彼得的时代，他当然不可能超过伊万雷帝的杀人记录；但就残忍性格而言，他却未必逊色。在实行改革时，他“不惜以野蛮手段对付野蛮”。就是与他政见相左的儿子，也被处死，而且他亲自充当监斩人。他喜欢观看处决死囚。仅仅在1698年的一个月内，他就处死了1000多人。或许是因为彼得大帝的功迹实在太显赫，人们似乎乐意忽略他的残暴，或者归之于改革者的天性。可惜，彼得的改革并不在于提升文明，仅仅着意于打造一个军事强权而已。

如果只说到沙皇的残暴，那也太埋没沙皇们的丰功伟绩了。沙皇对俄罗斯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开疆辟土。在中国，能够对祖传家业稍加光大的帝王，一定会被尊为伟大的皇帝，足见这种人少之又少，除了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之外，你还能举出几人？但俄罗斯沙皇几乎每人都有殊勋。如果不是这样，俄罗斯岂能在不到800年的时间内，从弹丸之地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世界第一大帝国。那么多土地从何而来？一个字：抢！从斯拉夫兄弟、巴尔干人、奥斯曼人、波罗的海沿岸人、中亚人、鞑靼人、西伯利亚人、尤其是中国人手中抢来。抢人之物者谓之强盗，这个定义应当无人反对。依此定义，沙皇岂不就是强盗，地地道道的强盗！如果一个人抢得太多，霸占得太久，占有物居然成了合法财产，人们就不再好意思或不敢称他为强盗了。你今天还好直说俄罗斯是强盗吗？

中国的古代智者早就发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条规律应当适用于古今中外，尤其适用于俄罗斯。当然，它也应适用于曾经的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等等。这些帝国都曾经被称为强盗，而在二战之后都成了“平凡的国家”，即不再占有不应当属于它的土地。那么，又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独独让俄罗斯免去强盗这一雅号呢？我们这里就是盛产这种深奥莫测的理论家，他们敢说：

抢了别人土地的英国人是强盗，而抢了我们大得不可比拟的土地的俄罗斯人却是好人！

新沙皇

谁都知道，自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退位之后，在俄罗斯就不再有沙皇了。真正要感谢文革理论家，他们让我们大长见识，知道在前苏联还有一种被称为“新沙皇”的角色，只是不清楚具体包括哪些人，大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在其列。

顾名思义，新沙皇应当是老沙皇的继承者，至少应当继承老沙皇的两个最主要的品质：残暴与抢夺欲。前苏联的领袖当然不是什么仁厚之辈，但除了斯大林之外，其他人也未必称得上残暴；而斯大林恰恰不会被文革理论家列入新沙皇之内。其次，在开疆辟土这一点上，前苏联的大多数领袖都只能算是“守成之君”，即使有欲望，也多半不再有机会。唯独斯大林乘二战后重划边界之机，给前苏联增加了几块可观的土地。苏联是二战中的主要战胜国，别人也不敢说什么。那时的所谓“三巨头会议”，所遵循的实际上还是一百年前的老逻辑：

胜者主导战后秩序，而且胜者有权索取补偿。

可见，从残暴与抢夺这两方面看来，除了斯大林之外，其他人是难以加冕为新沙皇的。

但即使前苏联的领袖们表现不及沙皇，沙皇的基因——尤其是强盗基因——还是被继承了的。如人们一般所承认的，基因是极顽强的东西，绝不会在几代人之内丧失。这就不能不承认，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领袖，都依然带有强盗基因，不管你是否乐意给他们贴上“新沙皇”的标签。强盗基因的携带者，即使不做地地道道的强盗，但依然不免有强盗的心态、欲望、品味及某些类似于强盗的行为。

俄罗斯领袖们能不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们、普京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如果不是这样，前苏联的军队就不会在1968年于一个晚上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将捷克的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强迫他们在预先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前苏联的军队也不会断然开进阿富汗，在那里扶植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亲苏政权；如果不是这样，普京就不会有那样大的热情在全世界炫耀武力，在俄罗斯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不计成本，将战略轰炸机派到美洲飞一个来回；普京更不会宁可牺牲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冒险侵占克里米亚与东乌克兰，让俄罗斯面临空前经济危机；如果不是这样，普京也不至于忘记起码的国际行为规则，在公海上若无其事地击沉中国民用船只，在莫斯科集市上将一大批中国商人的货栈抢劫一空。我非常乐意认定，俄罗斯领导人并非有意要干这些事，他们不过是习惯使然而已——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习惯使然不就是基因使然吗？

一旦有了强盗基因，不做强盗也难啊。我们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呢？

与强盗为友

强盗能够成为朋友吗？这并不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中国古语所言：盗亦有道，这意味着强盗并非完全不讲规则。与不讲规则的人肯定无法打交道，他会使你发疯；与讲坏规则的人打交道也会有困难，而强盗规则——或者如通常所说的强盗逻辑——就是坏规则。与强盗打交道，你得随时准备吃亏，除非你也将自己变成强盗，而且是更狠的强盗！与强盗为友，那就得更小心了。

问题是，我们已经和强盗交上朋友了，这个朋友就是俄罗斯。

与俄罗斯的友谊可追溯到晚清。那时，每当中国惹上什么麻烦，比如与某个列强较劲了，俄罗斯就会出来仗义执言，居中调解，好歹弄出个和局来，当然是中国吃亏，还得酬谢调解人，让俄罗斯捧一大块肥肉回去——不是西部割一块土地，就是东北让一个港口。李鸿章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掌门人，你还不能不说他老奸巨猾，但就是对付不了俄罗斯。当然，首先还是因为没有底气，一个奄奄一息的王朝哪来底气呢？同时也是因为，俄罗斯的那种寡廉鲜耻的强盗行径，就是老练如李鸿章，也不免经常上当。庚子年中国身陷无妄之灾，老朋友俄罗斯又缠上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单独谈判，它当然是盯上了东北那块肥肉。只是列强们一个个虎视眈眈，俄罗斯才不敢开口太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至今都感谢不尽。十月革命后，不知什么机缘触发，列宁一时心血来潮，一口答应废除与中国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那时的国人有多兴奋，就别说了。只是，此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也许是同志们劝阻了列宁：“祖上挣来的土地，一块也不能丢！”今天普京正是这个口气。那个傻乎乎的安倍还在做梦，想从普京手里要回“北方四岛”呢，他就不想想，还能与熊谋皮？

1931年，日本在东北逞凶肆虐、动作不断。老朋友俄罗斯则乘机沿中长铁路全线行动。张学良已经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此时居然壮起胆来，与俄国人较上了劲，但哪是俄国人的对手？明里吃亏可观就不说了，吃的暗亏则更大：俄国人竟在远东地区屠杀华人达30万之多！这种滔天罪行居然在今天国人的记忆中不留痕迹，俄国佬也实在遇上好邻居了。那是又一个“南京大屠杀”啊！

1945年，老朋友终于出手，在东北狠揍了关东军，这让中国人感谢不尽，今天仍在的纪念碑就可以作证。当然，聪明的老朋友不会不明白，挨了原子弹的日本反正就要投降了；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这一次帮忙，苏联人要价也不低：东北境内日本人留下的所有重型装备拆除运走；友好地占用旅顺军港；蒙古的独立不容谈判，等等。

1950年，老朋友成了老大哥，但在利益上同样毫不手软。这一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规定：中国无条件承认蒙古独立，承认海参威是苏联固有领土，承认图们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等等。

19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在乌苏里江兵戎相见，只差全面开战了。历史的这一页翻过之后，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待了戈尔巴乔夫，对20多年前的那段争执只用了一句话：“我们双方谁也不全对。”

正是邓小平亲手实现了中苏关系的解冻。同样，也是邓小平主导了1977年之后的强硬对苏政策，从老朋友那里争回了一点面子。在邓小平之后，就不再有这样既强硬又精明的掌门人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新的一代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俄罗斯曾经是最凶悍的对手，是不敢须臾放松警惕的北极熊。

那么，是北极熊已经改恶从善，还是有人认敌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