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头说起

新京报因为被批“涉北京疫情报道中存在导向错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等问题，严重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而遭到法办。当然，这个中是非，我了解不多，据说新京报本身也有令人不齿之处，落人口实。但不出意外的，评论区当然是一片欢呼雀跃。

很多人网上冲浪，总少不了一个乐趣——这个乐趣大抵是从古代就流传下来的，只不过变了形态——就是到菜市口看杀头。杀谁不重要，有杀这个动作，他们就满意，兴高采烈，鼓掌喝彩。据说鲁迅在仙台看的幻灯片里，中国的探子被俄国人杀头，围观的中国人欢呼，这让他倍受刺激。现在中国的坏蛋被赵老爷杀头，肥水不流外人田，肥头不落外人刀，岂不更值得举杯欢庆一番？

没有同理心，做起人来，就特别畅快。没心没肺，活着不累。毕竟同情是需要换位思考的，换位思考会耗费认知资源的，而耗费认知资源就会让人疲倦。换位多累啊，安土重迁嘛，谁没事天天搞二人转，每个月都搬家？不同情，死了最好，大不了全杀光，还我一片净土，多省事儿。当然，非要同情，非要我换位，也得让我爽不是？因此换位的对象，就只能是强者，是老爷，是天龙人，因为幻想自己在他们的位置上，可以产生一种阅读网文般的快感，仿佛吸毒，屡试屡爽（此处爽取愉悦意，并非“差错”意）。谁愿意设想自己是凄惨的弱者呢？无知之幕揭开，而装睡的人原来从未醒来。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有个经典段落，讲和珅监斩了杭州地方官王亶望，和纪晓岚回去禀报乾隆爷。

乾隆爷问和珅：王亶望临刑前说过些什么吗？

和珅：说了，他痛哭流涕呀，他说，今生难以报答皇上知遇之恩，只能来世做牛做马再效忠了。

乾隆：嗯（若有所思）……那他还不算糊涂。（忽然发问）那百姓议论如何呀？

和珅：（窘迫）呃……奴才当时监斩，在台上，离得远，一心监斩，没注意听。（看向身旁的纪昀）当时纪大人倒没什么事干，您问他吧。

纪昀：（正色）启奏皇上，杭州百姓，欢呼雀跃。他们说，皇上此举大快人心，可喜可贺。

乾隆：（怒）可喜可贺？！以朕看，是可悲可叹！朕杀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官呐。

和珅：（点头如捣蒜）皇上所言极是啊，这百姓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呀，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心中暗喜。嘿，今天皇上杀了王亶望，杭州百姓欢呼，明儿若是皇上杀了纪大人，杭州百姓照样欢呼啊。（奸笑，小眼神看向纪昀）

纪昀：是，和大人所言有理。若是皇上下令杀了和大人，那一定是举国欢腾了。

和珅：（咬牙切齿，欲言又止）

乾隆：这也不是百姓的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片段就截取到这里。一般人初看，都会赞叹于纪晓岚的机智反应，再联系到后来被嘉庆抄家的和珅的遭遇，讥笑斩了足以引起“举国欢腾”的大贪官和珅。当然，和珅历史上坏不坏，后来究竟有多少人为其下场欢呼，这些我们暂且克制一下历史癖与考据癖，不做深究，我想谈的，不是“斩了谁”，而是“欢呼”。

“斩了谁”并不是不重要的。只是，在追问“斩了谁”之前，“谁来斩”就成了一个必须确定的问题。监斩官当然不是斩首的决策者，刽子手也只是奉公办事。在大清，死刑案件上呈时，须由督抚递交皇帝，由皇帝批示过后，送交刑部等处，刑部回呈给皇帝，提出进一步的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定夺判决。（参见孙佳红《清代的死刑监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93-95页）既是皇帝亲自过目的杀头，自然也就带了天子威风，君主一言，驷马难追，一尊所言，谁敢妄议？

借此，我们就可以谈“欢呼”了。人们所欢呼的，不是杀了谁，不是怎么杀，而是谁来杀。皇帝的威光由此遍及大地，充满人心。当年袁崇焕驰援京师，被崇祯打下大狱，磔刑处死后，被京城百姓“分而啖之”，是百姓不知袁将军护国有功吗？恐怕不尽然。吃肉或许是因为饥馑和贫穷，但愤怒则是源于对皇帝的恐惧和服从。皇上要杀的人，你敢为他平反吗？鲁迅说，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大概不错，因为就算有敢抚哭的勇士，在哭声传到街坊耳朵前，也躲不过官兵的捉拿，施以连坐的威胁，让勇士不仅直面惨淡的人生，还害了家人也过上惨淡的人生。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少了，史家就算想秉笔直书，也“难为无米之炊”。

乾隆爷要砍谁的头，并不用关心百姓怎么想。百姓讨厌和大人，杀了不妨赢得民心，但和大人于国库有功，不可轻易杀。百姓敬爱纪大人，但真要动了杀心，百姓的敬爱又岂能成为免死的金牌？乾隆爷大可随便编个理由——“莫须有”稍嫌古板，不如就“通奸”“不孝”之类吧，类似曹操杀孔融、司马诛嵇康那样——开动国家机器，把纪昀搞臭抹黑，证据信手拈来，证人络绎不绝，证言洋洋洒洒，一通操作下来，百姓非但不会继续爱戴纪大人，反而会纷纷“取关”“粉转黑”，自叹“瞎了狗眼”“看错了人”，高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

和珅那句台词有些道理，却意犹未尽：不是“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心中暗喜”，而是“只要杀人的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拥戴、支持”。被杀者的身份无关紧要，是曾经的达官显贵也好，是现任的平民百姓也好，只要杀人者仍是国家秩序与朝廷正义的象征，百姓就会拍手喝彩，表达他们对权威的服从与忠诚。杀纪大人、和大人时他们欢呼，杀王麻子张麻子时他们就会同情了吗？不过话说回来，和大人那句“百姓哪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倒是戳中了要害：百姓不需要懂得太多大是大非，他们只需要懂得，唯皇上之是为是，唯皇上之非为非，便可以幸福快乐，安居乐业于我堂堂大清矣。

我们能因此说，百姓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百姓绝非不懂得共情，也绝非冷血麻木之人。他们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惜的是，他们的同情心，并没有用在比他们更弱，或者和他们一样弱的人身上，倒是用在了比他们强，甚至是远比他们强的权威身上。弱者受欺侮，是弱者自己活该；强者受委屈，仿佛让他们脸上无光，暴跳如雷，自觉维护起强者的形象来。

乾隆爷说王亶望是“父母官”，可惜汉语没有时态，不能体现这句话的过去时。王亶望曾经是父母官，自然是比庶民百姓尊贵不少的。辱骂他，就是辱骂百姓的父母，而这位父母毕竟是皇权的代理人，所以，这甚至等于辱骂了皇上。可是，事殊世异，当皇上判了他有罪，他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一落千丈了。而可怜的王亶望，也从百姓同情的对象，变成了不能同情的对象。印度有所谓“不可接触者”，中国大概也有“不可同情者”。

今天的父母官，明日的阶下囚。“父母官”的位置总需要有人坐，天生的同情心也总需要找地方安放，但今天父母姓王，明天父母姓张，同情也总得有个投射物，不然认错了人岂不尴尬。于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思维模式应运而生了：正所谓君臣如父子，国不可一日无君，把同情心寄托在皇上那儿，不就万事大吉了吗？皇上或许会换人，但血统不变，赵大郎和赵二郎，不都是姓赵嘛。退一万步讲，就算血统换了，从赵家变成了爱新觉罗家，但天道更替，得天道者得正统，老天抛弃了赵家，选择了爱新觉罗，那我们顺应天意就行了。“只管山呼万岁，哪管赵钱孙李”，投射物未必需要有具体的姓名和外貌，它只需要一直存在，一直能让人感受其存在就够了。这和对神的宗教信仰有几分相似，但此处按下不表。既然现在有了一套稳固的同情机制，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心安理得，过一种自圆其说的太平日子了。

对“欺君之罪”最深恶痛绝的，不是被欺的君主，而是君主治下的奴才。斩了王亶望，大家拍手称快；斩了和大人，百姓高呼正义得到了伸张；斩了纪大人，百姓或许会非议两句，说什么“今日桀纣”之类难懂的话，但稍安勿躁，只需朝廷稍加公关，让百姓只能“道路以目”，以至于连“道路以目”四个字都成为敏感词，百姓自会自觉修正他们不正确的记忆，同情起被纪大人的表象蒙骗已久，但终究拨乱反正了的乾隆爷。——我想，大概只有荆轲再世，斩了乾隆爷，百姓才会如丧考妣，感受到彻骨的悲痛吧。

而乾隆爷最后那句话，亦颇值得玩味：百姓是没错，水舟之喻，可供后世资治通鉴。可这样一来，话题的走向就会变得奇怪起来：如果百姓没有过错，那错在哪儿呢？如果说雪崩时，雪花可以是无辜的，那责任一定出在用炸弹引发雪崩的犯人。既然百姓无辜，身为“父母官”的父母，也就是最终责任人的皇上，岂不就成了罪魁祸首？乾隆爷的同情者们当然也会辩解，皇上没有错，错的是下面错误执行了皇上旨意的贪官。制度没有错，错的是人，可程序崩溃了程序员尚且需要负责，一旦制度全由某个人所设计，制度造成了什么灾难，这个人也难辞其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你不好细腰，你先被处死，等死，死国可乎？

罗素在他的自传前那篇著名的序文《我为什么活着》（What I Have Lived For）里，提到了三样他为之而活的东西：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它们分别涵盖了美、真与善三大领域，可以说是道尽了世间价值。而同情心，恰恰被罗素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在谈完他对爱情和知识的追求后，他话锋一转，说“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同情心有着崇高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东西，才让我们人这种东西，成为不仅仅是“东西”的某种存在。

我比较好奇，乾隆爷遇到罗素，不知道会不会想把他也砍了。

（防抬杠：有人会说，啊，你同情，你脑子被白左洗坏了吧？那么圣母，有本事你把黑人和绿绿接回你家住啊，怎么不给他们捐款，让他们操屁眼呢？——我想说，我甚至不需要特别指明是谁，一个有教养的黑人，也比能做出这种弱智抬杠的黄种人，要更值得相处，更有益于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