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工人谈劳务中介:“好像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本文转载自工劳小报,原文: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zhongjie2/
近些年,不论是通过网络应聘普工,还是去到工业区现场找工,和工人直接联系的往往不是用人单位,而是各式各样的人力资源公司,劳务中介,甚至个人黄牛。为了吸引工人,他们往往标着诱人的工价待遇,有的还承诺高额返费,并把工作说得轻松无比,食宿环境说的天花乱坠。等实际工作后往往是另一个情形——工作连轴转上厕所都要排队限时,饭菜难吃宿舍拥挤,工资还被各种明目克扣,想拿返费更有各种条件限制。感觉上当的工人想讨公道,却经常要面对企业不管,中介赖账的局面。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近年劳务中介如此泛滥的背景是什么?中介的利润从何而来?它和公司、工人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工人都遭受了劳务中介怎样的盘剥?又是如何反抗这层层压榨的?为此,我们访谈了几位工人和中介,并梳理了相关资料,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些问题。今天是系列内容第二篇《青年工人谈劳务中介:“好像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此前我们还发布过另一篇《我所经历的劳务黑中介:层层克扣、暴力恐吓》,同样欢迎阅读参考。
劳务中介好似与企业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郑州富士康工厂,这座全球最大的电子生产基地,拥有数十万名员工。然而,在这个人员庞大的工厂里,正规的招聘渠道却已经被庞杂的劳务中介所取代。Hunter是这里的一位工人。他去年曾离开这里寻找其它机会,但今年经济不景气、找工难,他又不得不回到这里的流水线。多年来,Hunter身边不少朋友被黑中介欺骗,也听说不少劳务中介的劣迹。他下定主意尽可能不与劳务中介接触,而是通过工厂的正规招聘渠道入职,但这样的渠道在近十年内已经逐渐消失。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有中介存在。可能在国外,劳务中介是正经公司,但在中国它已经变了性质,成为了类似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根据Hunter的说法,三四年前,劳务中介曾在郑州引发一起悲剧,造成了多名工人跳楼。当时,富士康招工时,先将派遣费6000-8000元支付给劳务中介,再由劳务中介发放给工人。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工人的返费也越来越高,旺季高峰时达到了9000-10000元。
可当年的6、7月份,几千名工人被劳务中介招募进入富士康工厂。由于工人们的返费总额不小,有的黑心劳务中介们拿到工厂给的钱干脆直接跑路了。很多工人辛辛苦苦工作两三个月,却无法拿到应得的返费,心里接受不了,选择了跳楼。这起悲剧或丑闻发生后,富士康改变了做法,后来把返费直接给员工,才避免了劳务中介跑路的问题。
“这种事情说明中介是没有监管的,无法无天的。” 拿了返费就跑路只是劳务中介“黑幕”的一角,Hunter还提到了一些劳务中介透过扣押身份证、提供身份证来变相养“奴隶”的恶行。“深圳有三和大神,郑州这块也有类似的人,他们没有钱、没有工作,偶尔打一次工。有些人连身份证都没有。” 当这些没有身份证的工人需要工作时,劳务中介就出现了,他们会提供一批身份证给这些人冒用,让他们进厂打工,工资也要分给中介一部分。而他们的身份证哪里来?黑中介经常会扣押一些工人的身份证,身份证可能就来自这些渠道。
根据Hunter的描述,现在小厂招工都被中介公司垄断了,大多都是小时工、临时工进厂。大多的工厂都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导致原本正规的招工渠道就没有了。富士康虽然也有自己的招工渠道,但是他跟中介合作后尝到了甜头,就一直跟中介合作,逐渐也被中介招工取代。
而这个甜头到底是什么?是省去的五险一金社保费用,也是发生劳动纠纷、事故后的各种危机成本。原本工厂招聘正式工,这些都是除了工资之外的庞大成本,现在即使额外支付了返费,工厂仍然可以省下不少钱。另外,招募工人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富士康还有招工部门,但在小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被压缩,就没有多余的人去招人了。这些企业就只能越来越依赖中介公司,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如此,正规招聘渠道已经越来越罕见。Hunter还提到,现在国内招聘网站也是假消息满天飞,背后都是中介。投简历的时候,一般人以为是公司的HR人资,但投完就会有一群中介联系你。
这样的垄断让劳务中介权力越来越大,Hunter发现现在中介不只做企业的生意,也做政府的。去年郑州富士康暴动后,郑州港区每个路口都有两三个看似是警察的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是中介招聘的临时工,并不是真正的警察,一天200块。
临时工制度强化了工厂内的“酷刑”,让工人更没尊严
王新也曾在郑州富士康工作过,但现在他已经受够了工厂内恶劣的管理、没有尊严的工作。对他来说,中国工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尊严。而这样的情况在劳务中介、返费、临时工这一整套机制运作后变得更加严重。
“在富士康,你要是想去厕所撒尿,工作12小时里面,上午只能去一次,下午只能去一次。如果你去超过2次就会说你。” 王新以上厕所的管制为例,他认为人喝水多了肯定想上厕所,这是正常生理需求,却被工厂否定。因为工厂里人被当机器,不被当作人对待。多年前,他曾在广东一家电视机厂工作过。当时,产线上一位大姐40多岁,工厂不让人家上厕所,导致她最后尿在裤子上,周围的人都嫌臭。“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还年轻,但当时就有意识,觉得工厂怎么能这样。”
这样的事情让王新没法忘记,也让他坚定要捍卫工人的权利,至少是自己的生理需求。之前在电子厂工作时,他每次去厕所都要跟线长吵架。按他的话说,“就算不干了也得让生理需求满足,你必须让我去厕所”。在富士康,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少数,每个月都会发生底层员工跟线长的矛盾,层出不穷,许多都是员工受不了压榨打了线长。
十多年的打工经历中,王新经历了工厂用工逐渐从正式工转向小时工、派遣工。现在,郑州港区富士康附近目前有七八十家中介,进任何一家中介最后都可以进入富士康工作。而产线上临时工也是绝对的主流,旺季时100个人里派遣工90个,正式工只有10个。因为派遣工工资一个月6000块钱,正式工一个月只有3000-4000块钱。大家都不想要当正式工。
这样的转变又更加助长了工厂的黑管理行径。一方面,许多有孩子、有家庭的工人为了高额返费进厂打工。线长等管理人员就可以透过返费来拿捏、要挟工人。虽然正式工也遭遇同样恶劣的管理,但返费奖励成为了额外的控制手段,许多工人一再忍耐,怎么样被打被骂被羞辱也要干满三个月。
另一方面,从结果上来说,临时工体制是符合现在的工厂的管理制度的。王新将工厂管理视为“满清十大酷刑”:“你想想,工厂那种环境,想要在一个厂一直待下去,就得一直忍受满清十大酷刑,谁能忍得了?最多做三个月那就是极限了。现在有人号召脱掉孔乙己长衫进厂,但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只大学生,很多初中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
于是,在临时工化之后,工厂的管理更加肆无忌惮,工人们也因为短期、临时的性质被迫忍受了更高强度的压迫。忍不了,就出来透透气,休息休息,然后等到没钱了,再次像候鸟一样,去下一个工厂再次忍受一轮压榨。返费,工厂说这是给工人稳定工作的奖励金,但其实更像是工人遭受的痛苦、失去尊严劳动的损失费。
中介发达背后是看不到希望的一代年轻工人
工厂选择中介是为了节省成本,在短时期内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值。但工人为何选择这些形形色色的、他们深恶痛绝的劳务中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固然,高额的返费奖励,钱是主要诱因,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或者说,争取高额返费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Hunter觉得这与中国工人的人口结构有关系。原来去工厂打工的人是初中不上学、高中不上学的,现在的主体其实还是当初那批人。只不过,十年前他们18、19岁,现在28、29岁。这一批年轻工人伴随着工厂用工制度的转变,“比较务实,不看好企业。不想要在公司长久发展,看不到在工厂工作的希望,只能顾眼前利益”。而劳务中介的高额返费奖励则暗合了这种看不到希望、对于长久发展没有期待的精神状态。
“富士康刚开始流行返费的时候,小时工、派遣工都是被歧视的对象。现在反过来了,在富士康当正式工才会被歧视,一个月才挣几千块钱,能干啥呀。”Hunter观察到,这种拥抱小时工、派遣工的转变也是一个过程。这种转变可以被理解为对企业、工厂的消极的拒绝:对于公司没有情感、不愿意在这里花费太多时间,尽快赚到钱尽快离开。当发生争议时,例如去年富士康违背返费承诺,矛盾就会瞬间爆发,工人们选择玩命向工厂、劳务中介要钱,不惜直接身体冲撞。
虽然在工厂看不到希望,但还有不少工人想要努力寻找希望,找另一条人生路。不过,他们遭遇的可能是更大的失望与损失。王新就是其中一员,他辗转各地工厂工作了十多年,不是没有想过学习技术,有个一技之长,走上更有尊严的职位。他也真的去尝试过。
“我现在发现了,你越努力就越容易被骗,越躺平越不会被骗”。这句无奈的话是王新两次被培训/劳务中介欺骗后得出的结论。此刻他已经回到老家,决定不再学技术了,这是一条死胡同,只会让自己损失更多。
三年前,王新还在郑州港区富士康工作,逐渐地,他忍受不了各种非人的管理,开始萌生学技术的想法。于是,在58同城上,他找到了一份游戏制作的学徒工作,工资待遇丰厚,还包括了技术培训,只要表现优秀以后就可以转行进入游戏行业。满心期待地来到上海后,他却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甚至连劳务中介都不是,而是一个培训班。对方承诺,只要学习满6个月就可以毕业,然后会负责推荐工作。没有钱交学费也没关系,这家公司只需要身份证和照片就可以帮忙办贷款。
王新同意了,贷款下来3万多块钱,学6个月。临近毕业时,他发现不对劲,公司说6个月培训还不够,课没讲完,需要他们再交钱,额外讲3个月。而且,同期开始的设计班已经毕业了,但他打听后发现这批学员全军覆没,一个都没找到工作。另外,他和同学发现贷款的分期平台也是一家黑平台,整起事件越想越像诈骗。最后,王新和同期学员一起向法院起诉了公司,获得了部分学费退款。但6个月花费的数万元生活费,损失的时间精力都不再能找回来了。
去年,王新仍没放弃学技术这条路,他找到了看起来更靠谱的职业——学挖掘机。一家混合劳务与培训的中介向他保证,学完了包分配工作,学徒期至少3000以上的工资,等有经验了之后上万元工资不是问题。然而,同样的路数再次发生。刚学一个月,他就发现之前毕业的学员被分配的工作别说3000月薪,连2000都没有。甚至还因为被老板说技术不过关,工资被降到了1000元。
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王新已经看透了这些以学技术为名的骗局:“找工作的人多,学设计的大学生都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更何况我们。挖掘机也是夕阳产业,已经不行,而且工地太脏,各种巴结送礼,还没工厂干净。” 在这两次经历中,他的同学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有厨师、工厂工人、专科生、高中初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学地质的本科生。他们都想要靠着努力习得一技之长改变身份,但这样的努力反而成了各种中介的财源。
“现在我打算先躺平,之后,有可能,我会再去富士康工作” 谈起未来,王新这样说道。而Hunter也依旧在富士康打工。
访谈&整理:非洲大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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