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Ⅳ節： 為了上帝、沙皇和祖國

在俯瞰基輔西部地區的山上有一些山洞，革命前孩子們經常在那裡玩耍，每逢夏日美好的星期天，一家人會來這裡野餐。1911年春季的一天，一些孩子在其中一個山洞裡發現了一具小男生的屍體。男孩的頭部、頸部和身體上有47處刺傷，衣服上沾滿了斑斑血跡。旁邊散落著他的校帽和一些作業本，上面寫著受害者是安德列·尤什金斯基，一位索菲亞教會學校的13歲學生。

基輔民眾對這起謀殺案義憤填膺。城市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由於受害者身上有大量傷口，一些黑色百人團組織咬死這一定是猶太人的儀式性謀殺。在葬禮上，他們向送葬者散發傳單，聲稱“每年逾越節前夕，猶太人都會折磨死幾十名基督教兒童，以便讓他們的血與他們的麵包混在一起”。他們鼓噪“基督教徒殺死所有的猶太人，直到俄國不剩下一個猶太人”。

儀式謀殺論從所謂的《錫安長老會紀要》中得到了虛假的支持，這本書是沙皇員警偽造的，1902年首次在聖彼德堡出版，早在希特勒於歐洲取得巨大成功之前，它就在俄羅斯為猶太人操縱世界性陰謀來腐化和征服基督教國家的神話提供了流行基礎。但直到1917年之後，當許多俄羅斯人將戰爭和革命的災難歸咎于猶太人時，《錫安長老會紀要》才被廣泛閱讀。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被謀殺後，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一份副本。但是，從1905年到安德列被謀殺期間，這些書已經出版了好幾個版本，因此對成千上萬的公民來說，黑色百人團關於男孩是因為猶太教儀式而被殺害的指控聽起來很熟悉，令人將信將疑。此外，在這些年裡，湧現出大量關於猶太教殺人獻祭、吸血鬼和白人奴隸制的“科學”文獻，使得黑色百人團的指控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簡而言之，正如維特所說，反猶太主義在上流社會中“被認為是一種時尚”。

在安德列葬禮過後的幾個星期裡，關於該市猶太人有組織的儀式性謀殺活動的謠言在基輔不脛而走。右派媒體竭力炒作這一指控，並以此為藉口反對給予猶太人公民和宗教權利。“猶太人，”《俄羅斯旗幟報》聲稱，已經被他們的宗教改造成為一個“殺人犯、祭祀折磨者和基督徒血液消費者的犯罪物種”。包括11名東正教神甫在內的37名右派國家杜馬代表，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政府將“猶太人犯罪集團”繩之以法。司法部長（謝格洛維托夫）和內務部長（馬克拉科夫）都相信宗教儀式謀殺論，大多數政府和宮廷的人亦如此，正是在沙皇本人的親自許可下，他們現在要尋找一名猶太嫌疑犯。

他們最終選擇了孟德爾·貝利斯，他是一家猶太人工廠的中年職員，這家工廠恰好位於發現安德列屍體的山洞附近。這個沉默寡言的居家男人並沒有什麼不尋常之處，他中等身材，留著短短的黑鬍鬚，戴眼鏡。他甚至不是特別虔誠，很少去猶太教堂。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裡，當他坐在監獄裡等待審判時，警方對他進行了最可怕的描述。有人雇用證人作證說，他們曾目睹他暴力綁架安德列，或聽到他承認謀殺和參與秘密猶太邪教活動。負責屍檢的兩名醫生被迫修改他們的報告，以符合儀式性謀殺論。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學家，西科爾斯基教授，甚至被推出來確認，根據最可靠的“人類學證據”，安德列的謀殺是猶太人經常進行的儀式性謀殺的“典型”。新聞界大肆炒作“孟德爾·貝利斯，喝基督徒血液的人”，刊登各路“專家”關於此案的歷史和科學背景的文章。

與此同時，兩名初級警探已經發現了安德列被謀殺的真實原因。安德列是葉夫根尼·切貝裡亞克的玩伴，後者的母親薇拉是一個犯罪團夥的成員，該團夥最近在基輔實施了一系列搶劫。偷來的貨物在被運到其他城市銷髒之前，都存儲在她的家裡。有一次，安德列發現了他們的秘密藏匿處。在與朋友的爭吵中，他威脅說要告訴員警，而員警已經起了疑心。當葉夫根尼告訴他母親時，這幫人嚇壞了，殺死了安德列，並把他的屍體扔在山洞裡。所有這一切都被負責調查的地區檢察官掩蓋了，他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名叫查普林斯基，正急於通過用貝利斯的頭顱來取悅謝格洛維托夫而獲得晉升。兩名初級警探被開除，其他對案件有懷疑的人不得不噤聲。查普林斯基甚至隱瞞了這樣一個事實：將在審判中作證，說她親眼目睹貝利斯綁架了安德列的維拉，毒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她擔心兒子會暴露她在這件事中的角色。畢竟，葉夫根尼是唯一一個可以推翻起訴的證人。

1917年，當這一陰謀的全部內容被公之于眾時，人們發現司法部長和沙皇本人早在貝利斯受審之前就已經承認他是無辜的，但他們繼續起訴，認為對他的定罪是正當的，以便“證明”猶太人的儀式謀殺崇拜是一個事實。到1913年9月開庭時，根據被查普林斯基解雇的兩名警探提供的資訊，自由派報紙率先披露了兇手真正的身份。公眾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反對這次審判。包括年輕的克倫斯基在內的幾十名律師在彼得堡律師協會舉行抗議活動，他們因此被停職。此時住在卡普里的高爾基寫了一封激情洋溢的公開信，強烈反對這場“猶太獵巫”，湯瑪斯·曼、阿納托爾·法朗士、H·G·威爾斯、湯瑪斯·哈代、牛津劍橋大學所有學院的校長和全歐洲幾十位主要政治家都在信上簽名。在美國，猶太人遊說團體發起運動，呼籲停止向俄國提供任何金融信貸。但沙皇政府對國際醜聞毫不退縮，甚至加大了對貝利斯定罪的力度。在審判前夕，一些關鍵的辯護證人被逮捕並秘密流放。沙皇接見了法官，贈送他一塊金表，並承諾如果“政府勝利”，他將獲得晉升。在審判過程中，這位元法官多次打斷訴訟程式，並指示陪審團（陪審團成員都是來自以反猶太大屠殺而臭名昭著的地區的農民）接受檢方剛剛告訴他們的“既定事實”。然而，即使這樣也不足以確保定罪。控方證人——流浪漢、有前科的罪犯和妓女——都暴露了自己是被警方收買的騙子。在五周的審判中，被告的名字幾乎沒有被提及，因為檢方完全依靠詆毀他的宗教。“如果對他什麼都不說，”其中一位陪審員問道，顯然意識到這是對他們的期盼，“我們怎麼能判貝利斯有罪呢？”

最後，在國內外廣泛的抗議聲浪中，貝利斯被無罪釋放。6個月後，他移民巴勒斯坦，並從那裡前往美國，於1934年去世。對謀殺安德列的犯罪團夥從未提起過訴訟。薇拉·切貝裡亞克應馬戲團邀請出演一部關於貝利斯案件的默劇——默劇的內容基本就是整個事件。她繼續生活在基輔，直到1918年，在紅色恐怖期間，她被布爾什維克逮捕並槍決（幾乎可以說是該時期少數幾個合理的受害者之一）。至於沙皇政府，它繼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向那些在審判中站在“自己一方”的人授予頭銜、晉升和寶貴的金錢禮物。查普林斯基被擢升為參議院的高級職位，而初審法官被任命為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然而，在西方世界看來，貝利斯案件象徵著中世紀俄羅斯的專制主義與二十世紀俄羅斯杜馬時代基於公民自由的歐洲式新社會之間的鬥爭。沙皇政權站在前者一邊，在文明世界的眼中相當於道德自殺。

為什麼君主制在貝利斯案件中走得這麼遠？答案當然在於總的政治形勢。到1911年，杜馬制度已然瓦解。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兩個主要政黨——十月黨和民族黨——都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在1912年第四屆杜馬選舉中，他們的選票份額大幅下降。老牌的中右翼多數派訇然解體，杜馬在一系列脆弱的聯盟中游走，無法找到一個有效的共識，因而被大大削弱。【1】科科夫佐夫政府（1911-1914年）無視杜馬，只向其提交一些無足輕重的、“雞毛蒜皮”式的法案。隨著議會影響力下降，塔夫利宮逐漸空無一人。與此同時，自1906年以來基本處於休眠狀態的工人運動，在西伯利亞北部荒原的勒拿河上500名示威礦工被屠殺後，於1912年4月又揭竿而起。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有300萬工人參與了9,000次罷工，其中越來越多的罷工是在布爾什維克激進口號下組織起來的，而不是在他們的對手孟什維克更謹慎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在1912年杜馬選舉中贏得了9個勞工委員會中的6個，到1914年已經控制了莫斯科和聖彼德堡所有最大的工會。1912年，在高爾基等人的資助下，他們的報紙《真理報》創辦，是所有社會主義報刊中發行量最大的，每天大約有40,000份被工人購買（閱讀者則更多）。

對於沙皇及其在宮廷、教會和右派圈子裡的支持者來說，這無疑既是一個合適的時機（隨著國家杜馬急遽衰弱），也是一個緊迫的時機（隨著激進左派強勢崛起），可以扭轉憲政時代的成果，動員城市群眾支持一種受歡迎的專制統治。馬克拉科夫和謝格洛維托夫是貝利斯事件中兩位主要的政府支持者，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敦促沙皇徹底關閉國家杜馬，或者至少將其降格為一個諮詢機構。只是來自西方的壓力和對民眾反應的擔憂才使沙皇有所收斂。對於這兩位大臣，尤其是天真而又容易被誤導的沙皇來說，貝利斯事件無疑是一個利用仇外心理實現君主制目標的絕佳機遇（或許也是最後一次）。他們一定希望動員“忠誠的俄羅斯人民”來捍衛沙皇和傳統的社會秩序，抵禦現代化的邪惡——墮落的城市生活、陰險的知識份子和激進主義的左派——許多頭腦簡單的俄羅斯人很容易把這些與猶太人聯繫起來。正如1905-1906年大屠殺所表明的那樣，民眾的反猶太主義是反革命的重要武器。俄羅斯人民同盟（URP）是其主要宣導者，也是最早提出宗教儀式謀殺指控的“黑色百人團”之一；在整個貝利斯案件過程中，它為檢方提供了一個反猶太的陣營。沙皇贊助俄羅斯人民同盟（政府秘密資助它），希望有朝一日它能成為一個受歡迎的君主主義政黨，可以從社會主義者手中奪取支持。其宣言表達了民眾對所有政黨、知識份子和官僚機構的不信任，聲稱這些都是“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間直接交流”的障礙。這對尼古拉來說簡直是天籟之音：他也同樣幻想著重建沙皇個人的統治，就像17世紀那樣。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間神秘的紐帶是紀念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周年慶典的主題。甚至拉斯普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尼古拉固執的自欺欺人，認為“聖人”只是“一個簡單的農民”。總而言之，要進入最高統治階層，就必須奉承沙皇對開明專制的幻想；而對俄羅斯人民同盟表示支援是實現這一目標最簡單的方法。教會、宮廷和政府的主要成員，包括內務部長馬克拉科夫，都不遺餘力地為俄羅斯人民同盟月臺說項。

俄羅斯人民同盟如果不是一場俄羅斯民族偉大復興運動，那就什麼都不是。其公開的首要目標是“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大俄羅斯”。但對沙皇政權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張危險的牌。它的後果變幻莫測。“民族”的概念在1905-1917年的政治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君主主義者和國家杜馬政黨都在言論中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彼此競爭以獲得民眾的支持。在這個過渡時期，“俄羅斯”的概念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點，當時舊的政治正確性似乎正在被破壞，而新的政治正確性仍有待形成。它因此成為俄羅斯人用來探索新政治方向的指南針——就像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一樣。每一種政治思想都有自己不同的民族主義。就俄羅斯人民同盟而言，它是基於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大俄羅斯人至高無上的地位要在帝國內得到捍衛。而對於教會的右派領導人來說，它同樣是基於東正教的至高無上。但這種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並不局限於右派。1907年後，國家杜馬所有的中右派政黨都堅信，作為一個與西方列強競爭日趨激烈的帝國，俄羅斯最大的利益取決於煽動群眾民族主義情緒（否則他們何以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以及維持俄羅斯對非俄羅斯邊疆地區的統治。斯托雷平的政府被迫調整其改革，以滿足這種民族主義的要求，特別是在1909年之後，當時十月黨人的支持率下降，為了在國家杜馬中獲得多數席位，政府被迫求助於民族黨。霍爾姆脫離波蘭（1909年），在大多數事務上重新實行俄國對芬蘭的統治（1910年），以及在《西部自治法案》（1911年）中保證俄國少數民族對波蘭多數民族統治的措施，都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這一新的官方路線的標誌。在這些年裡，許多非俄羅斯人在1905年革命中贏得的讓步再次被剝奪。斯托雷平以帝國防禦為由替自己的政策辯護。畢竟，他向伯納德·帕雷斯解釋道，芬蘭邊境距離聖彼德堡只有20英里：就算英國也很難以容忍在格雷夫森德附近有一個自治國家吧。

歐洲戰爭的腳步越來越近了。兩個偉大的巴爾幹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都在民族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分崩離析。德國和俄國正在爭先恐後地搶奪戰利品，因為雙方都在尋求推進各自在該地區的利益。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佔領君士坦丁堡和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一直是俄國主要的帝國野心，其一半的對外貿易要通過後者。同時俄羅斯也對在巴爾幹地區建立自己的斯拉夫帝國抱有更大的希望，這些希望是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的民族主義運動帶來的。

長久以來，這種泛斯拉夫主義的夢想多被用作詩歌的素材，而非實際的政治。落後的軍事和經濟迫使這個國家採取謹慎的外交政策。正如波洛夫佐夫在1885年所說，“俄國需要的是道路和學校，而不是勝利或榮譽，否則我們將會成為另一個拉普蘭德。”這一任務落在了外交官身上，需要他們維護俄國在歐洲的利益；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要安撫其在柏林和維也納的兩個強大的鄰國。羅曼諾夫宮廷長期以來一直秉持親德政策，部分原因是王朝統治家族之間強大的關係，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共同反對歐洲的自由主義。甚至還有人提出要恢復昔日的三皇同盟。

然而，1905年後，外交政策再也不能不顧公眾輿論而獨斷專行了。國家杜馬和新聞界都對帝國事務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越來越多地呼籲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來捍衛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利益。十月黨人帶頭，試圖通過發起一場民族主義十字軍運動來挽救自己衰落的政治命運。他們的領袖古契科夫譴責外交官們在1908年奧地利吞併波士尼亞-黑塞哥維時不參戰的決定，認為這背叛了俄國保衛巴爾幹斯拉夫人的歷史使命。他宣稱，與“俄國官方的軟弱怠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人民已經為“與德意志民族必有一戰”做好了準備，他們的愛國情緒“必須得到外國和我們自己的外交官的重視”。右派立憲民主黨不甘示弱，亮出了自己的自由版斯拉夫帝國主義。斯特魯夫譴責波士尼亞事件是“國家的恥辱”。他在當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辯稱，俄羅斯的命運是將其文明擴展到“整個黑海盆地”。這將通過（雖然看起來很矛盾）聯合帝國的力量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自由來實現——在他看來，這些民族將把俄羅斯視為擺脫日爾曼人壓迫的憲政庇護所。同樣急於揮舞愛國旗幟的還有莫斯科的自由主義商業精英，他們由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和裡亞布申斯基領導，在1912年成立了自己的進步黨，理由是時機已經成熟，資產階級應該承擔起國家的領導責任。俄羅斯對黑海和海峽航道的控制是他們貿易擴張的主要目標。

這種資產階級愛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這樣一種觀念：歐洲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日爾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巨大衝突。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爾曼主義是兩種相互自證的信條：一個沒有另一個就不能存在。對俄國的恐懼使所有德國愛國者團結起來，而對德國的恐懼在俄國也是如此。恐德症在俄羅斯社會根深蒂固。這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此為基礎的——既是對戰爭的一種反應，也是對崇“德”媚外的羅曼諾夫王朝的一種拒絕。這種對德國的恐懼部分源於俄羅斯人的文化不安全感——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落後的、半亞洲的邊緣社會，一切現代的、進步的東西都來自西方。正如多明尼克·利芬所言，“人們本能地感覺到，日爾曼人對斯拉夫人的傲慢意味著對俄羅斯人民自身尊嚴以及他們與歐洲其他主要種族平等的變相否定”。德國人在俄羅斯的巨額財富，他們在官僚系統中的顯赫權勢，以及德國出口產品在俄羅斯傳統市場上日益佔據主導地位，都進一步強調了這種種族威脅感。“在過去二十年裡，”1914年，《新時報》的一篇社論宣稱，“我們西方的鄰居牢牢扼住了我們幸福的重要來源，像吸血鬼一樣吸幹了俄國農民的血液。”許多人擔心，東進運動是德國消滅斯拉夫文明的更廣泛計畫的一部分，並得出結論，除非現在代表其巴爾幹盟友表明堅定的立場，否則俄羅斯將面臨長期的帝國衰落和對德國的屈服。隨著公眾就政府對“德國侵略者”的親善態度感到失望，這種泛斯拉夫主義情緒也水漲船高。《新時報》帶頭譴責政府在柏林重壓下做出的，承認吞併波士尼亞的決定是“外交上的對馬”。【2】該報呼籲政府發起自己的斯拉夫運動來反擊德國在巴爾幹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1908年後，許多斯拉夫社團紛紛成立。甚至還在布拉格召開了一次斯拉夫人大會，俄羅斯人試圖說服他們在捷克土地上持懷疑態度的“兄弟們”，讓他們相信在沙皇的統治下會過得更好。到1912-1913年巴爾幹戰爭時期，這種親斯拉夫的情緒已經把俄羅斯社會的許多因素彙聚在一起。數百個公共組織宣佈支援斯拉夫人，首都暴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一系列政治宴會上，公眾人物呼籲更堅定地維護俄羅斯帝國的權力。“海峽必須成為我們的，”1913年3月，國家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江科對沙皇說，“一場戰爭將受到熱烈歡迎，並提高政府的威望。”

毫無疑問，在導致俄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系列複雜事件中，輿論壓力發揮了重大作用。到1914年初，親斯拉夫人的好戰情緒已經蔓延到宮廷、軍官團和國家的大部分地區。1912年夏，特魯別茨科伊親王被任命為外交部巴爾幹和奧斯曼部門的負責人，他是一個著名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決心要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其巴爾幹腹地。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是一位對沙皇有強大影響力的軍事家，1914年8月被任命為總司令。他的父親曾參加過1877-1878年的巴爾幹戰役，他的妻子——黑山國王的女兒——是一位狂熱的斯拉夫愛國者。許多將軍都與大公一樣同情斯拉夫人。布魯西洛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於擔心俄國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缺乏道義上的準備，他把泛斯拉夫民族主義作為團結人民支持軍隊的一種手段。“如果沙皇向所有的臣民發出呼籲”，他後來寫道，“聯合起來拯救他們的國家，使其擺脫目前的危險，並將他們的斯拉夫兄弟從德國的枷鎖中解救出來，公眾將煥發出無窮無盡的熱情，他的個人聲望也會變得如日中天。”

沙皇本人正慢慢地轉向泛斯拉夫主義陣營。到1914年初，他認為現在是時候對奧地利採取堅定立場了，即使不是針對後者在柏林更強大的盟友。“我們不會允許自己遭到踐踏，”他在1月對德爾卡塞說。外國大使們用輿論壓力來解釋這一新的決心。但目前，尼古拉支持其外交部長薩佐諾夫務實的做法。他們認識到與同盟國兵戎相見幾乎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拖延戰爭。根據軍事專家的說法，俄羅斯軍隊要到1917年才能做好參戰準備。外交基礎也不牢固：因為雖然得到了法國支持的保證，但英國的卻沒有。到目前為止，最緊迫的問題是，如果俄國在一場漫長而疲憊的戰爭中陷入困境，就會受到革命的威脅。1904-1905年的記憶仍然歷歷在目，革命領導人現在最希望的就是一場戰爭。“俄國和奧地利之間的戰爭對革命是非常有益的，”1913年，列寧告訴高爾基，“但弗朗茨·約瑟夫和尼古拉恐怕不會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所有這些都強化了宮廷中親德派反對冒然發動戰爭的論據。在1914年2月的一份評估性備忘錄中，杜爾諾夫警告沙皇，俄國實力太弱，經不起對抗英德可能導致的長期消耗性戰爭的考驗。俄國必然會發生一場激烈的社會革命，由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缺乏群眾的信任，因此沒有能力在純粹的政治革命中長期掌握權力。杜爾諾夫以驚人的預見性概述了這場革命的進程：

麻煩從指責政府造成一切災難開始。在立法機構中，將掀起一場反政府的激烈運動，隨後在全國範圍內煽動革命，提出社會主義口號，喚起和團結群眾，首先是分割土地，然後是分配所有貴重物品和財產。戰敗的軍隊失去了最可靠的人，被農民對土地原始的渴望的浪潮沖走，他們會發現自己士氣低落，再無法擔當法律和秩序的堡壘。立法機構和知識份子反對派在人民眼中缺乏真正的權威，將無力阻止由他們自己激起的群眾浪潮，而俄國將陷入絕望的無政府狀態，其結果撲朔迷離、詭譎莫測。

謹慎是宮廷中親德派的關鍵字。但從德國的角度看，如果要與俄國開戰，那麼早開戰比晚開戰要好。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宣稱：“俄國不斷發展壯大，像噩夢一樣壓迫著我們。”當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暗殺時，阻止其奧地利盟友對俄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巴爾幹盟友發動戰爭，並不符合德國的利益。此舉打亂了俄國外交政策微妙的平衡。俄羅斯報紙大聲疾呼為保衛塞爾維亞而戰，奧地利駐聖彼德堡大使館外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公眾示威。1914年7月24日，部長會議建議進行軍事準備。不然的話，有影響力的農業部長克裡沃申嚴厲指出，“公眾輿論將無法理解，為什麼在涉及俄羅斯核心利益的關鍵時刻，帝國政府不願大膽採取行動”。“相信俄羅斯人民及其對祖國古老的愛，比任何可能的戰爭準備或不準備”更重要。

尼古拉由此陷入一個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如果參戰，他將面臨失敗和社會革命的風險；但如果不參戰，同樣會有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情緒的突然爆發，這也可能導致政治完全失控。留給尼古拉的時間不多了，因為如果俄羅斯要動員其力量，就必須搶在敵人前頭，而敵人可以更快地調動他們的軍隊。7月28日，奧地利終於向塞爾維亞宣戰。尼古拉下令部分動員他的部隊，並向德皇發出最後一次呼籲，以阻止奧地利對貝爾格勒的攻擊。“我可以預見，”他警告說，“很快我就會被壓在身上的壓力壓垮，被迫採取極端措施，這將導致戰爭。”兩天后，德皇做出回應，宣佈放棄德國在塞爾維亞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薩佐諾夫建議進行總動員，因為他意識到，此時德國對俄國的宣戰已經迫在眉睫（8月1日）。他警告沙皇，“除非他屈服於民眾對戰爭的要求，為塞爾維亞亮劍，否則他將面臨革命的風險，甚至可能失去王位”。尼古拉臉色蒼白。“想想你建議我承擔的責任吧！”他對薩佐諾夫說。但他的大臣的論點是無可辯駁的，7月31日，沙皇不情願地下令進行總動員。

布魯西洛夫後來聲稱，沙皇是出於自己人民的愛國熱情所迫才不得不參戰的，“如果他不這樣做，公眾會把所有的怒火都轉向他，他將被推下王位，而在整個知識界的支持下，革命會在1914年而不是1917年爆發。”這無疑誇大了事實。8月2日星期天，聚集在冬宮前迎接沙皇宣戰的中產階級愛國者——文員、官員、高中生和家庭主婦——幾乎不可能是發動革命的人。據外國觀察家說，其中許多人是受雇主或主人的命令出來的。但在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當尼古拉站在冬宮的陽臺上，看著下麵廣場上揮舞著國旗和歡呼的人群，然後他們齊刷刷地跪在他面前，唱起了國歌，他心裡一定想到，這場戰爭終於讓他的臣民與他團結在一起，無論如何，畢竟還存在一絲希望。“看吧，”不久後，他情緒激動地告訴孩子們的家庭教師，“現在俄國即將發生一場民族運動，就像1812年偉大的衛國戰爭那樣。”

誠哉斯言，在8月最初幾周的喧囂中，各種跡象都表明全俄國正在萬眾一心、共赴國難。工人罷工停止了。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保衛祖國，而和平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則被迫流亡海外。愛國的示威者襲擊了德國的商店和辦公室。他們洗劫了位於馬林斯卡亞廣場的德國大使館，砸碎窗戶，把傢俱、精美的油畫，甚至大使自己收藏的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都扔進了下面街道的篝火中。然後，在人群的歡呼聲中，他們把兩匹巨大的青銅馬從使館屋頂上砸下來。在這股反德浪潮中，人們甚至改變了自己的名字，使其聽起來更像俄羅斯人：例如，東方學家威廉·威廉莫維奇·斯特魯夫變成了瓦西裡·瓦西裡耶維奇·斯特魯夫。迫于這股仇外情緒的影響，政府還將聖彼德堡的德語發音改成更像斯拉夫語的彼得格勒。尼古拉斯對這一變更表示欣慰。他從來不喜歡聖彼德堡，也不喜歡它的西方傳統，長期以來，他一直試圖通過在古典建築中添加沙皇俄國風格的圖案來俄羅斯化它的外觀。

“每個人都瘋了，”聖彼德堡的詩人、哲學家和沙龍女主人季娜依達·吉普修斯哀歎道，“總的來說，戰爭是邪惡的，為什麼只有這場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好的？”全國大多數著名作家都支持戰爭，甚至還有不少人自願參軍。在一心渴望尋找歸屬感的知識份子中，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戰爭會迫使個人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犧牲自己，從而讓俄羅斯精神鳳凰涅槃、浴血重生。戰爭的意義，一位莫斯科哲學教授說，在於“通過為自己的國家犧牲生命來重塑生命”。戰爭應該被視為一種“最後的審判”。幾乎沒有知識份子會同意剛從國外流亡歸來的高爾基陰鬱的判斷：“有一點很清楚：我們正在邁入一場世界性悲劇的第一幕。”

新聞界對俄羅斯人民這股新迸發的團結精神大唱讚歌。進步黨報紙《俄羅斯晨報》宣稱，“現在既沒有右派也沒有左派，既沒有政府也沒有社會，只有一個統一的俄國”。最後，仿佛是為了完成這個神聖的統一，國家杜馬在8月8日舉行的一次愛國慶典中解散了自己，以便如其決議所宣佈的那樣，在戰爭期間不給政府增添“不必要的政治”負擔。“我們只會妨礙你們的工作，”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在塔夫利宮對部長們說，“因此，在敵對行動結束之前，最好將我們全部解散。”

但這樣的宣誓效忠是欺騙性的。廣大人民群眾還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數百萬奔赴前線的農民和工人對中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幾乎沒有什麼感覺，而這種愛國主義曾經令沙皇滿懷希望。車站裡沒有旗幟或軍樂隊為他們送行，據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大多數士兵臉上的表情是凝重和順從的。正是他們可怕的戰爭經歷點燃了革命的火焰。沙皇孤注一擲的賭博必將給他的政權帶來毀滅。

【1】在第四屆杜馬中，右派（民族黨和右派人士）有154名代表，中間派（十月党和中間派人士）有126名，左派（立憲民主黨、進步黨和社會主義者）有152名。

【2】對馬海戰是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最大的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