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像驯牲口，法家像驯猛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原创思想的爆发期，出现了多种思想学说。所谓“百家争鸣”。百家是夸大其词，也就十几家吧！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学说之间的相同要大于不同。这些思想学说均致力于建立人世间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对自然和宗教缺乏兴趣。而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则是以“君权至上”为前提和围绕“君权至上”而展开的。“君权至上”等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天经地义。邓晓芒教授因此戏称“百家争鸣”为“百家争宠”。可能中国古人从长期的经验出发，发现如果没有一个独断一切的最高权力存在，就无法建立起稳定的秩序，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和混乱之中，从而“君权至上”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

这些思想学说中，法家和儒家影响最大，两者间的斗争最激烈。两派人物不仅在言语上相互攻讦，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排斥和迫害。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说“儒以文乱法”，李斯更是撺掇秦始皇“焚书坑儒”。

儒家与法家的首要区别在于目标不同。儒家致力恢复和维护周朝旧有的秩序和礼制，反对诸侯大夫越礼和“犯上作乱”。而法家致力于富国强兵，通过“变法”打破旧的秩序，消除贵族的权力，将权力和资源集中到君主手中，增加君王能及时和直接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吞并他国，而建立起新的制度和秩序。

其次，儒家和法家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孔子说，“仁者人也！”；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荀子说，“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明确指出人性本恶。韩非子则说，“且民者固服于势, 寡能怀于义”。说老百姓“畏威而不怀德”，欺善怕恶，其论断基础也是“人性本恶”。

第三，对人性认识和目标的不同，导致它们向统治者提出的治国方略不同，这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主张要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教导臣民忠君孝父，君王以身作则，体恤臣民。这样就大家就能各守其份，相安无事，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而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通过奖惩来激励和强迫臣民投入到富国强兵中去，以提高经济产出和军队战斗力。不搞说服教育那一套，只看事后效果。有功的奖赏，违法则严惩。按孔子的说法，儒家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法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行”。

第四，儒家除了要求忠君，也要求孝父从夫。法家的韩非子虽然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这被认为是“三纲说”的最早出处，但法家并没有赋予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有多大权力。除了君王，所有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儿子打伤老子，老子打伤儿子同罪。法家想建立单一尊卑等级的社会结构，而儒家则想建立多重尊卑等级的社会结构。

第五，儒家既讲尊卑，还讲亲疏。相对于疏远的关系，主张更亲近更亲密关系之间相互维护和包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法家则只讲尊卑，不讲亲疏，不允许亲近关系之间相互包庇。但儒家的相隐也不是绝对的，不能触犯尊卑关系。父子之间不能对君王相隐，不然就是欺君之罪。儒家也主张“大义灭亲”，但不对称。父母或丈夫可以为了君王的利益而牺牲子女或妻子。但子女或妻子不可为了君王的利益而牺牲父母或丈夫。可以“为父绝君”，但不可为子为妻绝君。遇到君王征用，可以用父母年事已高，要尽孝推托；但不可用孩子年幼或老婆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推托。法家则没有这么多讲究，君王的命令，就得无条件服从。

第六，儒家对君王有一些软性的道德要求。比如“为政以德”，等等。然而儒家对君王的道德要求基本不起什么作用，根本无法限制君王胡作非为，最终会沦落为美化君王的道具。而法家对君王则没有任何道德要求。法家则认为人天生好逸恶劳，老百姓“畏威而不怀德”，对老百姓越好，越不服管。对老百姓越残酷，就越顺从。儒家“以德服人”那一套不管用。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君王反而应当不择手段，让老百姓始终处于涣散、贫穷，愚昧、疲惫、自卑的状态，所谓“驭民五术”，弱民、贫民、愚民、疲民和辱民。法家的愚民与儒家有所不同。法家愚民在于不让老百姓获得知识和信息，这样老百姓就不东想西想，不迁徙他国，而安心务农；而儒家的愚民在于让老百姓对君王心生感激，发自内心忠于效劳君王。

总的说来，儒家奉献的统治方略温情脉脉，力图使老百姓心服口服，自觉自愿服从君王的统治，富有欺骗性和流于虚伪；而法家则简单粗暴，不搞“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管信不信，只看服不服”。严刑竣法，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绝不姑息。儒家的办法比较像驯牲口，而法家的办法比较像驯猛兽。

202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