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8章：歷史的先聲

願歷史之神幫助我。

——史達林，1920

時間邁入1991年，強硬派的憤怒與日俱增；他們每取得一次勝利，就會得寸進尺，提出更厚顏無恥的要求。事態的發展已昭然若揭、不再有什麼秘密。在公開和私下的會議上，戈巴契夫聽到了將軍們、軍工複合體、共產黨機構和克格勃異口同聲地高喊。他們要求他遠離其最具改革意識的顧問，而他也做到了。他們把東歐的“失去”，德國和美國的“勝利”，蘇聯和共產黨的“衰落”，軍事力量的“削弱”統統怪罪在他頭上。克格勃首腦弗拉基米爾·克留琴科夫發表演講，稱改革政策已經演變成為摧毀蘇聯的路線圖，這些政策的反蘇程度不亞於中央情報局最刻毒的陰謀。在莫斯科與理查·尼克森會晤時，克留琴科夫說：“我們已經接受了我們能夠承受的民主。”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心酸的味道，一種恐慌的氣氛，害怕過去的時光又回來了。1988年的莫斯科之春一去不返。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私下告訴自己的朋友們，他們很快會在西伯利亞再見面，“在某個牆邊。”他這種絞索架上的黑色幽默或許有幾分真實的影子。據媒體報導，傳言克格勃甚至下令在東西伯利亞“重建”勞改營。

戈巴契夫奉勸大家保持冷靜，但你可以看出他完全被嚇壞了。那年冬天，在一個下午的人大會議上，我看見他正走上一段短短的臺階，機會難得、顧不上許多，我脫口而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他們說你正在向右轉。”

戈巴契夫停下腳步，目不轉睛地盯著我。他的嘴角緊閉，露出一絲痛苦、譏誚的笑容。事實上，他說道，“我感覺自己好像在兜圈子。”這本是一個困惑的學生向苦惱的父母所作的頑皮的解釋。但在戈巴契夫的嘴裡，卻充滿著悲苦。為了安撫這些人他還要做多少事情呢？儘管戈巴契夫可能認為自己這麼做，是在與強硬派巧妙周旋，爭取時間，但他卻永遠毀了自己。他越是攻擊葉利欽和蘭茨貝格斯，就越讓他們成為崇拜的對象。這個曾經牢牢掌舵自己命運和共產黨策略的人，現在發現自己無法把握他所釋放的新政治形式。戈巴契夫的妥協、他醜陋的言辭出賣了他。一個偉大的人現在看起來軟弱、卑微和迷茫。他在黃金時段痛斥那些“所謂的民主派”，說他們從“外國研究中心”那裡接受命令。這是什麼鬼東西？葉利欽指責戈巴契夫背叛了人民，而現在誰又來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辯護呢？

至於將軍們，他們對自己掌控權力和操縱局勢的能力充滿信心，以至於最終準備扭轉亁坤。他們將重新建立一個“平衡”過去的版本，從歷史學家手中拯救歷史。強硬派甚至有了一個新偶像。阿爾克斯尼斯上校、利加喬夫和各路保守派人士紛紛撰文、接受採訪，讚揚已故的克格勃首腦和總書記尤裡·安德羅波夫，稱讚他認識到了技術官僚改革和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性。他們都說，安德羅波夫是一個穩健的人，從不挑戰社會主義和國家的原則。

對於強硬派來說，要樹立新的歷史正統觀念並非易事。關於蘇聯歷史的辯論早在1987年就已超越了戈巴契夫設定的界限。現在，不僅僅史達林，每個領導人都遭受質疑。對批評列寧的禁忌已經弱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於連利加切夫這樣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他仿佛大夢初醒般感慨道。甚至赫魯雪夫和布哈林也不再被提出作為“替代方案”。

然而，在街頭示威中，有跡象表明要對黨和克格勃提起刑事訴訟。舊制度的口號被一種新的諷刺和懺悔意識所替代。一條橫幅上寫著：“全世界工人請原諒我們！”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再爭論70年歷史是否是一場災難；爭論的焦點在於這場災難的根源。著名經濟學家伊戈爾·克揚金指責列寧用紅色恐怖和第一批勞改營為蘇維埃政權定下了基調。前中央委員會官員亞歷山大·齊普科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才是罪魁禍首。

自1917年以來，在蘇聯歷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中，屹立時間最長的是對抗納粹德國的偉大衛國戰爭，這是該政權永不磨滅的勝利。即使是十月革命，在蘇聯人民的集體心理中也沒有佔據如此崇高的地位。

每年5月9日的勝利日閱兵式只是戰爭崇拜的一部分。甚至在八十年代中期，你隨便那天打開電視，有超過一半的機會看到一群退伍老兵，他們身上掛滿了勳章和綬帶，正在向一群聚精會神的學生講述斯大林格勒戰役。戰爭是檢驗政權的試金石。1991年初，戈巴契夫在為捍衛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時說，是的，他的祖輩曾受到迫害，但他怎麼能背叛他的父親呢？他的父親在第聶伯河戰役中英勇戰鬥，也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受過傷。戈巴契夫回憶起1950年他從斯塔夫羅波爾乘火車去莫斯科的旅程，透過車窗看到沿途一片片的廢墟和苦難。他問道，如果他現在放棄社會主義原則，豈不是背叛了在戰爭中不幸犧牲的2,700萬蘇聯同胞嗎？

對於強硬派來說，戰爭崇拜的意義更加深遠。戰爭的勝利為之前殘酷的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提供了合法性。儘管這些人不再公開頌揚史達林，但他們的歷史觀無疑是史達林主義的。在教科書和電視上，党的宣傳人員將這場戰爭描繪為該制度終極力量的證明——拯救世界的制度！當然，存在過激行為，史達林主義宣傳員妮娜·安德列耶娃曾對我說，但如果沒有集體化，“我們在戰爭期間會餓死”，如果沒有工業化，“坦克從哪裡來？”

即使到了1991年，軍方領導層仍然不遺餘力地扶植官方歷史，對於軍隊管理而言，沒有什麼專案比撰寫一部新的戰爭史更重要。這將是自史達林去世以來第三部多卷本偉大的衛國戰爭正史。但負責該專案的國防部知道，這一次，推行公開化已經好幾年，完全偽造歷史是不可能的。委員會撰寫的內容將不得不涉及《莫洛托夫-裡賓特洛普條約》和30年代末對軍官團的大清洗。新的官方歷史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納粹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在1941年6月入侵蘇聯。

第一卷（書名暫定為《戰爭前夕》）的負責人是德米特裡·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國防部長迪米特裡·亞佐夫元帥，戈巴契夫的首席軍事顧問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所有地面部隊指揮官瓦倫京·瓦連尼科夫將軍以及其他軍隊高層強硬派同意沃爾科戈諾夫擔任編輯，就是因為相信他不會像之前版本那樣將這場戰爭描繪得太溫和。1988年，沃爾科戈諾夫在戈巴契夫領導層的鼓勵下，出版了他的史達林傳記《戰爭與悲劇》，這是第一部不是由持不同政見者撰寫的客觀研究報告。作為軍方主要歷史研究所的所長，他可以查閱黨、克格勃和軍隊的所有主要檔案，而這些檔案幾乎還不對任何人開放。他是這項工作最合適的人選。他們已經做好準備，接受一部比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具批判性的歷史。但結果仍然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1990年末，沃爾科戈諾夫團隊提交了一份草稿，冷靜地評估了史達林和希特勒究竟誰更邪惡，並詳細描述了“鎮壓指揮系統”，該系統受史達林直接領導，在戰爭前屠殺了數千名軍官。草稿探討了史達林恐怖主義的根源及其與革命後紅色恐怖的淵源。他批評史達林與納粹談判，這些談判使莫斯科得以吞併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重要領土。最令強硬派感到震驚的是，沃爾科戈諾夫的草稿得出結論，蘇聯幾乎是“偶然”贏得戰爭的——儘管有史達林，但不是因為史達林。草稿暗示，也許2,700萬蘇聯人的死亡是徒勞的，蘇聯的勝利代表著一個暴政對另一個暴政的勝利。

國防部將這份歷史草稿的副本分發送給不同的“審閱者”：將軍、海軍上將、共產黨官員和主要研究所的負責人。他們的反應隨即火冒三丈。阿赫羅梅耶夫接受了保守派的《軍事歷史雜誌》的採訪，指責沃爾科戈諾夫是“叛徒”。

“如果沃爾科戈諾夫成功出版這部作品，以第一卷中明顯錯誤的立場，將會造成巨大的傷害，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傷害，”阿赫羅梅耶夫說。“關於戰爭的謊言將被用來破壞我們國家的完整性和社會主義選擇，以及對共產黨不停地誹謗。這是不能容忍的。”他表示，沃爾科戈諾夫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叛徒”，只為一個主子服務：那就是同樣反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總統伯里斯·葉利欽。

批判才剛剛開始。3月7日，在國防部一個優雅的會議廳，57名將軍、中央委員會官員和官方學者濟濟一堂，審查沃爾科戈諾夫的工作。會議上，編輯委員會主席科切托夫將軍首先提醒大家，“最初討論這部十卷本著作的構想時，大家都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即[勝利]的力量來自蘇聯人民、人民軍隊、勞苦大眾，都是由党領導的。但是今天，為了眼前的利益，每個人都侮辱和責備黨。突然間，人民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很多評論置疑：‘如果戰前的狀況如此糟糕，那我們為什麼會贏？’”

科切托夫指出，在這本書中，不可思議地隱含著將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進行（令人無法容忍的）比較的意思。他說，一些評論家還抱怨沃爾科戈諾夫通過探討導致戰爭的制度起源，背離了本書的初衷，還有一些人對章節標題如“政治制度越來越嚴格”和“精神生活軍事化”表示反對。

科切托夫隨後宣佈會議進入“一般性討論”：這是一次斬首邀請。總參謀長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將軍抨擊沃爾科戈諾夫，稱他不過想激發“今天的破壞力量”——指葉利欽和各共和國的親獨立活動人士。

“保衛軍隊！”大廳裡傳來呐喊聲。

隨後，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瓦倫丁·法林發言。“我們必須指出這本書的不足之處，其中有成千上萬個錯誤，”他說。“我已經有三四十年沒見過如此荒唐的東西了……絕不能把政府的錢浪費在這上面！”

沃爾科戈諾夫臉色煞白。他距離這些人越走越遠，但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有多遠。強忍一個多小時的狂轟濫炸，他終於要求發言。

“尊敬的同志們！”沃爾科戈諾夫開始道。“在這個大廳裡，我的聲音無疑是孤獨的。這裡不太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討論。這是一個關於學術、歷史和一大群作家的法庭。這裡沒有對問題的理性分析，有的只是肆無忌憚的批評……在這種氣氛下，我無法寫出新的歷史。僅僅寫關於1945年的勝利，就意味著對1941年、對400萬戰俘、對撤退到伏爾加河的行動胡說八道。把歷史簡化為政治是不可能的。”

沃爾科戈諾夫的演講才開了頭，國防部高層中最保守的將軍之一瓦連尼科夫就打斷了他，大聲喝道：“建議不給他發言權！”

沃爾科戈諾夫拒絕讓步。

“我和法林一樣是個愛國者，我對祖國的愛不輸於他。”他說。“但你無法改變歷史的真相。我同意那些說這本書有很多缺點的人……但讓我們研究和討論它們。我們會提出各自的觀點。但是，不，法林同志和其他一些人並沒有進行學術辯論，而是指責缺乏愛國主義精神。”

“夠了！”一個將軍怒吼。“不許再說了！”

大廳裡有人喊道：“停止他的演講！”

沃爾科戈諾夫繼續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認為，除非這本書和蘇聯人民能夠妥善處理戰爭前所有的殘酷和痛苦，否則就無法理解納粹開始入侵後發生了什麼。

“否則，我們怎麼看待43,000名軍官和官員被清洗的事實呢？”他說。“還有其他受害者呢？我們不需要盲目的愛國主義。我們需要真相！……在這個大廳裡，我的聲音是孤獨的，但我想看看十年後你們會怎麼說這一切。”

主席大為驚㤞。他惱羞成怒。

最後，沃爾科戈諾夫被群起而攻之。將軍們對他大嚷大叫，他再也沒有說話。但儀式遠未結束。會議開始兩個半小時後，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抵達會場。亞佐夫長著一個疙疙瘩瘩的臉和一個鼓鼓囊囊的鼻子，為人不太靈光。1987年，德國少年馬蒂亞斯·魯斯特駕駛小型飛機成功降落紅場後，當時需要任命一位元新的國防部長，戈巴契夫力排眾議，找到了遠東軍事行動總指揮亞佐夫。此人以平庸著稱。但這正是關鍵所在。戈巴契夫想要一個心無城府之人。他想要一隻討人喜歡的哈巴狗，一位忠誠的朋友。

但那是幾年前的事了，而現在，當保守派全面反對激進改革之際，亞佐夫正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他鄙視改革的方向。波羅的海國家、高加索地區和其他地區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無視他們的徵兵通知。戈巴契夫正在裁減部隊規模，而其他自由派希望裁減更多。與此同時，從東歐和德國返回的軍官們住在擁擠的宿舍甚至帳篷裡。

亞佐夫隨即對大家發表講話，毫無疑問，他的憤怒遠遠超出了任何草稿或一個名叫沃爾科戈諾夫的三星將軍。對他來說，關於這本書的爭論不僅僅代表了整個蘇聯的權力鬥爭。

“‘民主派’現在的目標是針對共產黨，準備並實施第二次紐倫堡審判，”亞佐夫說。“這本書為審判提供了起訴書的大綱。”

“這本書從根本上就是對黨的誹謗，”瓦連尼科夫插話道。

“在這個大廳裡，”亞佐夫繼續說，“我想，每個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不能罵自己黨、砸自己的鍋。”

一切都結束了。沃爾科戈諾夫被開除出編輯委員會，他的草稿被“退回委員會進行全面修改”。這是強硬派聯盟的又一次勝利。5個月後，即八月，亞佐夫、瓦連尼科夫、莫伊謝耶夫和房間裡的其他人將走得更遠，企圖發動政變。

我第一次見到沃爾科戈諾夫是在1988年，當時他還在官方圈子裡，即將出版他的傳記《史達林：勝利與悲劇》。（英文版直到1991年才問世。）外交部圈子的宣傳人員將他吹捧為蘇聯“突破性的歷史學家”，這立刻引起了懷疑。對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自由知識份子來說，沃爾科戈諾夫並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盟友。他已經出版了幾十本關於軍事意識形態的書籍和專著，其中沒有一本體現出他具有獨立性、嚴謹性或批判性思維。這是一位熟諳此道的軍人；即使他心懷異議，那他也還沒有把它們寫在紙上。

但在外交部與記者會面時，沃爾科戈諾夫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話直截了當，既不誇誇其談，也不拐彎抹角。他熟諳西方所有關於史達林的重要學術著作，談起來了若指掌、如數家珍，尤其是羅伯特·C·塔克正在撰寫的多卷本傳記。為了反駁官方党史學家對他引用外國學者的攻擊，沃爾科戈諾夫在序言中寫道：“在不知不覺中，史達林給‘社會主義’抹黑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列昂納德·夏皮羅、以撒·多伊徹、羅伯特·塔克或羅伯特·康奎斯特所寫的任何東西。”沃爾科戈諾夫顯然完全有機會進入蘇聯圖書館的“特殊書架”——藏匿禁書的地方。在他的參考書目中，他列舉了在公開化之前普通蘇聯人無法獲得的書籍：亞當·烏拉姆的《史達林傳》，以撒·多伊徹的《托洛茨基傳》，理查·派普斯的《舊制度下的俄國》，米洛萬·吉拉斯的《同史達林的談話》，以及史達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的回憶錄。此外，沃爾科戈諾夫還閱讀並參考了史達林敵人的著作——那些他打敗並處決的人：布哈林，托洛茨基，李科夫，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托姆斯基。

倘若沃爾科戈諾夫僅僅抄襲西方關於史達林的傳記，並在蘇聯以自己的名義出版，那麼他的書必定遺臭萬年。然而，一位紅軍將領把史達林時代的可怕事實公之於眾，僅僅這件事就是蘇聯試圖恢復歷史記憶的一個驚人進步。而他做得更多。沃爾科戈諾夫之所以為世人銘記，與其說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或作家，不如說是因為他獨闢蹊徑，在學術上充分發揮了自己政治立場的優勢。只有沃爾科戈諾夫一人有機會查閱極權主義政權的檔，他走遍了所有地方：黨中央檔案館，蘇聯最高法院檔案館，陸軍中央檔案館，國防部檔案館，武裝部隊總參謀部檔案館，以及幾個重要博物館和研究所的檔案館，包括馬列主義研究所。

在那些檔案袋裡，沃爾科戈諾夫沒有找到歷史遺留謎團的真實答案。例如，他沒有找到1934年列寧格勒黨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謀殺案的“確鑿證據”。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都有很充分的間接理由認為，史達林下令殺害基洛夫，是為了消除潛在的政治威脅，為大清洗做準備。沃爾科戈諾夫也是這麼想的，他寫道：

“我搜索過的檔案沒有提供任何進一步的線索，無法對基洛夫事件做出更明確的陳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謀殺並非如後來官方所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下的命令。根據我們現在對史達林的瞭解，可以肯定他參與了此事。除掉兩三層間接證人是他的典型手法。”

然而，儘管《勝利與悲劇》中沒有揭秘轟動性的內幕，沒有“解開”史達林動機之謎，也沒有為那個時代的鎮壓行動敲定一個明確的死亡數字，但從某種意義說，這本書絕不是失敗之作。通過公佈數百份學者之前從未見過的備忘錄、電報和命令的摘錄，沃爾科戈諾夫讓讀者與這位蘇聯暴君產生了可怕的親密接觸；《勝利與悲劇》為我們瞭解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材料，有的平淡無奇，有的則毛骨悚然。

沃爾科戈諾夫對史達林的描述，比他的許多自由派批評家所預期的更具批判性。《勝利與悲劇》顯示，史達林是一個懦夫，一個可悲的戰時總司令，誠如托洛茨基所說，一個“平庸但並非微不足道”的人。沃爾科戈諾夫提供了確鑿的檔證據，證明史達林使用藍色或紅色鉛筆，親自下令殺害數千人，隨意得就像一個人在酒吧點飲料那樣。

“……據在集中營待過多年的老布爾什維克佩爾菲利耶夫的說法，有一次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史達林與[秘密員警頭子尼古拉·]葉若夫討論行動方案時，喃喃自言自語道：‘10年或20年後，誰還會記得這些地痞流氓？沒有人。現在還有誰記得伊凡雷帝殺掉的王公貴族的名字？沒有人……人們只記得他剷除了所有敵人。最後，那些人都是罪有應得。’

“‘人民理解，約西夫·維薩里奧諾維奇，他們理解並支持您，’莫洛托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在莫斯科，我對沃爾科戈諾夫逐漸有了更深的瞭解，他先是作為一名軍事歷史學家，然後被打成政治流亡者，最後在1990年成為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激進代表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高級軍事顧問。早期，沃爾科戈諾夫在談論自己的工作時必須非常謹慎，不知道如何談論，也不知道與誰談論，但他從不隱瞞在檔案館工作的日子對他的觸動有多深。

“每次我從檔案館研究完史達林回家，內心都久久難以平靜，”沃爾科戈諾夫告訴我。“我記得我研究完1938年12月12日檔案的情景。那一天，他簽署了30份死刑判決書，總共大約5,000人，其中包括許多他認識的人、他的朋友。當然，這都是在對他們進行審判之前。這並不令人驚訝。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後來，在簽署完這些檔後，當天深夜，他去自己的私人影院觀看了兩部電影，其中包括一部當時很受歡迎的喜劇片《快樂小子》。我簡直無法理解，在決定了幾千人的命運之後，他怎麼還能看這樣的電影。但我開始意識到，對於一個獨裁者來說，道德並不起任何作用。就在那時，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的父親會被槍斃，為什麼我的母親會在流放中死去，為什麼會有數百萬人喪生。”

1928年，沃爾科戈諾夫出生於西伯利亞城市赤塔，後來搬遷至俄羅斯太平洋沿岸。他的父親是一名農業專家，母親照顧三個孩子。1937年，正值大清洗的最高潮，安東·沃爾科戈諾夫被傳喚到當地黨委，因為持有“政治上可疑的”印刷品——一本“右傾機會主義者”尼古拉·布哈林編寫的小冊子——而被逮捕。沃爾科戈諾夫的父親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就這樣消失在大清洗的絞肉機裡，”沃爾科戈諾夫說。“我長大以後，母親悄悄對我說：‘你爸爸被槍斃了。永遠，永遠不要再提起這件事。’”

這個“人民公敵”的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西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阿古爾村，靠近一個不斷擴大的勞改集中營。當沃爾科戈諾夫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看到長長的囚犯隊伍從50英里外的火車站步行到營地。警犬、鐵絲網和瞭望塔都是他童年風景的一部分。月複一月，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就會圈定更多的土地，建造更多的營地。看守們在松樹林中挖出巨大的壕溝，夜間用老式的俄羅斯雪橇把屍體運到壕溝裡。沃爾科戈諾夫回憶道，學生們在森林裡尋找松子時會聽到槍聲，“就像帆布被撕裂的聲音”。

戰爭剛剛結束，沃爾科戈諾夫的母親就去世了。如同其他許多孤兒一樣，德米特裡·安東諾維奇應徵入伍，成為了一名軍人，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兄弟姐妹被其他家庭收養。四五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作為一名年輕的士兵和軍官，沃爾科戈諾夫接受了全面的正統政治教育。他很快就意識到，任何小動作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在《勝利與悲劇》的後記，沃爾科戈諾夫以軍事裝備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學生的身份，讓自己成為了這個體系的一部分：

“……學生們首先要接受測試，考察他們總結史達林著作的能力。我記得當我在奧爾爾坦克學校上課時，曾被老師留下來。他是一名中校，已不再年輕，因其和藹可親而深受全班同學喜愛。當我們獨處時，他把我的作業遞給我，那是一份資料總結，並用慈父般平靜的聲音對我說：‘這是份很好的總結。我一看就知道你沒有照抄，而是經過了自己的思考。但我的建議是，要更全面地總結史達林的著作。明白嗎，更全面地！還有一件事。在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這個名字後面，要寫上“同志”二個字。明白了嗎？’那天晚上，我的一個室友告訴我，他們都和黨史老師有過類似的談話。考試快到了，有傳言說在鄰近的一所學校，‘他們注意到了’我在總結中表現出的‘政治不成熟’。”

作為一名軍官，沃爾科戈諾夫時刻準備報效祖國。在一個核子試驗場，他奉命駕駛一輛新型坦克直接穿越剛剛進行過原子彈爆炸試驗的中心區域。而他做到了。“沒有什麼我不願意做的，”沃爾科戈諾夫告訴我。“史達林去世時，我還是名年輕的中尉，我以為沒有他天會塌下來。我父親被槍斃，我母親在流亡中悲慘地死去，這些似乎無關緊要：這就是命，無法理解。我的思想極度扭曲。我無法分析這些事情，無法將碎片拼湊起來。”

在莫斯科列寧軍事學院的共青團和共產黨組織中，沃爾科戈諾夫把標準教條文本記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為他在高級軍官中贏得了最可靠政工幹部——一名政治宣傳員——的聲譽。沃爾科戈諾夫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當時意味著克列主義哲學——並於1970年調到了軍隊的宣傳部門。在那裡，他平步青雲；40歲時晉升為將軍，44歲時獲得教授職位，並成為主管政治教育的副局長。在此期間，他還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

憑藉他的高級別和資歷，沃爾科戈諾夫獲准自由進出首都所有最重要、也最機密的檔案館。“但請別誤解我的身份，”沃爾科戈諾夫說。“我不是一個秘密的激進分子。我不會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扭曲歷史。事實上，我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深知自己職責的軍官。我不是什麼自由主義者。我所有的改變都發自內心，來自我自己。我可以閱讀到各種各樣的文獻。你知道，有很多人，尤其是克格勃的年輕軍官，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資訊，所以他們的思想比較自由。這就是為什麼克格勃總是有很多有頭腦的人，他們瞭解西方的真實情況，以及我們自己國家的真實情況。

“我是一個史達林主義者。我為鞏固這個我現在試圖瓦解的體制做出過貢獻。但潛意識裡，我有自己的想法。我開始質疑列寧，如果他是個天才，為什麼他的預言全部沒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從未建立，階級鬥爭的原則被揚棄，共產主義沒有像他承諾的那樣在15年內建成。列寧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成真！我承認：我利用了自己的地位。我開始收集資訊，儘管當時還不知道我會用它做什麼。”

解凍期間，在克格勃檔案館工作時，沃爾科戈諾夫甚至查閱了他父親的檔案，得知他母親的悄悄話是真的。1937年，安東·沃爾科戈諾夫被槍決，就在被捕後不久。

幾乎像做夢一般，沃爾科戈諾夫決定要寫一部關於史達林、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三部曲。七十年代末，沃爾科戈諾夫開始秘密撰寫史達林卷。他的公寓裡堆滿了成千上萬的複印檔和書籍，其中很多是被禁止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逐漸開放，沃爾科戈諾夫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再隱瞞。然而，軍方高層認為沃爾科戈諾夫的歷史研究與他作為宣傳員的立場不“一致”。他被調離並安置在軍事歷史研究所工作，此舉意味著“連降三級”。對一名士兵來說，也許是不幸的。但對於一位歷史學家來說，這個降職卻是一份禮物。現在，沃爾科戈諾夫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接觸檔案。當領導層終於來尋找史達林的傳記時，沃爾科戈諾夫就在那裡，隨時準備交稿。

沃爾科戈諾夫憑藉將軍的身份，實現了迪瑪·尤拉索夫等編外人的夢想。沃爾科戈諾夫在檔案館的工作不僅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也粉碎了他對蘇聯歷史最後一絲的幻想。現在，沃爾科戈諾夫和蘇聯其他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看到了災難的根源在於意識形態本身，即列寧主義。“抽象的思想會產生狂熱分子，托洛茨基就是這樣，”他寫道。布林什維主義的烏托邦主義和殘暴，導致了極權主義國家的誕生。

1991年春，沃爾科戈諾夫邀請我去他的病房見面。與亞佐夫和其他將軍的鬥爭使他筋疲力盡。這家醫院坐落在卡裡甯大道旁邊的一條小街上。與我見過的其他蘇聯醫院骯髒的地板、擁擠的人流相比，這個專門為軍事精英提供服務的特殊診所堪稱奇跡。這裡有私人病房、木質鑲板的走廊和整潔高效的工作人員。沃爾科戈諾夫告訴我他生病了，不知還能活多久。他患有胃癌，要去西歐做手術。但他似乎並不感到恐懼或悲傷，只想繼續我們在他各個辦公室討論過的話題。

“你看，我現在確信史達林主義創造了一種新型人：冷漠、麻木，缺乏主動性或進取心，一個等待救世主的人，等待有人復活來解決生活中所有的問題。最可怕的是，這不能像脫下一件舊雨衣然後換上一件新雨衣那樣簡單地擺脫。我本人仍然有許多這種心態，只能慢慢改變。我們現在全部的生活就是要從我們的頭腦中消除這種心態。當涉及到我們個人的思維方式時，我們都成為了革命者。對你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你對自己國家的掌權者漠不關心。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臺，美國就是美國。只有一些制度的細微變化。對我們來說，一場叛亂正在發生。革命是一種叛亂，而我們正處於另一場叛亂的邊緣。我們正在穿越一片知識和精神的霧區，而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

“軍隊裡的將軍們指責我是變色龍。他們說我是奸細或叛徒。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真心實意地放棄一些已經被歷史證明錯誤的東西，而不是在思想上始終抱著不放，這更需要勇氣。他們中間有人公開批評我，私下裡卻說我是對的，但他們不敢這麼說。

“現在我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我得到了基層和下級軍官的支持，甚至有幾位將軍暗中支持我。但大多數人鄙視我。即使在醫院裡遇到將軍，他們也佯裝沒看見我。其他人想和我交談，卻又害怕後果。

“這些人被困在過去裡。即使真相也無法改變他們。史達林在肉體上死了，但在歷史上沒有死。史達林的形象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有很多盟友。我收到的信件中至少有15%來自史達林主義者，而且情況越糟糕，我收到的信就越多。蘇共有1,600萬黨員。30%的人像阿赫羅梅耶夫或妮娜·安德列耶娃一樣。他們永遠不會改變。另外30%的人把黨看作是一種生活所需。如果他們不是黨員，他們的事業就無法開展。剩下的人隨時都可能退黨。

“軍隊和克格勃從未真正支持過改革。他們只想對體制進行修修補補，掩飾一下。他們希望通過消除最明顯可憎的特徵——超級官僚主義、腐敗等等——來保持體制的完整。然而，他們都不願意質疑這個體制的本質。他們認為，黨應該掌控一切。

“極權主義體制通常會徹底吞噬人們。正如我逐漸意識到的那樣，很少有人能夠超越這樣的體制，將自己從中解脫出來。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人，即使再活十年二十年，也會在這種制度的禁錮下死去。當然，20歲、30歲的人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從這個體制中解放出來。我唯一能提供的就是我的經驗。也許我的例子將有助於追溯共產主義思想和烏托邦在幾代人身上演繹的危機、悲愴和戲劇。”

沃爾科戈諾夫漸漸累了。與此同時，他的心情也在變化。他剛剛得到的消息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他開始談論要“全速”工作，完成關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或許還要寫一本回憶錄。當我們談到莫斯科的壓抑情緒時，我終於問他對未來有何看法。

“從歷史和戰略角度看，民主化是不可逆轉的，”沃爾科戈諾夫說。“但在戰術層面上，短期而言，右派勢力仍有機會。他們甚至可能登上國家首腦的寶座，把我們全都趕回集中營，再關上5到10年。他們一定會這麼做的。他們就是如此瘋狂，如此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