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7章：坦克人

1990年12月，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辭去外交部長的那天上午，我正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想瞭解更多關於一系列針對波羅的海獨立運動的、詭密的幕後黑手。在紀念碑和戰爭紀念館附近發生了爆炸，軍隊和克格勃可以把這種事件歸咎于“激進分子”，以此作為採取“緊急措施”來“恢復穩定環境”的理由。他們已經熟練掌握了這套話術。為什麼不呢？他們只需把手伸到書架上，拿出手冊，然後在“政變，參見布拉格1968年，布達佩斯1956年等等”下麵尋找。劇本就在那裡。他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抄作業和找藉口。

謝瓦爾德納澤比任何人都清楚發生了什麼。幾個月來，他看到軍方如何試圖欺騙他，如何試圖在波羅的海國家的博弈中讓他在西方面前難堪，並通過某種方式調動他們的坦克和導彈，以便讓美國人通過衛星捕捉到這一點，從而指責莫斯科背信棄義，由此破壞他的軍備談判。他和雅科夫列夫都看到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和克格勃局長克留奇科夫如何在政治局會議上一唱一和，像演雙簧似的，試圖撬開戈巴契夫的腦袋，說服他相信“所謂”的民主派和波羅的海獨立人士打算用武裝起義接管維爾紐斯、里加、塔林、第比利斯，甚至克里姆林宮。戈巴契夫聽得津津有味，象小雞啄米似的頻頻點頭。這些是他信任的人，黨內心腹，他從早年就認識的人。當然，他們有點保守，但他們說著同樣的語言，黨的語言，他們知道什麼是紀律。

謝瓦爾德納澤辭職的那天上午，我在里加主要的獨立派報紙《今天》編輯部度過。彼時右派勢力已經蠢蠢欲動，所以記者們不乏關於挑釁和恐嚇的小道消息。編輯部氣氛凝重，簡直就像重症監護室外的家屬等待區一樣，充滿了不詳的焦慮。他們說，一定會發生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有一位打字員，他在收音機上收聽人民代表大會廣播，慢慢地摘下了耳機。他張大嘴，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面如死灰。

“也許我弄錯了，”他低聲說道。“讓我再聽一遍。”

然後他閉上眼睛，靜靜地聽著。

“謝瓦爾德納澤，”他說。“辭職了。他說獨裁即將來臨。他對此非常肯定。”

謝瓦爾德納澤曾警告說“獨裁即將來臨”，而民主派已經“躲進深山老林”。除了家人和幾個最親近的助手外，謝瓦爾德納澤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將發表演講。當他說話時，他的格魯吉亞口音因內心的憤怒和嚴峻的局勢變得逾發濃重，戈巴契夫坐在主席臺上，像大廳裡其他人一樣震驚不已。對於莫斯科的知識份子們來說，在餐桌上高談闊論新生的獨裁政權是一回事，而領導層中第二號顯赫人物謝瓦爾德納澤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則是另一回事。這個位高權重、掌握無數秘密的人，到底知道什麼呢？

《今天》編輯部的每個人都驚慌失措。自從半年前波羅的海三國宣佈獨立以來，他們一直試圖維持自己已經獨立的幻象。他們不需要徵求許可，也不需要舉行全民公投，更不需要過多關注莫斯科的政治，因為莫斯科已無其他，不過是另一個外國勢力。現在這種幻象破滅了，難以為續。波羅的海國家的領導人總是可以信任謝爾巴德澤（至少遠超莫斯科政治圈的任何一個人），可現在他告訴他們，他們在午夜最擔心的惡夢即將成真。獨裁統治就要來臨。波羅的海人用思想和語言編織的幻象，無論再怎麼富有創造力和自信心，都無法阻止殘酷的事實。

翌日一大早，我飛回莫斯科，直奔克里姆林宮。在代表大會堂，軍官們成群結隊地在大廳裡走來走去。以前，將軍和海軍上將們似乎總喜歡在衣帽間附近聚集，遠離攝像機和記者。他們穿著橄欖綠和海軍藍，三五成群，在門口徘徊。他們似乎比其他代表更愛笑。畢竟，他們是革命同志。他們同甘共苦已經很多年。民主這東西嘛，就是一出鬧劇，一個雜耍。但現在，他們在大廳裡隨處可見，喋喋不休地向媒體吹噓他們如何尊重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不過，我親愛的美國朋友，不用害怕，一切盡在掌握，不必擔心政變或者右轉。一切安好。當我向戈巴契夫的軍事顧問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一位深受五角大樓威廉·克羅海軍上將喜愛的元帥——求證關於軍事政變的消息時，他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們還要告訴你們多少次？”他說。“放輕鬆！別胡編亂造了！”

在樓上的自助餐桌旁，共產黨的幹部們正在大快朵頤國家補貼的魚子醬、熏鮭魚、鱘魚、奶油蛋糕和茶。趁四下沒人注意，他們又多塞了十幾個三明治進公事包裡，以免以後餓肚子。

與此同時，激進派人士在走廊上來回踱步，像熱鍋上的螞蟻。維塔利·柯洛蒂奇臉上那種傻白甜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半開玩笑地說，他和朋友們已經開始計畫“去西伯利亞旅行”。阿法納謝夫比平時更加睡眼惺忪。那些還沒有回家的波羅的海人躲進洗手間拼命抽煙。謝瓦爾德納澤在演講中聲稱“民主必將勝利”，但他警告說，民主派、激進派人士一盤散沙、黨同伐異，明爭暗鬥、自私自利、心胸狹隘。他們做事急燥冒進、不計後果。儘管他的措辭相當隱晦，但他明確表示他們不能再依賴薩哈羅夫的道德權威——他已經不在了，或者戈巴契夫的政治力量——那是值得懷疑的。

最後，當大會接近尾聲時，一個民主派人士挺身而出、慷慨陳詞，使謝瓦爾德納澤的偉大姿態變得更有意義。阿列斯·阿達莫維奇，一名戰爭老兵，白俄羅斯最著名的作家，也是紀念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他從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來，沿著樓梯走上主席臺，握住講臺，似乎是為了保持平衡。阿達莫維奇說，戈巴契夫“是蘇聯歷史上唯一一位雙手沒有沾染鮮血的領導人，我們都希望這樣銘記他。”然後，他稍微轉過身，好像直接對戈巴契夫說似的。“但是，軍方將要發動一場血腥屠殺，然後他們會用血跡斑斑的手擦拭你的西裝。把一切都栽贓到你頭上。在西方，你被稱為政治天才。我希望你再次發揮你的智慧。否則，你將失去改革。”

事實上，改革看起來已經失去了。一天又一天，強硬派們堂而皇之地採取行動，沒有任何遮遮掩掩，也不玩什麼詭計花招。根納季·亞納耶夫，一個愚蠢的官僚、花花公子和酒鬼，現在成了副總統。謝瓦爾德納澤外交部長的職務被亞歷山大·別斯梅爾特內赫取代，後者是一個自由派，但缺乏前任的膽識和魄力。克格勃和內務部授權自己在所有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巡邏。亞佐夫上電視抱怨挑釁行為，並警告說只要他認為有必要，將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迎頭痛擊。克留奇科夫宣佈，為了維護各國家和平，他會不惜流血犧牲。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幸運的盧克”，令人毛骨悚然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總是迫不及待地把人民代表大會的發言權交給來自右翼派別“聯盟”的上校和瘋子們，他們每天都呼籲戈巴契夫下臺並宣佈緊急狀態。

這是一段醜陋的日子，每個人都預料到它會變得更加醜陋。雅科夫列夫表示，右派正在發起一場“心狠手辣、殘無人道”的反革命，簡直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但雅科夫列夫並沒有辭職，而是悄悄地離開了戈巴契夫的決策圈。戈巴契夫不再聽他的話了。他能做什麼呢？當我問雅科夫列夫對戈巴契夫任命亞納耶夫有何看法時，雅科夫列夫疲憊地笑了笑，說：“總統是個聰明人，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但是在很久以後，當他走出幕後時，雅科夫列夫告訴我，那年冬天，他看到了圍繞戈巴契夫周圍出現了一種“可怕的寧靜”，好像他的部長們都只是假裝服從總統，但過後又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慢慢地，他們把戈巴契夫變成了人質，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把戈巴契夫玩弄於股掌之間，因為此人太戀棧權力的寶座了。

列寧格勒自由派市長索布恰克是民主派人士中最冷靜的一個，當我在市政府總部馬林斯基宮見到他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局勢的本質。“我們現在正經歷從極權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的階段，專制和民主的力量並存，”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新的獨裁統治、軍事政變或對人民使用武力的危險。”雖然尚未發生，但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1990至1991年冬，莫斯科成為了職業報紙人夢寐以求的天堂。列恩·卡爾平斯基的專欄和《莫斯科新聞》只是黎明前的曙光。在共產黨報紙圍追堵截中，莫斯科從無到有、殺出重圍，一躍成為繼戰後紐約以來最令人興奮的報業城市。赫魯雪夫的“解凍”是一次自由化，從中誕生出一批真正的文學作品，而公開化則開啟了一個新聞時代，新聞調查、媒體頭條、時政評論和獨家報導如雨後春筍一般。

起初，《莫斯科新聞》和《星火》是公開化以後兩大中流砥柱。隨著公開化逐步發展為更真正的新聞自由，民主的天地霍然開朗。有些奄奄一息的報紙爭先恐後地轉投激進事業，尤其是發行量達2,500萬份的《共青團真理報》。《文學報》主打嚴肅的文化批評、政治分析以及尤裡·謝科奇欣關於克格勃的驚人調查。發行量達到3,000萬份的《爭鳴與探索》，是一種由兩百字的文章和事實陳述快速滾動的公告板。《消息報》內容詳實；而追求轟動效應的小報，還得看《檔案解密》的真實犯罪故事（“庫圖佐夫斯基大街謀殺案！”）和《都市快報》揭露地方醜聞。接地氣的《經濟人報》，由葉戈爾·亞科夫列夫的兒子弗拉基米爾編輯，報導新興的商業世界，讓年輕的企業家們知道哪個黑手黨家族控制著哪個地區，以及如何在黑市上找到廉價的電腦。在火車站和街角，小販們兜售波羅的海色情刊物、新布爾什維克的印刷品和盜版的戴爾·卡耐基《人性的弱點》，生意火爆。

強硬派一方則擁有《蘇維埃俄羅斯》，該報在1988年發表了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信件，以及即將到來的政變前的重要宣言，而《今天》（“精神反對派的報紙”）由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編輯，他是一位崇拜神權軍國主義的怪人，被親切地稱為“總參謀部的夜鶯”。在通訊社中，老大哥“塔斯社”與晚間新聞節目《時間》、以及《真理報》一道被掃進古董店。國際文傳電訊社和其他幾家媒體異軍突起，再現了美聯社在黃金歲月的蓬勃勢頭。國際文傳電訊社的首席記者維亞切斯拉夫·特列霍夫是一顆穿著棕色西裝的增殖反應堆，從早餐到午夜不停地糾纏政治家，源源不絕地發稿。

直到1988年或1989年之前，《莫斯科新聞》仍然是不安份的搗蛋鬼，總是搶在領導層的改革者之前摧毀偶像。難怪利加喬夫稱《莫斯科新聞》是一份“偽”報紙，這不足為奇。《莫斯科新聞》顯然是政治局中自由派的代言人。但正是由於《莫斯科新聞》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加上與戈巴契夫本人有著明顯的聯繫，使其在1990年和1991年開始逐漸失去影響力。隨著國家日益多元化，自由派知識份子對未來社會和政治的想法變得比戈巴契夫本人更加激進，葉戈爾·亞科夫列夫領導下的《莫斯科新聞》開始顯得有些畏手畏腳，慌亂不迭地保護自己最初的贊助人。

“不知不覺中，葉戈爾把《莫斯科新聞》辦成了《真理報》，”當時擔任雅科夫列夫副手的維塔利·特瑞提雅可夫說。“正如《真理報》是舊權力的發言人，他希望《莫斯科新聞》成為新權力、中間偏左派、以及戈巴契夫在政治局中的立場的發言人。當我擔任葉戈爾的副手後，我開始注意到中央委員會有多少訪客和電話，很明顯，這份報紙並非獨立運作。”列恩·卡爾平斯基比葉戈爾更激進，但《莫斯科新聞》只有在葉戈爾允許的範圍內，才會表現激進。葉戈爾有獨裁者的個性，這可能是必要的，但他總以為自己掌握終極真理，他聲稱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未經葉戈爾允許，我們中沒人敢越雷池一步。比如，你不能提到列寧，因為葉戈爾認為他無所不知。還有戈巴契夫：我們不能直接批評他。像列恩·卡爾平斯基這樣的人又能做什麼呢？畢竟，是葉戈爾把列恩從山窮水盡中拉出來，給他找了份活兒。”

到1990年夏，已有數百萬人退出蘇共。這個自稱為“改革的創始者”的黨——考慮到其雙手沾滿鮮血，這種自我標榜令人汗顏——已經失去了說服自己的許多黨員支持激進變革的力量。特瑞提雅可夫在《莫斯科新聞》內提議報紙的黨委會集體請辭。但是亞科夫列夫說不，他們應該“堅持下去”。像往常一樣，亞科夫列夫贏得了投票，包括卡爾平斯基的在內。

每一天，維塔利·特瑞提雅可夫都感到自己與報紙的同事們漸行漸遠。他39歲，不是戈巴契夫同一代的人，也沒有六十年代老布爾什維克那麼多的背景和黨內關係。他的父母都是工人。特瑞提雅可夫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政府印刷機構像製作香腸一樣大量生產的那種光鮮亮麗的宣傳雜誌：《蘇聯生活》，《蘇聯體育》，《蘇聯婦女》，不一而足。他在《莫斯科新聞》的工作是“一份肥差”，但他決定是時候辭職了。“我的想法是，”他說，“著手創辦一份新的報紙，一個更好的《莫斯科新聞》。”

1990年夏，當特瑞提雅可夫開始第一次策劃會議時，他幾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只知道不想把報紙的命運和風格與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或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成敗捆綁在一起。起初，他試圖吸引莫斯科一些最著名的作家加盟，但他們都拒絕了。沒有一個有家庭有地位的人願意為一場實驗、一個想法而冒險。特瑞提雅可夫第一個契機來自自由民主派在莫斯科市政府選舉中勝出。新市長加夫里爾·波波夫和他的副手謝爾蓋·斯坦克維奇對特瑞提雅可夫的想法很感興趣，給了他30萬盧布的啟動資金。沒有任何附加條件，波波夫說。令人驚訝的是，市政府官員們信守了諾言。他們從未將這份報紙視為己有，也從不干涉編輯方針或商業政策。“這只是對新聞自由化轉軌的一筆小投資，”斯坦克維奇道。

在創刊半年前，我就聽說過這份報紙了。一個夏天的午後，我趨車去鄉村小鎮佩列德爾基諾，拜訪年輕的戲劇評論家安德列·卡勞洛夫和他的妻子娜塔莎，後者是劇作家米哈伊爾·沙特羅夫的女兒。卡勞洛夫是一名我從未見過的、後來也再沒見過——至少在莫斯科沒有——的新聞大玩家。即使在改革初期，他也設法採訪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局委員和間諜頭子。他以某種方式讓那些明顯邪惡、卑鄙的人感到舒服，然後用其圓滑的魅力和尖銳的問題折磨他們。安德列的手腕是如此神奇，以至於他的一些競爭對手抱怨他一定有“見不得人的關係”。那天下午，在佩列德爾基諾的別墅裡，做客的還有一位40歲出頭的男人，名叫伊戈爾·紮哈羅夫。事實證明，紮哈羅夫是一個極端憤世嫉俗的人，他最鄙視的人就是自己。他在俄羅斯新聞社編輯宣傳材料多年。“我是公務員出身，”他說。“我從來不相信任何官方的東西：不相信共產主義，也不相信改革的可能性。我發表的也許全是狗屎，但我從不相信。你聽說過‘生活在別處’這句話嗎？”不知何故，與年長的理想主義者卡爾平斯基相比，後者與可惡的官僚們共事，同時又相信“其他事情”，似乎對他來說不那麼好。令人感慨的是，卡爾平斯基年輕時確實相信某些東西，後來又相信其他東西。而紮哈羅夫除了對一切事情感到絕望外，什麼都不相信，而這個國家突如其來的劇變使他的憤世嫉俗顯得毫無價值。有時候，卡勞洛夫和紮哈羅夫都讓我起雞皮疙瘩。因此，當他們開始告訴我他們與維塔利·特瑞提雅可夫一起創辦一份名為《獨立報》的新報紙時，我不僅認為它會失敗，我還希望它失敗。

我忘記了那次討論，直到6個月後我從里加乘飛機回莫斯科，那是謝爾德納澤辭職的第二天早上。在飛機上，我借了2份陌生的大報紙——《獨立報》第一期和第二期——打開一看，大吃一驚。《獨立報》創刊號的頭版刊登著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大頭照——一群粗魯的人，看起來就像漫畫《至尊神探》中的惡棍：“平頭”、“碎嘴”和其他人。照片上方是3行通欄標題：“他們統治我們：但我們對他們，這個國家中最有權勢的人又瞭解多少？幾乎一無所知……”在第5版，尤裡·阿法納謝夫發表了一篇絕對是當年最深刻、最有預見性的政治評論文章：《我們正在走向獨裁》。阿法納謝夫巨細靡遺、鞭辟入裡地剖析了戈巴契夫的“悲劇”，即他自身的人格缺陷和政治局限性使他很容易受到政權中強硬派共產黨人的制約。這種對戈巴契夫尖銳的政治批評，正是《莫斯科新聞》無法發表的。最後，在創刊號第8版——即封底，特瑞提雅可夫刊登了一則聲明，宣稱“在蘇聯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份獨立於政治利益的報紙。他承諾《獨立報》將會是這樣一份報紙。第二期以《謝瓦爾德納澤拂袖而去。軍工複合體屹立不倒。戈巴契夫將如何選擇？》為頭條。幾頁之後，卡勞洛夫採訪了克格勃第二號人物菲力浦·鮑布科夫——正是20年前審訊列恩·卡爾平斯基的那個人，精彩紛呈。

在《獨立報》創刊的頭幾周，有一天，我跟卡勞洛夫一起去報社的辦公室。當我們走在盧比揚卡廣場附近泥濘的街道上時，他試圖向我出兜售——真的——一些關於莫斯科大劇院的瘋狂的間諜故事文件。現在在莫斯科，有償新聞大行其道。當被要求接受採訪時，一些克里姆林宮官員毫無廉恥。“多少錢？”他們會問。當我拒絕了卡勞洛夫關於莫斯科大劇院的“提議”，並向他解釋不能花錢買資訊的規定時，他似乎既困惑又受傷。“況且，沒有我，你永遠找不到那個地方，”他說。“至少你欠我這個。”《獨立報》辦公室坐落在一個不起眼的庭院建築裡，離盧比揚卡廣場不遠。當時，報社與“黎明”印刷公司共用這棟大樓。隨著報社日益發展壯大，印刷廠最終搬了出去。剛開始，報社只有20名員工，每週出版3期，後來增加到200名員工，每週出版5期。當我第一次訪問這個辦公室時，這裡到處都是紙張和諷刺性紀念品——褪色的老政治局成員肖像是一大特色。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像好幾天沒睡覺、沒洗澡、沒刮鬍子的樣子。

特瑞提雅可夫最想做的就是模仿西方報紙的風格。他的員工看起來像《村聲》，但他渴望擁有《紐約時報》的水準和內容。“你可能會覺得這很滑稽，”在一次談話中，特瑞提雅可夫告訴我，“但我想創辦蘇聯時代第一份西方式的、受人尊重的、具公信力的報紙。”

被資深行家拒絕後，特瑞提雅可夫在任何地方尋找記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曾在二三流出版物、電影和戲劇季刊、波羅的海地下刊物、共青團日報工作過。有些人根本沒有經驗。他們是生物學家、秘書、工人、學生、外交官，一應俱全。不管有沒有技能，他們都一致蔑視所有“蘇聯佬”——“蘇聯”的俚語。（工作人員最喜歡的一封早期讀者來信寫道：“祝賀你們：你們既不親蘇聯也不是反蘇聯，你們只是非蘇聯佬。”）他們都很年輕，沒心思與長輩們爭論這些問題。對這些孩子們來說，像列恩·卡爾平斯基這樣的人的意識形態無關緊要，只是有點可悲。

該報經濟版編輯米哈伊爾·列昂捷夫就是一名典型的雇員。他曾在莫斯科普列漢諾夫學院攻讀經濟學，但為了避免“為政權做白癡工作”，他退出了學術界，多年來一直從事修復古俄羅斯傢俱的工作。他幾乎從不寫作，他告訴我：“何必呢？”1989年，他曾為拉脫維亞報紙《覺悟》發表了一篇頗有遠見的文章，題目為《新共識》，探討法西斯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軍事領導人組建聯合陣線的發展情況。“那大概是我所能做的極限了，”列昂捷夫說。“我無法為任何一家舊報紙工作。來到這裡，發現《獨立報》，仿佛是我們所有人一直在等待的機遇。我們報紙報導經濟的出發點是，我們不需要為馬列主義或資本主義哪個是正確的道路而爭執不休。這場辯論已經死翹翹了。我們真的需要為在效率和社會福利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而鬥個你死我活嗎？難道非要搞清楚市場規則最終是否正確嗎？我不這麼認為。我不會在報紙上報導共產主義或其他任何宗教。那關我屁事。”

那年冬天，政治氣氛陰鬱，種種跡象表明，軍隊、克格勃和共產黨正形成一個公開的聯盟，反對國家進行激進化改革，這種不祥的徵兆立刻讓《獨立報》油然而生一種使命感。在最初的一個多月裡，閱讀《獨立報》的莫斯科人對即將到來的政治動盪有一種理解和預感。但《莫斯科新聞》則不同，它仍然將其報導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儘管政府部門已不再對《莫斯科新聞》實施審查制度——這些制度要麼被撤銷，要麼變得完全溫和——但這間老報社的內部卻產生了各種自我審查，好讓戈巴契夫的聲望與和解凍一代的舊希望可以受到尊重並繼續延續下去。

一周又一周，《獨立報》都在莫斯科重新定義報紙，而一位名叫謝爾蓋·帕爾霍緬科的27歲記者一直是該報最犀利的政治評論員。作為新聞世家的第三代傳人，早在1989年5月，帕爾霍緬科首次報導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時，即在《戲劇》季刊上一戰成名。他稱那篇文章為“戲劇評論的終極體驗”。戈巴契夫扮演偉大的改革家，薩哈羅夫飾演征服的聖人，而共產黨的官僚們則化身邪惡的合唱團。“想像一下，如果你們美國通過電視直播立憲會議，”他說。“舊制度每天都在一點一滴滅亡，沒有任何戲劇能夠如此徹底地改變觀眾。”

一天晚上，我陪謝爾蓋一起去《消息報》社，《獨立報》在那裡印刷。他是值班編輯，在印刷廠和編輯部之間充當聯絡人，協助辦公室的編輯們不斷把遲交的稿件塞進報紙。他早上已經寫好了一篇專欄文章，下班後還為其他刊物寫了幾篇報導。像莫斯科許多優秀的年輕記者一樣，帕霍緬科發現自己可以通過為外國新聞機構打工來賺取一些硬通貨，比如他所服務的法國官方通訊社——法新社。事實證明，這種經歷大拓展了他對新聞的理解。“通過與法國人合作，我體驗到了真正的新聞報導，”他說。“這是一種新的遊戲。誰能第一個獲取資訊？誰能找到消息來源？以前都是‘我認為這樣’，‘我認為那樣’。現在遊戲規則改變了，我喜歡這種變化，這些技能正是我所需要的。你看，我不知怎的一直知道我會在《獨立報》這樣的地方工作。我本能地知道這一點。我想尋找一片純淨的熱土。那兒有更激進的出版物，但我對比拼誰最激進或最自由不感興趣。我無法忍受和諧共生。”

在莫斯科，帕霍緬科以評論文章而名聲大噪，主要是因為他拒絕為任何政治家或政黨月臺，同時他也是一個天生的調查記者。他率先披露了一樁驚天大醜聞：中央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在經營一個擁有14個巨大房間的作坊，製造假西方護照。他報導說那裡有假郵票，幾十個外國國家的空白護照表格，甚至還有假鬍子、假髮和帽子，用於拍攝護照照片。

調查報導是《獨立報》頭版的招牌。該報一對20多歲的伉儷安雅·奧斯塔普丘克和濟尼亞·克拉斯尼科夫，在報紙上搶先刊登了一份共產黨提出的支持“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新綱領，從而激怒了黨。安雅的方法“非常簡單且非蘇聯式”。她來到中央委員瓦西裡·利比茨基的公寓，詢問有關綱領的情況。他給了她一份由戈巴契夫的助理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起草的23頁檔，並說她可以閱讀，“但不能做筆記，也不能錄音”。

“然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安雅道。“利比茨基說他得去隔壁房間接個電話。”他一離開，我就拿出答錄機，以最快速度讀了起來。他沒有及時回來阻止我。我讀完了文件。但我確定他希望我這樣做。這太有趣了。”

手捧這條獨家新聞，特瑞提雅可夫驚掉了下巴。在《莫斯科新聞》，他的上司絕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太危險了，明顯缺乏尊重。但特瑞提雅可夫立即發表了這篇報導。在致讀者的編者按中，他幽默地寫道，通常情況下，《獨立報》不會刊登任何政黨的宣言和綱領，“因為那是一種廣告形式”，他補充道，“但是我們寧可不要一分錢。”

次日，當莫斯科每一家報紙都爭先恐後追蹤報導綱領時，帕霍緬科很快領教了什麼叫權力的傲慢。在莫斯科郊區新奧加廖沃舉行的一個小型深夜新聞發佈會上，戈巴契夫看著記者們說：“好吧，那麼這裡有誰是《獨立報》的記者?”

國家電視臺的記者，一個陰陽怪調的勢利小人，臉色蒼白、渾身顫抖。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他指著帕霍緬科說。

“你從哪裡偷來的？”戈巴契夫說。

“我不能說，”帕霍緬科說。

“為什麼不？”

“因為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方式。”

新聞發佈會結束後，戈巴契夫的兩名助手試圖從帕霍緬科口中套出情報。“噢，識相點，”其中一人說。“你可以告訴我。我不會說的！”

沙赫納紮羅夫則告訴我，當他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大作時，感到非常震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我們還不習慣這做方式，”他說。

有時候，特瑞提雅可夫和紮哈羅夫這兩位報紙發起人被他們旗下的記者嚇到了，他們的冷酷無情、無所畏懼的勇氣。他們非常清楚記者們的經驗不足，對可靠性和平衡度瞭解甚少。通常，記者們提交的報導只是一些看似太好以至於不值得核實的謠言。但是，儘管高級編輯們經常要求更多的報導和大量的改寫，他們很少刪掉任何內容。特瑞提雅可夫唯一槍斃的報導，是卡勞洛夫試圖向我兜售的關於克格勃和莫斯科大劇院的垃圾。

“這些孩子之所以投身調查報導，是因為他們不僅不害怕體制，甚至不尊重它，”紮哈羅夫說。“這些孩子自大愚蠢、沒有教養、不守紀律；他們只活在當下。他們不關心昨天，也不曉得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他們沒有偏見。他們不會考慮未來，也不會懷疑克里姆林宮的某個人會怎麼想。他們就這麼幹了。”

年輕的記者們還改變了報紙的語言。他們摒棄了蘇聯時期機械的官僚作風和空洞的狂熱口號。“我們不說《真理報》那種語言，”帕霍緬科說。這種變化令人難以置信。在去俄羅斯之前，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修了一門叫做“俄羅斯新聞”的課程。幾個星期裡，我們背誦了無數政治的八股文：“會談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舉行”；“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兄弟國家將在下周與帝國主義者進行談判”等等。這是一種叫做新話的語言，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蘇聯那樣達到荒謬絕倫的程度。但是《獨立報》的年輕記者從未這樣寫——或者至少沒有長時間這樣寫。儘管像列恩·卡爾平斯基這樣的人仍然很難把新話從他的文章中剔除出去——“我盡力了，但並不總能清理乾淨”——《獨立報》的記者們可沒有這樣的劣勢。

“打一開始，我們就試圖模仿西方語言，”帕霍緬科在印刷廠說。“在俄語中，從來沒有過一個文明國家的政治語言。”

雖然花了點時間，但我現在對領導右派保守主義的人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一天晚上，我去了紅軍劇院，右派媒體承諾這將是一次“愛國主義大聯歡”的晚會。劇場裡座無虛席，幾乎每個人都穿著制服：灰褐色的軍裝，黑色的道袍，還有一位穿著巧克力棕色西裝的作家。舞臺上，一個名叫費奧多爾的神甫，他的袍子上綴滿了軍功章，滔滔不絕地讚美俄羅斯戰士的偉大，“她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她的德米特裡·頓斯科伊，她驕傲的騎士。”

“上帝是我們最偉大的將軍！”他大喊道，而上帝的“部下”們，也就是那些被公車送來觀看演出的十幾歲新兵們，恭敬地鼓掌。

“那亞佐夫呢？”其中一個少年低聲問我，“他不是我們的將軍嗎？”

瓦連京·拉斯普京，一位以道德義憤和抨擊貝加爾湖生態破壞而聞名的西伯利亞小說家，坐在舞臺一側，對所有演講都莊重的點點頭。拉斯普京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他關於鄉村沒落和共產主義摧殘精神的故事，即使那些鄙夷他右派政治立場的批評家也對其表示尊重。但他不僅僅是保守派。拉斯普京還是一個仇恨者，一個沉思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將布爾什維克的罪行歸咎於猶太人。這還是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的。在俄羅斯作家協會的聚會上，他更不加掩飾。

多年來，右派分子一直衣食無憂。他們控制著工會，過著體面的生活。但現在，隨著野蠻人逼近，他們甚至準備組建最奇怪的共同戰線。拉斯普京為首的文學民族主義者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官方神職人員，以及紅軍的阿赫羅梅耶夫和亞佐夫，克格勃的克魯奇科夫等人結盟，他們都是公開的共產主義者和党的領導人。這是一幅令人困惑的畫面。但當我那天晚上坐在紅軍劇院時，我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語言，一種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神權政治無關的語言。這個“愛國者”聯盟的統一旗幟是帝國的形象，廣闊而強大，獨特而神聖。民主、搖滾樂、股票市場、外國企業、獨立運動、自負的猶太人、波羅的海人和亞洲人都在蠶食帝國。

在神甫為軍隊賜福、拉斯普京為俄羅斯母親祈福之後，軍隊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之一，根納季·斯捷潘諾夫斯基中將發表了最後的祝福。他說，民主派“正在拍賣我們的坦克，摧毀我們的紀念碑，破壞我們在波羅的海地區為自由而戰的能力。但他們不會得呈。他們無法抹去我們偉大的歷史。”就像史達林在戰爭期間一樣，斯捷潘諾夫斯基希望偉大的民族主義能夠發揮神奇的力量，把大家團結成一股繩。這一次，敵人不是納粹，而是整個世界，以及它的先頭部隊——民主異教徒們。

那天晚上的儀式過後，我翻閱最新一期《青年近衛軍》，這是新意識形態的代表期刊。上面充斥著陳詞濫調：“[葉利欽的]俄羅斯是西方猶太複國主義的傀儡，不費一槍一彈。人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個將世界捲入另一場世界大戰的企圖，在這場戰爭中，俄羅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將成為廉價的炮灰。針對我們的新一輪歷史性種族滅絕正在緊鑼密鼓地謀劃中。”另一篇文章警告說，我們要“提防帶禮物的陌生人”和來自波蘭的“致癌洗髮水”，來自越南的“受污染的麵包盒和購物袋”，當然還有美國的巨無霸漢堡（“速度太快，非常不健康”）。

最有權勢的強硬派——克留奇科夫、普戈、亞佐夫和盧基揚諾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謝瓦爾德納澤所警告的軍事政變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因此最好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他們的領導。他們只需擺出威脅性的姿態，發佈令人不寒而慄的聲明，但總體來說，還是讓其他人去做最骯髒的工作。在那個寒冬臘月，政變的代言人是來自拉脫維亞的陸軍上校維克托·阿爾克斯尼斯。憑藉高高的黑色蓬蓬頭和黑色皮夾克，阿爾克斯尼斯在自由派媒體中被稱為“黑上校”，是強硬派中的達斯·維達。他熱愛自己的角色，每次出現在公眾舞臺上都齜牙咧嘴、面部猙獰。

“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反動的人渣！”他曾經對人民代表大會說。（誰會懷疑這一點呢？）然後他撅起下嘴唇，露出墨索里尼兇神惡煞的目光。誇張的形象，巨大的邪惡，正是這個角色所需要的，而阿爾克斯尼斯將之演繹得淋漓盡致。相比之下，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和克留奇科夫這樣的人卻認為自己顯得溫文爾雅。

作為代言人，阿爾克斯尼斯代表蘇聯在拉脫維亞的軍事基地。他並不討人喜歡。他的姑姑曾挨家挨戶串通反對他。但阿爾克斯尼斯贏了，在從阿富汗和東歐撤軍、與西方簽訂軍備控制條約以及削減國防預算的“羞辱”之後，他承諾要恢復“軍隊的榮譽”。隨著蓋達爾·阿利耶夫和葉戈爾·利加喬夫等黨內元老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阿爾克斯尼斯攜手來自哈薩克的夥伴尼古拉·彼得魯申科上校，在盧基揚諾夫微妙地支持下組成了聯盟派。聯盟派是右翼一個非常有效的武器。正是聯盟派施壓，迫使戈巴契夫解雇了他的自由派內政部長瓦季姆·巴卡京，並用強硬派的伯里斯·普戈取而代之。正是聯盟派不斷譴責謝瓦爾德納澤的外交政策為叛國罪。當謝瓦爾納澤辭職時，他憤怒地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人保護他，反對那些“戴著上校肩章的小屁孩”。

阿爾克斯尼斯的祖父雅科夫曾在1930年代擔任空軍總司令。1937年5月，在大清洗高潮期間，雅科夫·阿爾克斯尼斯是三人軍事法庭的成員，該法庭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名，下令將當時最傑出的軍事家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定罪並處死。不過，阿爾克斯尼斯也陷入了那時代的迴圈怪圈。在審判圖哈切夫斯基八個月後，他被逮捕並槍殺。

“那是複雜的時代，”孫子淡淡地說道。

我在莫斯科大飯店的套房裡見到了“黑上校”，這兒是最高蘇維埃外地代表的大本營。阿爾克斯尼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說：“如果你想稱呼我為保守派，請便。”一句奇怪的問候語，但他確實不是一個普通人。即使在燠熱的房間裡，阿爾克斯尼斯從未脫下他的黑色皮夾克。他就像一個少年，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自己頭髮的長度和牛仔褲的剪裁，仿佛第二層皮膚。他的外表就是他的宣言。他始終擺出一幅嫌惡和鄙視的表情，並很快宣佈他很討厭見到我這個“撒謊成性的資產階級媒體”的代表。但與此同時，他又急切地想表達自己對克里姆林宮當前這種溫馴而膽怯的作風極大的不滿。“現在的蘇聯就像丘比特一樣：全副武裝、赤身裸體，想把愛強加給每個人。”他說。“儘管很可悲，但如今是‘新思維’和‘人類普世價值’的天下，實際上，蘇聯已經失去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人們對待它就好像它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似的。我們現在被欺負得夠嗆！”

我問，這種積弱全是謝瓦爾德納澤的錯嗎？

“改革的最後一個神話正在破滅：那就是我們美妙的外交政策神話，”他說，接著開始列舉種種屈辱，被一個甘願在競爭對手面前貶低自己的政府“出賣”，接受每一次讓步，放棄每一個“利益”，只為得到從未到來的經濟援助。這太欺負人了！而現在，他說，華盛頓正在支持波羅的海獨立運動，這將撕裂蘇聯，導致內戰。“看看拉脫維亞人民陣線的技術設備，多少部傳真機、電腦和錄影機。那玩意只能用外匯才能購買，而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貨幣。所有一切都是從西方通過各種慈善機構獲得的。我熟知蘇聯情報部門收集的檔，很清楚西方採取了什麼措施支持波羅的海國家的分裂分子。全靠那些如假包換的政府組織在背後撐腰，他們才如此猖厥。

“西方，”他繼續說。“有一個要分裂蘇聯國家的正式計畫。布希的聲明難道不表明他支援波羅的海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嗎？施壓不就證明了這一點嗎？我認為是的。這就是所謂的掐脖子，是一種政策……西方千萬百計想從政治版圖上扳倒蘇聯這個超級大國。他們已經成功將蘇聯從意識形態敵人中抹掉。現在他們想把我們從世界舞臺上清除出去。而實現這一切根本不需要動用武力，他們完全是通過利用蘇聯內部正在發生的進程。西方國家認為他們現在可以居高臨下地對我們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過去，他們把蘇聯看作是擁有導彈的上沃爾特。現在他們只把我們看作是上沃爾特。沒有人再害怕我們了。”

阿爾克斯尼斯最希望別人畏懼他。這就是他的角色，給恐嚇行為一個面孔。他希望民主派和獨立運動害怕暴力的可能性；他希望西方國家害怕自己干涉的企圖。恐懼，這個在5年改革中被削弱的東西，仍然是強硬派唯一剩下的武器。其他一切——意識形態、對光明未來的希望——都已喪失、被遺忘。

阿爾克斯尼斯甚至為不久的將來描繪了一個藍圖，諸如：解散民選議會，逮捕所有反對者（“蘭茨貝吉斯、葉利欽，不管採取什麼手段”），控制媒體，成立一個“救國陣線”來掌權。我說這聽起來很像1968年布拉格的重演，甚至乎，更像波蘭的戒嚴令。

“是的，”他說，“你不應該忘記，波蘭的戒嚴令阻止了內戰的爆發。它維護了波蘭內部的政治穩定，使改革和平過渡成為可能。”至於戈巴契夫，他說，可以扮演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的角色。“然後一切都會好起來。經濟形勢和國內政治形勢將趨於穩定。戈巴契夫可能不希望這樣，但他沒有能力左右局勢。事態已經發展得太過嚴重，戈巴契夫成了自己政策的人質。事情已經超出他的控制。這項政策必將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援。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事態將蔓延到街頭。屆時再採取任何具體行動將非常困難。情況就是如此，一切都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發生。”

1991年1月13日，坦克開進立陶宛。

一年多來，克格勃和軍隊一直在立陶宛開展行動，旨在恐嚇民選政府和人民。他們逮捕和毆打逃兵役者；他們佔領各種公共建築、研究所和印刷廠；他們發起鋪天蓋地的宣傳活動，試圖讓居住在那裡的俄羅斯人、波蘭人和猶太人相信立陶宛人會將他們變成三等公民；他們舉行軍事“演習”，包括在午夜派出幾十輛坦克轟隆隆地駛過議會大廈；他們成立了一個救國委員會，由少數仍然忠於莫斯科的立陶宛共產黨官員領導。

一年多來，他們一直暗示要發動全面進攻，推翻立陶宛政府。1月13日淩晨2點左右，行動開始了。救國委員會宣佈自己掌權，並試圖接管所有的通訊手段。在克格勃和地面部隊指揮官瓦連京·瓦連尼科夫將軍的指揮下，士兵們向聚集在維爾紐斯電視塔的示威者開火。至少有14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他們被槍擊、毆打或被坦克履帶碾壓。

但這是一次拙劣的行動。那怕作為暴徒，政變組織者也是可恥的失敗者。暴力只會加劇對莫斯科的仇恨。控制媒體的嘗試也無功而返。《共和國報》繼續每天發佈目擊者的報導。距離維爾紐斯兩小時車程的考納斯電視臺加大了信號強度，把同樣的畫面傳送給CNN、BBC和其他外國電視臺。策劃這次行動的人認為，西方媒體會因為專注海灣戰爭而對立陶宛不感興趣。他們認為，布希政府會因為莫斯科支持盟軍打擊薩達姆·侯賽因而不會公開表現出太多的憤怒。這樣想不無道理。美國人已經花好幾小時在CNN上“觀看戰爭”了。立陶宛人絕望地認為，西方會忽視一系列事件，而這些事件很可能意味著嘗試改變蘇聯的革命宣告失敗。

“當然，這取決於你站在那一邊，但我相信，從長遠來看，你現在在蘇聯看到的一切將比海灣戰爭更有歷史意義，”立陶宛薩尤季斯陣線領導人阿爾吉曼塔斯·切科利斯對我說。“我相信沒有人懷疑盟軍在伊拉克必將取得勝利，但在蘇聯誰會勝利呢？會流多少鮮血呢？這不僅僅是波羅的海小國，甚至蘇聯單方面的問題。這個國家事態的發展將對歐洲、乃至美國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

淩晨4點半左右，我的同事邁克爾·多布斯向我口述了他在維爾紐斯的第一份現場報導。我睡了幾個小時，然後直奔馴馬場廣場。如果有任何示威活動，那肯定會在馴馬場廣場舉行，這是克里姆林宮大門附近的一個展覽館。幾百人在寒風中聚集。那些有收音機的人將頻道調到了BBC或自由電臺。莫斯科主要的電視臺和廣播電臺都沒有播放任何有關立陶宛的新聞，只是說發生了某種“事件”，當然了，一切責任在現政府。但自由電臺和BBC基本上是重複維爾紐斯的西方記者發表在周日早報上的報導。

廣場上群情激昂：“戈巴契夫是波羅的海的薩達姆·侯賽因！”另一塊標語牌上寫道。“打倒劊子手！”

我遇到了謝爾蓋·斯坦克維奇，一個長著迷人的娃娃臉的政治家，現任莫斯科副市長。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正穿著牛仔褲和T恤競選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非常之憤怒。他入黨是因為戈巴契夫的承諾，並且為了捍衛總書記而與朋友們進行一夜又一夜的政治爭論。“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不會再有了，”他說。“我受夠了戈巴契夫。你不能讓自己被欺騙那麼多次。”

尤裡·阿法納謝夫登上講臺，宣佈將向中央委員會大樓進軍，即位於舊廣場的蘇共總部。“維爾紐斯的殺戮是反動集團——將軍、克格勃、軍工複合體和共產黨首腦——獨裁統治的產物，”他對一小群人說。“而那個黨的獨裁統治的首腦就是改革的發起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

我們沿著馬克思大街向中央委員會行進，經過克格勃拐角處一系列陰森而莊嚴的建築物。一隊員警已經用鋸木架和一排停放的公共汽車封鎖了該地區。但眾人視若無睹，他們簡單地繞過障礙物，朝著共產黨總部的入口走去。一名男子沖過員警身邊，把一個6英尺高的十字架插在大門前。有一段時間，人們朝著建築物的窗戶和偶爾進來上班的機關幹部大聲抗議。然後員警重新集結，再次切斷了遊行者的道路。眼看衝突即將演變成流血事件。斯坦克維奇和其他民主俄羅斯的領導人出面說，最好還是解散，“回家再想辦法”。

立陶宛的未遂政變改變了那些仍然忠於共產黨改革理念的中年知識份子的一切。他們是戈巴契夫一代人，《莫斯科新聞》的一代人，他們失去了自戰爭結束和黨的二十大以來一直懷抱的夢想。當《獨立報》年輕的工作人員在報導立陶宛未遂政變的故事時，顯得應付裕如、遊刃有餘，從過去幾個月下來一氣呵成，反觀《莫斯科新聞》的記者和編輯們則突然經歷了一次意識形態巨變。維爾紐斯流血事件讓他們徹底失去了對戈巴契夫的信心。列恩·卡爾平斯基、葉戈爾·亞科夫列夫和包括高級黨校的維亞切斯拉夫·肖斯托科夫斯基與電影《懺悔》導演滕吉斯·阿布拉澤在內的一長串六十年代一輩，在《莫斯科新聞》頭版上共同簽署了一份聲明，稱正處於“垂死掙扎”中的戈巴契夫政權在立陶宛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在維爾紐斯血腥星期天之後，我們總統最喜歡的標籤——‘人道社會主義’、‘新思維’和‘歐洲命運共同體’——還剩下什麼？幾乎一無所有。”

長期以來，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希望實現一個人道的社會主義。他們對傳統權力結構，即党領導一切的思想感到滿意。畢竟，他們不都是黨員嗎？對他們來說，其他政黨的想法是外來的、資產階級的。像伯里斯·葉利欽和維陶塔斯·蘭茨貝爾吉斯這樣無禮的人，讓他們感到不舒服。葉戈爾·亞科夫列夫特別不喜歡葉利欽，從來不喜歡他攻擊戈巴契夫或者自我吹噓的方式。現在，《莫斯科新聞》與他們那一代的人別無選擇，只能去找戈巴契夫曾經如此惡毒地稱為“所謂的民主派”的人。

“立陶宛的悲劇不應該讓我們感到絕望，”聲明繼續說道。“在反對獨裁和極權主義進攻的同時，我們將希望寄託在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導層身上。”

《獨立報》的讀者以憐憫和倨傲的眼光看待《莫斯科新聞》的轉變。“事實上，我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人直到坦克開進維爾紐斯的時候才決定做切割，”伊戈爾·紮哈羅夫說。“這就像試圖搞清楚，為什麼一個恨了丈夫20年的女人，在經歷了一件小事之後，終於有一天決定站起來，走出家門，再也沒有回來。”

也許年輕人永遠無法理解，《莫斯科新聞》的編輯們為了自己的夢想和理想，經歷了怎樣一個漫長而痛苦的掙扎。在立陶宛一月事件後不久，葉戈爾·亞科夫列夫邀請卡爾平斯基和其他幾個朋友到他的公寓參加60歲生日派對。“那是一群彼此不知道該說什麼的人的聚會，”亞科夫列夫的兒子、商業報紙《經濟人》的總編弗拉基米爾說。“他們過去的活力已經消失，周圍的世界也不再是他們的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如何與這個新世界相處。這種感覺就像你在俄羅斯某人去世40天后的聚會上看到的一樣。再沒有人哭泣，但也沒有人知道該說什麼。這些生日聚會過去總是那麼歡天喜地。現在只剩下沉默，寂若死灰。”

當報紙上演他們世代交替的大戲時，最殘酷的鬥爭在電視打響。維爾紐斯的暴力場面發生在城市邊緣的混凝土電視塔，這再合適不過了，因為這場革命也是一場爭奪蘇聯每個人思想的戰鬥。“電視形象就是一切，”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曾說，而現在雙方都明白了這一點。對於保守派來說，重新奪回電視不僅僅象徵著打敗民主。這將是結局的開始。

流血事件發生一周後，我趕到達維爾紐斯，年輕的紅軍士兵仍然駐紮在電視塔周圍，像守護著全立陶宛最寶貴的財產一樣。也許確實如此。士兵們肩背AK-47，臉上流露出緊張、驚恐的表情。全都是18、19、20歲的孩子，其中許多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執行攻擊任務的精銳部隊已經撤離。

在鐵絲網圍欄外，通往塔樓的斜坡上，一位立陶宛雕塑家用木頭雕刻了一個哭泣、憔悴的基督，這是一個戈雅畫作中的形象。人們為基督建造一座神殿，周圍擺滿了蠟燭和鮮花。青少年們來到這裡，坐在泥濘的山坡上，播放立陶宛民歌的磁帶，仰望著冬日蒼茫的天空。

幾英里外的公路上，數千名支持獨立的立陶宛人用臨時路障把議會大廈團團圍住，以阻擋蘇聯軍隊下一波進攻。他們使用了大塊澆築的混凝土、廢鋼鐵、沙袋、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大樓外，人們坐在寒風中，有些人圍著油桶篝火。有個人用十幾本《蘇聯共產黨史》生了一堆火。鐵絲網切斷了通往議會大廈正門的道路，上面掛滿了憤怒的人們投擲的象徵物：塑膠機槍、水槍、小學生畫的坦克水彩；還有戈巴契夫的殺手肖像、戈巴契夫與史達林親吻的漫畫、戈巴契夫把立陶宛人塞進絞肉機的畫像；有些人把他們的紅色黨員證釘在鐵絲網頂端，使圍欄看起來枝葉扶疏、秋意盎然。在議會大廈內，每個人都在等待下一步行動。軍隊是否會攻佔電視大樓？蘭茨貝格斯待在辦公室裡，每晚在沙發上睡幾個小時。他拒絕回家，因為擔心被綁架，或者更糟。從紅軍部隊逃出來的孩子充當臨時警衛。他們攜帶古老的獵槍、生銹的刀子，還有你在好萊塢西部片中經常看到的那種笨重的左輪手槍。在樓上的新聞發佈廳，年輕的志願者向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發送傳真和電報：公告、求助信、總統的正式聲明。電視全天候24小時播放。我們觀看英國天空頻道和CNN的節目，瞭解世界各地的情況，晚上則收看《時間》，掌握莫斯科宣傳路線。當海灣戰爭的新聞完全淹沒了他們的危機時，立陶宛人絕望了，感覺自己徹底被西方媒體所拋棄。大樓裡的傳言讓每個人都心驚肉跳：“就是今晚了。”“明天早上他們要進入拉脫維亞。”“屋頂已經被破壞了，所以直升機無法降落。”立陶宛處於緊張崩潰的邊緣，但沒有人退縮。

“我們為什麼不能贏？”蘭茨貝吉斯問。

起初，莫斯科有過一些英勇的抗爭，試圖繞過審查機構，傳遞資訊。大膽敢言的深夜節目《電視新聞服務》播出了士兵在電視塔附近毆打立陶宛人的畫面。列寧格勒的綜合節目《第五輪》還播放了毆打和槍擊的錄影。

但克里姆林宮的新電視沙皇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一個鷹鷙的酷吏——迅速封鎖了所有關於立陶宛的資訊傳播。作為管理中央電視和廣播電臺的龐大官僚機構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的負責人，克拉夫琴科幾乎扼殺了所有敢於獨立報導新聞的重要節目。很快，克拉夫琴科又取締了俄羅斯改革時期最新銳的公開化雜誌之一《觀點》；他審查《電視新聞服務》的報導；他打壓《時間》欄目初露頭角的獨立精神，使其回到勃列日涅夫的鼎盛時代。

一天下午，在最高蘇維埃的大廳裡的，一位元記者問克拉夫琴科，他對廣播節目有什麼要求。

“客觀，”克拉夫琴科說。

“誰來決定什麼是客觀的？”

“我決定，”他說。

克拉夫琴科明確表示，中央電視臺應該反映總統的觀點，而不是攻擊總統。“國家電視臺沒有權利批評國家領導人，”他告訴《獨立報》。許多節目被禁播後，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別有用心和玩世不恭的東西。正如党曾經利用信仰治療師阿納托利·卡什皮羅夫斯基來安撫一個受傷的國家一樣，他們現在用其他轉移注意力的垃圾填滿整個波段。《奇跡園》是一檔美國廉價節目《幸運輪》的山寨版，轟動一時。參賽者們排隊爭奪諸如水晶戒指或一盒汰漬洗衣粉之類的奇跡。克拉夫琴科還播放職業摔跤、美國記者傑拉爾多·裡維拉採訪侏儒易裝癖、迷你劇《貓王之死》、矯情的二戰紀錄片和捷克肥皂劇《郊區醫院》。克拉夫琴科願意嘗試任何對大眾有效的精神鴉片。在維爾紐斯流血事件發生的次日，全國各地城市舉行莊嚴的遊行，隆重紀念死者，克拉夫琴科卻播放《亞歷山大秀》，這是一檔如此低俗的綜藝節目，估計連韋恩·牛頓也會難為情。

在頭版社論中，《莫斯科新聞》編輯和他們的支持者回應索爾仁尼琴在《活著，並且不撒謊》中的號召，並向他們的同行大聲疾呼：“我們呼籲記者和新聞工作者：如果你們缺乏勇氣或機會說出真相，至少不要撒謊！謊言再也騙不了任何人。這在今天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由於國家控制仍然相對嚴格，電視記者比平面記者更難遵從自己的良知。塔蒂亞娜·米特科娃在《電視新聞服務》播放了內政部長伯里斯·普戈關於立陶宛的、荒誕的證詞錄音。普戈為維爾紐斯行動所作的辯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當鏡頭再次切回米特科娃，她說：“很遺憾，這就是《電視新聞服務》所能提供的全部資訊。”她已經盡力了。

在考納斯，立陶宛電視製片人建立了一個轉播系統，使他們的節目可以覆蓋所有波羅的海國家、芬蘭南部和波蘭東部。當考納斯黨委書記上電視為襲擊辯護時，主持人盯著他說：“維爾紐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你怎麼還能正視人們的眼睛？”考納斯電視臺台長萊蒙達斯·塞斯塔考斯卡斯告訴我：“看，我們沒有坦克，我們手無寸鐵。但我們會反抗，我們要靠人格的力量來打贏這場獨立戰場……還有電視。”

不管《莫斯科新聞》如何呼籲，共產黨仍然認為它可以欺騙人民而逍遙法外。他們指定的騙子是右派電視戰士亞歷山大·涅夫佐羅夫。他曾是一名電影特技演員，後來在列寧格勒電視臺主持一檔非常受歡迎的節目《600秒》，內容包括驚悚的真實犯罪故事和愛國主義宣傳。與他的朋友阿爾克斯尼斯上校一樣，涅夫佐羅夫也對皮衣情有獨鍾。他總是穿著一件黑色皮夾克，面帶冷笑。作為一名記者，他既是傑拉爾多·裡維拉，又是宣傳部長，更是一個精通惡搞和復仇的大師。幾年來，《600秒》一直是艱難歲月中一個無傷大雅的消遣節目，相當於蘇聯版的《紐約郵報》或美國電視臺的《真員警》類節目。涅夫佐羅夫通過向約8,000萬觀眾展示腐敗和墮落的世界，贏得了巨大的人氣。他的節目有一種山呼海嘯般攝魂奪魄的魔力，令觀眾難以自拔。夜複一夜，當螢幕角落的時鐘瘋狂地滴答作響（600……599……598……），涅夫佐羅夫展示了員警從涅瓦河中拖出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的屍體，慫恿強姦犯和殺人犯進行“現場直播”認罪，並揭露共產黨精英的風流韻事和窮奢極欲。涅夫佐羅夫經常把攝像機直接對準一些貪官污吏，他們剛剛被抓到購買了豪車或豪宅。“我可能要為大約40名黨員幹部的心臟病發作負責，”我在列寧格勒的工作室見到涅夫佐羅夫時，他誇口道。

儘管涅夫佐羅夫攻擊共產黨，但很少有人會幻想他是自由改革的騎士。他自稱是君主主義者，偶爾穿上女友為他精心縫製的沙皇時代的軍裝。他炫耀自己與警方、尤其是克格勃的關係非同一般。“我與克格勃關係很好，”涅夫佐羅夫說。“這很正常。他們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我非常珍視這個組織……他們廉潔奉公，鐵面無私。”隨著反改革首先在波羅的海國家出現，隨後蔓延到全國各地，涅夫佐羅夫迅速成為戈巴契夫捍衛帝國的盟友——軍隊和克格勃——的電視代言人。正如符號學家可能會說的那樣，他是這個時代的標誌。

有一天晚上，我在列寧格勒，《600秒》展示了一段自由派市議員瘋狂梳理自己禿頂的錄影。“難道這就是我們城市最後的希望？”涅夫佐羅夫的聲音在旁白中咆哮道。然後，涅夫佐羅夫和他的團隊帶著微型攝像機沖進了公民抵抗運動的總部，這是市議會中較為激進的派別之一，就好像他們發現了希特勒的地堡似的。“這地方真是個豬圈，”涅夫佐羅夫說。接下來，涅夫佐羅夫展示了一段槍支堆積如山的資料片，並說：“很難想像這些人有多少武器。”從來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槍支屬於該組織。但無暇顧及。還要趕著拍攝下一個節目呢。在另一個晚上，涅夫佐羅夫指責列寧格勒市議會議員拖欠贍養費，醉醺醺地在街頭遊蕩，進行不法交易。至於索布恰克，涅夫佐羅夫說：“他唯一的政策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求生存。如果德國人再次攻打列寧格勒，他會開始學習德語，只為了保住權力。”

經過多年的糧食豐收競賽、波蘭語中級課程和電影《男孩遇見聯合收割機》之後，蘇聯電視可能迫切需要涅夫佐羅夫。他好勇鬥狠、心毒手辣，而且非常粗魯。他為一個渴望刺激的國家提供了每天晚上的視覺快感。而他的誹謗則很容易或很方便被忽視。就連索布恰克也努力讓自己不以為意。“涅夫佐羅夫是一個來自狂野西部的新聞牛仔，他竭盡所能保持在馬鞍上，一不留神就摔得粉身碎骨。”這大概是市長會說的最難聽的話了。

但是，這樣一種曾經被視為骯髒的娛樂，如今卻成為克里姆林宮轉向專制政治的核心。有時候，涅夫佐羅夫在右轉過程中的作用似乎僅次於部長級別。當然，《時間》欄目也施展渾身解數，通過一些虛假的描述來掩蓋立陶宛襲擊造成的惡劣影響，聲稱獨立運動本身引發了這場悲劇。戈巴契夫支支吾吾，說他第二天早上被助手叫醒時才第一次聽說襲擊事件。他在撒謊嗎？很難知道哪種情形更糟糕：他說的是實話，那就代表不能控制軍隊和克格勃；或者他在撒謊，他才是這場針對立陶宛人政變的主謀。後來，當我問戈巴契夫的前經濟顧問尼古拉·彼特拉科夫，戈巴契夫是否真的在維爾紐斯事件中渾然不覺、“睡過頭”了，他簡單地說：“別傻了。”

克里姆林宮和克拉夫琴科知道，他們需要一種新的公關方式。涅夫佐羅夫閃亮登場了。如果說《時間》是勞倫斯·維爾克，那麼涅夫佐羅夫就是Ice-T，蘇聯電視的嘻哈歌手。他不像《時間》上的電視播音員那樣穿著灰褐色的西裝。他打扮酷炫。當他撒謊時，他臉不紅、心不跳。他的嘴角連動也不動一下。而且他的收視率奇高。列寧格勒市共產黨保守派領導人伯里斯·吉達斯波夫告訴市民，“我們的薩沙·涅夫佐羅夫”將很快公佈立陶宛局勢的“客觀真相”。

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涅夫佐羅夫帶領他的團隊擠進一輛金槍魚罐頭大小的拉達車，從列寧格勒飛馳維爾紐斯，他們迅速拍攝了一段10分鐘的視頻。涅夫佐羅夫給自己的影片取名為《我們》，或《我們俄羅斯人》。它的意思是：軍隊是“我們”的捍衛者，而立陶宛人是一群不守紀律的——不，叛國的！——暴徒。涅夫佐羅夫稱蘭茨貝格斯支援獨立的政府為“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向國家“宣戰”。換而言之，這個觀點與戈巴契夫、以及《時間》欄目別無二致。但最有力量的是它的影像。涅夫佐羅夫肩上背著一把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背景音樂中響徹著瓦格納《萊茵的黃金》的片段，他在電視大樓內檢閱士兵兇猛而堅毅的面孔。他們是信仰的守護神，是神聖電波的鐵騎士。他們會拯救我們所有人，免受那些忘恩負義的立陶宛大學教授的襲擊。難道他們不明白什麼是帝國嗎？至於死者，涅夫佐羅夫也有答案。他們並非死于士兵的子彈；沒有人被坦克的履帶壓死或者被步槍的槍托打死。不，他們死於“車禍”和“突發心臟病”。

《我們》最搞笑的地方在於，尼夫佐羅夫從未採訪過一個立陶宛人。我後來在列寧格勒問他這個問題。“我本可以讓人看到立陶宛國旗在空中飄揚，”他說，“但我沒有這樣做。”他憑什麼要這麼做呢？這是軍隊的大片，由克格勃和黨中央委員會聯合制作。

尼夫佐羅夫的節目以及克里姆林宮領導層對他的支持，幾乎和維爾紐斯流血事件同樣令人細思極恐。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在盧基揚諾夫的推動下，最高蘇維埃命令在全國電視臺三次播放涅夫佐羅夫的影片。多年來,共產黨日報《真理報》一直飽受《600秒》的嘲笑，現在卻稱讚涅夫佐羅夫是“傑出的專業人士……一個勇敢的人”。該報稱，涅佐羅夫的影片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造成無辜者死亡的責任在於立陶宛'民主派'首領維陶塔斯·蘭茨貝裡斯。”

該片的播出使內佐羅夫的收視率略有下降。一些親民主人士說，現在看著他讓他們覺得噁心。但涅夫佐羅夫對此無所謂。他在列寧格勒工作室的小隔間已經變成了地方保守派的政治總部。每天，市議會的右派議員、退休員警，以及“祖國母親”和“工人聯合陣線”的領導人都會湧入這個房間，爭相一睹他的風采，求他把他們的不滿（該死的猶太人！去他的合作制！操蛋的葉利欽！）搬上電視。為了讓每個人都感到賓至如歸，涅夫佐羅夫在這個地方裝飾了一些沙皇紀念品、一件防彈背心，還有一張內戰時期經典的布爾什維克徵兵海報，他把海報上的文字修改成：“你今天殺了多少民主派人士？”

維爾紐斯流血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周裡，涅夫佐羅夫在其他電影中加大了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力度。他高度讚揚神秘的黑色貝雷帽特種部隊突襲里加警察局的決定，這一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他不遺餘力地推動上校阿爾克斯尼斯的事業，後者現在正忙著敦促戈巴契夫“完成他在立陶宛開始的工作”。

在他所有的報導中，涅夫佐羅夫的手法極其簡單。他的目的是把觀眾嚇得魂飛魄散——一切都是為了祖國。他警告說：如果波羅的海國家獨立，列寧格勒將會被突然湧入的數十萬名難民淹沒，“到時候，周圍全是帳篷、饑餓、戰鬥、死亡，以及我們擁有的所有武器！”那些支持他的人是“我們俄羅斯人”。那些不支持他的人是“激進的渣滓”。

涅夫佐羅夫堅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媒體人，但同時他也很快讚揚克格勃和軍隊——是“唯一能夠維護國家團結的機構。”當地報紙《尖峰時刻》報導稱，“支援與保護電視節目《600秒》公共委員會”包括8位大型國防工廠的負責人和當地軍工複合體的領導人。涅夫佐羅夫特意顯擺國防部長德米特裡·亞佐夫送給他的一把獵槍，並滔滔不絕地談論他那曾在立陶宛擔任克格勃官員的祖父。“他們說我和我祖父長得一模一樣。他是一位英雄，多次因公負傷。這讓我非常自豪，”涅夫佐羅夫說。“克格勃是一群了不起的傢伙。”

涅夫佐羅夫表示，他與戈巴契夫的聯盟可能只是一種暫時的“立場巧合”。他覺得自己更欽佩手持武器，“肩負著彼得大帝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理想”的普通士兵。“他們是我們偉大的俄羅斯捍衛者。看，這個國家一片混亂。最好現在就把坦克開進來，免得到時候屍橫遍地、血流成河……軍事政變、軍事獨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如果社會中沒有健康的力量，一切都將走向混亂，那麼由一個能夠維護權威和秩序的機構來奪取權力也是理所當然的。”

涅夫佐羅夫說，他對我關於電視的問題感到“厭煩與可悲”。他說他是個實用主義者。“電視和報紙不過是工具罷了，他們對民眾進行洗腦。新聞記者永遠是為某人服務的。我為我的國家、我的祖國服務。不像《第五輪》處心積慮地想反抗國家和秩序。我對審查制度沒有任何意見。但如果列寧格勒電視臺的負責人打電話給我，讓我做這個或那個，那就叫他‘滾蛋。’”

於是，涅夫佐羅夫就這樣，如旋風般掠過為祖國而戰的戰場。結束採訪後，我順便走訪了《第五輪》的辦公室，那裡的每個人都在想方設法破壞審查制度，打敗涅夫佐羅夫的節目。然而，一切都行不通，他們絕望了。首席記者之一維克托·普拉夫迪烏克告訴我：“他們還沒有掐死我們，但他們的手指正越來越緊地勒住我們的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