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子維的經歷，想像香港學生自治的璀璨與台灣學生自治的前景

14日在哲學星期五參與「香港政府摧毀了我這一代學生運動：一位學運人抗爭和被打壓的經驗」演講，講者是原本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羅子維。他因為參與學生自治、政治運動，早已成為香港政府的眼中釘，也被中國喉舌「文匯報」直斥「獨」青，「藍絲廢老」甚至到校園拉布條抗議。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各大學的自由風氣盡毀，各項自由權利逐一被緊縮或被取消。如羅子維等人的學生行動者，直接面對中國殖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對其個人與團體的打壓：他被技術性退學、其所任職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則被迫解散。

日前有機會與子維交流，得知他未來幾年將在台就學，感受到他仍保有介入現實的熱情。一陣交談後，我也才對他過去幾年的參與經驗有初步的了解，讓我腦中的香港人反抗圖像，又多一道具體的身影。

香港青年在21世紀上半葉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姿態，及其所展現的時代精神，值得所有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行動者的崇敬。時代精神不僅在那些各種見諸報章媒體的、讓人撕心裂肺的、富含飽和情緒的表態及行動中展現出來，十幾、二十幾歲香港青年行動者的日常：經營校內、外議題，爭取同學、市民的關注、喚起大眾思索現狀、拒絕龐大無力感侵蝕我城市民的反抗意志，也體現了時代精神。雖然這些日常，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青年行動者相近，使我聯想起納粹時期的白玫瑰運動。但回到中國擴張的現實脈絡下，我自然將台、港青年行動者並置思考。

羅生將自身參與運動的生涯分為不同階段。2016年擔任立法會選舉的助選志工，之後投入「反送中關注組」的組織工作。後來在學生會與校方周旋，並與學生會的夥伴一同支援大運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生會成為上街抗暴的青少年的後援，若無接獲青少年的音訊，就會請律師直接前往警署找人）。最令外人印象深刻應是「香港中文大學保衛戰」，羅生卻是提及學生會的後勤角色，並迫使校方高層在此戰役中去扮演更積極的勸和角色。2019年後，羅生屢創各種議題組織持續介入現實，有時曝光，有時匿名，直至失去學生身分。

行動者如何利用制度條件去深化、延伸自己的影響力，進而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及合作？香港學生自治制度所營造的校園環境，不僅培養了羅子維等許多優秀的青年領袖，也使他們藉由此制度團結更多青年，成為大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也是為何中國殖民政府（港特區政府）必須使其解散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也是羅子維等青年領袖的搖籃。已被噤聲的政治領袖梁天琦，在《地厚天高》紀錄片中就自陳很懷念在「舍堂」生活的時光，最好的宿友也成為自己未來的戰友。羅生也提及許多學生自治會的幹部，也都是從書院自治會開始參與公共事務。

除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外，香港其餘六所公立大學的學生自治會都有自己的法人地位，有自己獨立的財政，甚至獨立的辦公處所，也如一般社團法人，需要受到法制的約束。學生會擁有體制承認的法人地位、擁有經由選舉制度被會員授予的代表性，並擁有爭取學生權利、實現學生福利的行政體系，由此形成校方官僚無法忽視的政治實力，須接納學生自治會派任至各校內會議的代表，達成大學自治的制度性實踐。羅生也提及，任期結束的自治會幹部，可能回到院級的學生自治會或是學生議會，繼續傳承經驗。因而近幾年羅生遭遇到的事件：自己被學校警隊設局扣點、校方排除學生會代表參與各級會議、否認學生自治會選舉結果，而讓面臨龐大壓力的學生們主動解散學生自治會。剝奪整體學生社群的政治權力，無非就是中國殖民政府破壞大學自治傳統，意圖瓦解如羅生一樣的年輕人：不論是曾任職或是將任職自治會幹部的學生，能夠透過自治會深化及延伸自身影響力的制度條件。

台、港兩地的歷史脈絡自然不同，台灣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遂行白色恐怖的同時間，亦建構了壓抑與化解學生動能的制度（例如「救國團」）。隨著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台灣大學代聯會才率先改制為相對自主、透過直選產生會長的學生會。但至今有許多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仍作為校方需要學生背書時的橡皮圖章。台灣的學生自治會，尚未發展出如同香港公立大學學生會的影響力，倒是擁有學生動能被限制的現實／歷史經驗。或許台生能參考過去香港公立大學的學生自治─大學自治的歷史實踐，尋得一條與青年大眾結合，並形塑本身政治實力的組織路徑，進一步扮演青年相關法案立法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只是能否做到這一步，取決於我們的視野與決心。又殘酷的是，當台灣人目睹香港政制被摧毀、又逢習帝即將登基，台生的視野被迫更深遠：學生自治不只是維權運動而已了，為了民主政治的存續，該如何催生出有別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另類東亞秩序、政制藍圖、與組織實踐？在這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下，我們僅能將自己的日常實踐，賦予更深遠的意義，並日日屢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