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港澳遇上台灣時期的蔣經國----《蔣經國的台灣時代》讀後感

2020年，《蔣經國日記》正式在美國「胡佛研究所」對外公開，毫不意外地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以《蔣經國日記》為基礎，出版《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帶領讀者認識蔣經國在台灣的歲月。

林孝庭新書「厚實」，討論了眾多關於蔣經國在台灣的重要事件，例如小蔣接班人、小蔣後期多起白色恐佈案件（如「林宅血案」）等，相信都是各位讀者感興趣的議題。不過今天筆者要分享的，反而是關注度較低，較少人討論的議題，就是台灣時期的蔣經國與港澳的淵源。

說起蔣經國與港澳的淵源之前，先簡單說說小蔣早年的人生經歷。

1925年，年僅15歲的蔣經國被送到蘇聯留學，然而誰也沒想到這一送就是十多年。1937年，蘇聯因為需要聯合蔣介石對抗日本，決定允許已在蘇聯讀書、工作、甚至結婚生子的小蔣回國。蔣經國這段異國生活不但形塑出沉默寡言等個人性格，也因為長期在基層工作，深刻體會到平民百姓生活之苦，讓他日後從政更能明白民生所需。

蔣經國回到中國後，老蔣安排兒子在江西政府任職。當日軍逐漸逼近江西，小蔣遷到重慶，被安排到「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1948年，老蔣特意派小蔣到上海整頓經濟，面對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賬，小蔣上任時曾豪言「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決心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可惜最後仍然敵不過孔宋家族等既得利益集團，黯然下台。這段中國從政的經歷同樣深刻影響蔣經國往後在台灣的工作，他不時會在日記中回想起在中國種種挫敗，提醒自己要緊記當時的教訓。

1950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小蔣亦因此來到台灣這個猶如他人生第二個故鄉的地方。來到台灣後，老蔣再次委派一個艱巨的工作予小蔣——整頓情治系統。當時中國各省市的情治人員通通來到台灣，這批人大致又可分為「中統」與「軍統」兩大系統，前者主要由陳立夫、陳果夫兩兄弟為首，但陳立夫不久被迫離台赴美，陳果夫又因病去逝，「中統」對小蔣不成威脅；後者則由「特務王」戴笠一手建立，戴死後由其手下毛人鳳接手，他是小蔣掌管情治系統的最大阻礙。如1951年毛的手下策劃綁架小蔣，企圖假裝營救小蔣來建功與立個下馬威，事件最後被小蔣手下發現，但老蔣因不願引起「軍統」反彈而決定輕輕放下。此事可見小蔣要做一個「特務頭子」並非單靠「父幹」就可以輕易擔當起來。

雖然蔣經國接掌情治工作不是一帆風順，但當他接下這個工作，卻神奇地與數百公里外的港澳兩地產生連結。當時台灣為了反攻大陸，派了不少特務在港澳潛伏，一來收集中國情報，二來策動破壞行動。台灣經常利用港澳對中國發動所謂「敵後行動」的破壞行動，但多數以失敗告終（如本人曾寫的羅金勝事件）。1960年，小蔣在日記中記下十年來的情報工作，提到這段時間共派了五千多名特務前往中國大陸，竟高達二千六百名特務「失事」，足見大陸任務之凶險程度。

儘管發動「敵後行動」犧牲了不少特務同志且成效不明，但小蔣並沒有輕易放棄，於1960至1964年再督導多起「敵後行動」計劃，其中1962年代號為「野龍」的計劃與港澳最密切。「野龍」原訂以大規模空投人員的方式，向中國發動游擊戰，後來因種種因素令計劃變為派特務前往港澳對大陸進行破壞行動。這一波破壞行動就是對中國與港澳邊境進行爆炸（筆者曾撰文寫其中一宗澳門邊境爆炸案），事件自然引起中國、香港、澳門三地不滿，連美國也對台灣的行動有所抗議。多方的壓力都沒有迫使小蔣停止進行「敵後行動」，之後又發起多項計劃，不過都以失敗告終。「敵後行動」接連失敗告終都對小蔣心理做成沉重打擊，他在日記裡自言在責任與良心方面都無法交代。

然而國共在港澳並不是只有「戰」的一面，也有「和」的一面。1955年，當中美關係，以及台海情勢有所緩和，中共決定對台展開統戰攻勢。如中共委託旅居香港的曹聚仁寫信給有交情的小蔣，請小蔣派人來香港，由他簡報中國情勢與中共對台政策，借此調解國共之間的紛爭。1956年，曹聚仁再轉交一封章士釗（時任政協）寫給老蔣的信，內容提到國共進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統一大業等內容；同年9月，天津市政協副秘書長黃逖非致函其胞兄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信中表示曹聚仁的層級並非最高，他希望其兄可以安排他經香港到台灣，建立起雙方直接溝通的管道。

後來中國甚至兩度派章士釗到香港，希望台灣也能派出代表到香港，雙方進行接觸會談。台灣雖然沒有派出代表與章士釗接觸，但章停留在香港期間，與一些國民黨駐香港的人員接觸；另陳誠在日記也證實了台灣駐香港人員與留在大陸的前國民黨人員有所接觸，為兩岸傳話。

兩岸雖然沒有舉行官方、正式的會談，但當時歐美媒體盛傳兩岸已有秘密會談，而幕後推動此事的人便是小蔣。事實上，面對中國這波「和平會談」統戰攻勢，蔣氏父子的態度截然不同。老蔣據說曾派人向曹聚仁表示不排除溝通，主要是他希望兩岸和談的消息可以刺激美國支持他反攻大陸的計劃；小蔣則表現得頗為抗拒，認為這是中共進行的宣傳戰。

1975年，中國對台灣的統戰攻勢升級，宣佈釋放被俘的前國民黨將領，其中有十位被送到香港，等待台灣允許他們入境。然而小蔣對中共釋俘態度僅慎，堅拒兩岸有所接觸，令這批將領不能入境台灣，其中一位張鐵石更因失望在香港自殺，事件導致台灣大受批評。其後中國又再宣佈釋放144名「敵後人員」，讓他們回到台灣（當中有一位選擇回到澳門，詳見本文），由於這批人屬於小蔣麾下的情治部門，小蔣因而面對龐大的壓力，最後只好同意在金門設立「接待中心」進行篩選，以讓他們回台。

1984年2月，鄧小平談到香港與台灣問題時，提出以「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方式一併解決。9月，中英在香港問題上達成協議，鄧承諾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香港問題以和平的形式解決，為台灣帶來龐大的壓力，甚至令小蔣認為其將會被迫上談判桌，接受「一國兩制」。而中國為了令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也請「香港船王」包玉剛等人對外遊說各方，台灣適用「一國兩制」。

顯然，在兩岸問題上，冷戰時期的港澳因其特殊地位而扮演「橋樑」角色，為雙方提供一個交流的場所，這段歷史實值得我們再深、再深、再深發掘。

1988年，蔣經國逝世，標誌台灣一個時代的結束。其後兩岸關係也慢慢出現變化。十年後，港澳主權先後回歸中國，兩岸「橋樑」角色會否因此腿色？這自然是另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