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4章第Ⅱ節：馬克思來到俄國

1872年3月，一本厚厚的、用德語寫成的政治經濟學巨著送到了沙皇審查官的辦公桌上。這本書的作者因其社會主義理論而聞名，他之前所有的著作都被查禁了。出版商沒有理由奢望這部新作會有不同的命運。它對現代工廠制度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批判，儘管審查法在1865年有所放寬，但仍明確禁止任何闡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害學說”或煽動“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之間敵意”的作品。新法律的嚴苛程度足以封殺斯賓諾莎的《倫理學》、霍布斯的《利維坦》、伏爾泰的《歷史哲學》和萊基的《歐洲道德史》等危險書籍。然而，這本德國大部頭——長達674頁密集的統計分析——被認為過於複雜和深奧，不可能具有煽動性。“可以肯定地說，”兩位審查官中的一位總結道，“在俄國，很少有人會讀這本書，能理解的人就更少了。”此外，第二位審查官補充說，由於作者攻擊的是英國的工廠制度，他的批評並不適用於俄國，俄國從未經歷過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剝削”。兩位審查官都認為沒有必要阻止發表這部“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著作”。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這樣在俄國誕生了。這是該書第一次在國外出版，比漢堡原版僅僅晚五年，比第一本英文版早了十五年。出乎所有人——包括作者和審查官——的意料之外，這本書在俄國引發的革命比它所論述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要早。

沙皇的審查官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10個月後，他們對馬克思的第一位俄國出版商尼古拉·波利亞科夫進行了報復，將他的下一部“反動”出版物——《狄德羅小說集》——送上法庭，該書被員警沒收並焚毀，波利亞科夫被迫停業。但為時已晚。《資本論》甫一上市便大受歡迎。初版3,000冊在一年內既售罄（相比之下，德國第一版的1,000冊花了5年多時間才賣完）。馬克思本人也承認，在俄國，他的巨著“比其他任何地方要更受重視，讀者更多”。斯拉夫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都歡迎這本書，認為它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原罪，他們希望俄羅斯能避免這種罪惡。19世紀70年代後期，馬克思的社會學和歷史觀，既使不算他的政治觀點，如同狂熱的浪潮一般傳播開來。在學生中，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沒有人敢公開反對卡爾•馬克思，”一位自由主義者抱怨道，“否則會激起他的年輕崇拜者的公憤。”

在“到民間去”運動因其對俄國農民錯誤的理想化而崩潰後，馬克思主義傳達的資訊對激進知識份子來說簡直就是一種救贖。現在，他們對社會革命的希望可以全部轉移到工業工人階級身上。農民革命運動的想法顯然不再有任何價值；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農民工作就被馬克思主義者貶低為“小事業”（即鄉紳和地主們喜歡的那種慈善工作）。1891年的大饑荒似乎凸顯了農民的落後性。它表明，在經濟發展的滾滾車輪下，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階級，他們都註定要灰飛煙滅。農民是俄羅斯野蠻歷史的遺跡——它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或亞洲生活模式——將不可避免地被工業進步一掃而空。在大饑荒過後的霍亂流行期間，農民們襲擊了試圖為他們接種疫苗的醫生，因為他們認為醫生的藥品是某種奇怪的毒藥，此事足以證明農民文化之落後。19世紀90年代，社會科學出版物蓬勃發展——這些年出版的大量統計資料塞滿了整個圖書館；其目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規律中找出大饑荒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讓曾經沉浸在19世紀60年代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中的俄國激進分子心醉神迷。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似乎為社會做了達爾文為人類做的事情：提供一個進化發展的邏輯理論。它是“嚴肅的”和“客觀的”，是一個能夠解釋社會世界的綜合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對俄羅斯人傳統上苦苦求索絕對知識的回答。此外，馬克思主義是樂觀的。它表明，進步在於工業，歷史的混亂是有規律的，通過工人階級，通過人類自覺的奮鬥，社會主義將成為歷史的終結。這一資訊對俄羅斯知識份子（他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後）有著特殊的含義，因為這意味著俄國將不可阻擋地變得更像西方的先進國家——尤其是德國，那裡的社會民主黨是歐洲其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典範。民粹主義對俄國“獨立道路”的信仰，似乎使她永遠束縛在農民身上，因此被視為浪漫主義的和缺乏科學基礎的，可以棄若敝屣。

馬克思主義能夠將俄國帶向西方的想法也許是它最強大的吸引力。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被視為一道“理性之光”，照亮了通往現代化、啟蒙和文明的道路。正如另一位馬克思主義運動元老瓦連京諾夫在1950年代回憶的那樣：

我們擁抱馬克思主義，是因為我們被它樂觀主義的社會學和經濟學所吸引，它在事實和數字的支援下，堅信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破壞和侵蝕舊社會的基礎，正在創造新的社會力量（包括我們），這股力量一定會推翻專制政權及其惡行。懷著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精神，我們一直在尋找一種能帶來希望的方程式，而我們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它。我們也被它的歐洲氣質所吸引。馬克思主義來自歐洲。它沒有土生土長的黴味和地方主義的迂腐，它是煥然一新、振奮人心的。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一個承諾，那就是我們不會停留在半亞洲國家的狀態，而是必將成為西方的一部分，擁有其文化、制度和自由政治體系的屬性。西方是我們指路的明燈。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彼得·斯特魯夫表示，他之所以支持這一學說，是因為它為俄羅斯擺脫專制和落後的雙重苦難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解決方案”。他在1894年的名言——“不，讓我們承認我們缺乏文化，進入資本主義學校吧”——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個口號。列寧在1921年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也許正如利奧·海姆森所言，這或許就是該運動吸引猶太人的智性根源。【1】民粹主義提供了一個古老的俄羅斯農民式願景——一個充滿大屠殺和歧視猶太人的土地——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的西方式願景。它承諾將猶太人同化為一場基於國際主義原則的全人類解放運動——而不僅僅是解放農民。

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在俄國很難區分民粹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員警（通常在此類問題上消息靈通）也經常將二者混淆。民粹主義者採納了馬克思的社會學理論，翻譯和傳播他的作品，甚至在馬克思生命的最後幾年，獲得了他本人的支持。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借鑒民粹主義者的主張和策略，如果不是在流亡中，至少在俄國境內，他們必須與民粹主義者並肩戰鬥。地下革命的規模還不足以讓兩派鬧翻：他們被迫共用印刷機，在工廠和俱樂部裡一起工作。各個工人團體——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民意党”工人部、學生組織的“工人圈”、波蘭馬克思主義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最初組織——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流動性和合作性，這些團體在宣傳中都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元素。

這就是年輕的列寧（當時被稱為烏裡揚諾夫【2】）投身革命時的政治背景。與蘇聯神話——列寧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相反，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領袖涉足政治的時間相當晚。16歲時，他仍然信奉宗教，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他就讀于辛比爾斯克男子貴族中學，主要學習古典和文學。在那裡，有一個有趣的歷史巧合，列寧的校長費多爾·克倫斯基，是列寧在1917年那位主要競爭對手的父親。列寧在學校的最後一年（1887年），克倫斯基寫了一份關於這位未來布爾什維克的報告，稱他是一名模範學生，從來沒有“因為言語或行動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他把這歸功於他成長過程中的“道德”教育。“宗教和紀律，”校長寫道，“是這種教育的基礎，其成果在烏裡揚諾夫的行為中顯而易見。”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列寧註定要成為一名革命家；相反，所有跡象都表明，他將追隨父親的腳步，在沙皇官僚機構中飛黃騰達。

列寧的父親伊裡亞·烏裡揚諾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義鄉紳，正是他兒子未來最鄙視的人。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在1938年講述的關於他對子女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的神話並沒有任何根據。列寧的姐姐安娜·烏裡揚諾娃回憶說，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人，非常欽佩亞歷山大二世在19世紀60年代的改革，他把保護年輕人免受激進主義之害視為自己的職責。他是辛比爾斯克省的國民教育視察員，這是一個重要的職位，他有權被稱為“閣下”。這一貴族背景讓列寧的蘇聯傳記作家們感到尷尬。他們選擇談論其出身卑微的祖父尼古拉·烏裡揚諾夫，他是一個農奴的兒子，曾在伏爾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鎮做裁縫。但這樣也存在一個問題：尼古拉有一部分卡爾梅克人血統，他的妻子安娜則完全是卡爾梅克人（列寧的臉有明顯的蒙古人特徵），這對於兜售自己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招牌的史達林政權來說殊為不利。列寧母親一方的血統甚至更加令人堪憂。列寧的母親瑪麗亞·亞曆山德羅夫娜是亞歷山大·布蘭克的女兒，他是受過洗禮的猶太人，後來成為喀山一名富有的醫生和地主。他的父親是來自沃裡尼亞的猶太商人莫伊謝·布蘭克，後者娶了一個名叫安娜·奧斯特的瑞典女人。列寧的猶太血統一直被蘇聯當局隱瞞，儘管安娜·烏裡揚諾娃在1932年寫給史達林的信中呼籲，建議“這一事實可以用來打擊反猶太主義”。“絕對不能提這封信一個字！”史達林下達死命令。亞歷山大·布蘭克與安娜·格羅斯科普夫結了婚，她是一個來自德國富裕的路德教家庭的女兒，憑藉這筆新近獲得的財富，他開始了自己傑出的醫療生涯，後來成為了一名員警醫生，並在一家最大的國有軍火工廠裡擔任醫務督察。1847年，在獲得國家議員的頭銜後，布蘭克退休回到位於科庫爾基諾的莊園，登記成為一名貴族。

列寧的非俄羅斯血統——蒙古人、猶太人、瑞典人和德國人——可以部分解釋他為什麼經常流露出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蔑視，儘管已故的德米特裡·沃爾科戈諾夫得出結論說，列寧對俄羅斯人民的“殘酷政策”源自他的“外國”血統，但這是不公正的（人們可以對同樣“外國”的羅曼諾夫家族說類似的話）。列寧經常使用“俄羅斯白癡”這個詞。他抱怨說，對於革命事業來說，俄羅斯人“太軟弱”了。事實上，許多最重要的革命任務都委託給了黨內的非俄羅斯人（特別是拉脫維亞人和猶太人）。然而矛盾的是——列寧的性格中充滿了這種矛盾——他在許多方面是一個典型的俄國貴族。他喜歡布蘭克莊園，年輕時曾在那裡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少年時，他自豪地稱自己為“鄉紳的兒子”。有一次，他甚至在員警面前簽下自己是“世襲貴族弗拉基米爾·烏裡揚諾夫”。在私生活中，列寧是一個典型的霸道鄉紳，正是日後他自己政權要打倒的物件。1891年，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他起訴他的農民鄰居，理由是他們破壞了他的家庭財產。雖然他在早期著作中強烈譴責“鄉紳資本主義”的做法，但他自己卻靠著資本主義的利潤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他全部收入幾乎都來自于出售他母親的莊園所獲得的租金和利息。

列寧的貴族背景是他性格桀驁不遜的一個關鍵。這一點常常為他的傳記作者所忽略。1904年，瓦連京諾夫與列寧一起在日內瓦生活，他回憶起自己是如何在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身上找到了一種罕見的、深藏不露的情感源泉。在讀了赫爾岑的《往事與沉思》（這是一部以俄羅斯鄉村為主題的抒情作品）之後，瓦連京諾夫開始懷念他在坦波夫省被遺棄已久的家族莊園。他把這些感受告訴了列寧，發現他顯然很同情。列寧開始向他詢問花壇的佈置情況，但他們的談話很快就被布爾什維克的同志奧爾明斯基打斷了。聽完瓦連京諾夫最後一段感慨，奧爾明斯基批評他的“少女”情懷。“聽聽地主的兒子是怎麼多愁善感的！”據瓦連京諾夫說，列寧嚴厲批評了奧爾明斯基：

好吧，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呢？我也曾經住在屬於我祖父的鄉村莊園裡。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也是地主階級的後代。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仍然沒有忘記我們莊園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面。我既沒有忘記它的椴樹，也沒有忘記它的鮮花。那麼，來吧，殺了我吧。我愉快地記得我曾經懶洋洋地躺在幹草垛裡，儘管我從來沒有堆起幹草垛；我曾經吃過草莓和覆盆子，儘管我從來沒有種植草莓和覆盆子；我曾經喝過鮮牛奶，儘管我從來沒有給奶牛擠奶。那麼我是不是……不配稱作革命者呢？

不僅僅列寧的情感根植于他貴族的過去。他的許多政治態度也是如此：他的教條主義觀點和專橫跋扈的態度；他不能容忍下屬任何形式的批評；他傾向於只把群眾看成他自己革命事業所需要的人類材料。正如高爾基在1917年所說，“列寧是一個‘領袖’和一個俄國貴族，不乏這個已經滅絕的階級的某些心理特徵，因此他認為自己有權對俄羅斯人民進行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殘酷實驗。”

當然，把1917年的列寧強加在1890年代初的列寧身上太輕率了，但很明顯，他當權後表現出的許多特徵在這個早期階段已經暴露無疑。例如，列寧對1891年大饑荒時期農民遭受的苦難採取冷漠的態度——他認為應該拒絕向農民提供援助，以加速革命危機的發生。30年後，在1921年饑荒期間，他又對他們表現出同樣的冷漠——他現在有能力在政治上利用這種苦難。

1887年，當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因參與刺殺沙皇的陰謀敗露而被處決時，烏裡揚諾夫家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人們普遍認為，亞歷山大是烏裡揚諾夫家孩子中最有天賦的一個，最有可能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相比之下，年輕的弗拉基米爾有著殘忍和憤怒的一面——他經常撒謊，在遊戲中作弊——而亞歷山大則誠實善良、認真勤奮。1883年，亞歷山大進入聖彼德堡大學攻讀科學，似乎立志成為一名生物學家。但在1886年父親突然去世後，亞歷山大與一群以民意党為榜樣的學生恐怖分子打成一片。他們都是鄉紳的兒子，許多是波蘭人，諷刺的是，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波蘭統治者和列寧政權頭號敵人的約瑟夫·畢蘇斯基。他們密謀在1887年3月1日，即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六周年紀念日，那天將舉行一場從冬宮到聖以撒大教堂的特別追悼會的遊行，炸毀沙皇的馬車。亞歷山大將他的科學教育付諸實踐，設計並製作了炸彈。但這個陰謀被員警發現，同謀者悉數落網（其中一人在他們進入警察局時引爆了亞歷山大自製的一枚炸彈，但沒有爆炸）。72名同案犯被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其中15人後來受到審判。亞歷山大作為頭目之一，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已經決定，就在被告席上發表了一次勇敢的演講，為使用恐怖主義辯護。最終，他和另外四人被處決。

有一個傳說，在聽到哥哥的死訊時，列寧對他的妹妹瑪麗亞說：“不，我們不應該走那條路，我們的道路一定是不同的。”言下之意，列寧已經致力於馬克思主義事業——引文中的“我們”——拒絕恐怖。但這是荒謬的。彼時瑪麗亞只有9歲，因此當她在1924年提出這個說法時，幾乎不可能準確地回憶這番話。雖然亞歷山大的死刑確實是列寧參與革命運動的催化劑，但他最初和他哥哥一樣，傾向於民意黨的路線。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在1889年後發展緩慢，仍然充滿了恐怖分子的雅各賓精神，以及他們對奪取政權至高無上的信念。

1887年，列寧進入喀山大學成為一名法律系學生。在那裡，作為一名革命烈士的兄弟，他被吸收進另一個以民意党為榜樣的秘密組織。同年12月，該組織的大部分成員在學生示威中被捕。列寧被挑選出來接受懲罰，毫無疑問部分是因為名字，他與其他39人一起被開除出大學。這實際上結束了列寧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出人頭地的機會，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對該秩序的憎恨很大程度上源於這次被拒絕的經歷。列寧如果沒有野心，那他就什麼也不是。作為一名律師，他沒能成名，現在他開始嘗試成為一名反對法律的革命者。直到1890年，他重新獲准參加法律考試時，他一直在他母親位於科庫爾基諾的莊園上過著悠閒的鄉紳生活。他研讀法律，並試圖經營自己的農場（他母親為他買的，希望他能有所作為），但沒有成功，他沉浸在激進的書籍中。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他第一個也是最喜愛的作家。正是通過閱讀其作品，列寧轉變為一名革命者——早在閱讀馬克思之前。事實上，當列寧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時，不僅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而且對特卡喬夫和民意黨的思想也有所瞭解，正是這些思想造就了他以“列寧主義”的方式看待馬克思的鮮明特徵。列寧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需要一個紀律嚴明的革命先鋒隊；相信行動（“主觀意志”）可以改變歷史的客觀進程（特別是相信奪取國家機器後可以帶來社會革命）；為雅各賓派的獨裁統治方法辯護；蔑視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實際上也蔑視與他們妥協的社會主義者）——所有這些都與馬克思的思想相去甚遠，更多地來自俄國革命傳統。列寧利用車爾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喬夫和民意黨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注入了一種明顯的俄羅斯式陰謀政治，否則這種辯證法就會一直處於被動狀態——滿足於通過發展客觀條件來等待革命成熟，而不是急於通過政治行動來引發革命。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列寧成為革命者，而是列寧使馬克思主義變得革命化。

1889年至1894年間，列寧逐漸向主流馬克思主義靠攏。但這只是暫時的。首先，像許多外省的革命者一樣，他只是把馬克思的社會學加入到民意黨的政變策略中。革命運動的目標仍然是奪取政權，但這場鬥爭的舞臺將從農民階級轉移到工人階級。隨後，在他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中，他提出了一個離奇的（甚至可以說荒謬的）觀點，即俄羅斯農民已經處於資本主義的陣痛之中，有至少五分之一的農民家庭屬於“資本家”，超過一半的農民屬於“無產階級”，從而把馬克思著作中的人類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必須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和他本人青睞的立即革命相結合。這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特卡喬夫。直到1893年秋抵達聖彼德堡後，列寧才轉向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即俄羅斯尚處於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為了使其迅速成熟，必須發動一場民主運動，把工人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與專制主義作鬥爭。不能再談政變或恐怖主義了。只有在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賦予工人組織、言論和結社自由之後，才能開始革命的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

普列漢諾夫的影響居功至偉。正是他率先提出了這一兩階段的革命方略。有了它，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終於找到了如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建立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答案。在經歷了這麼多年徒勞無功的恐怖行動之後，這使他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放棄奪取政權——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言，奪取政權只能導致“共產主義形式的專制”——他們仍然可以邁向社會主義。用列寧自己的話說，就像聖彼德堡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他“愛上”了普列漢諾夫。儘管普列漢諾夫流亡在外，但他的作品使他成為無可爭議的領袖和智者。在歐洲運動中，沒有其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擁有如此高的地位。1895年，他以貝爾托夫為筆名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進行極其簡化的詮釋——像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以深奧的標題《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問題》蒙混過了俄國審查官——“一夜之間使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摩西。“他的作品，”用波特列索夫的話說，把“馬克思主義的十戒從西奈山帶了下來，交給俄羅斯的年輕人。”

起初，列寧給聖彼德堡的馬克思主義者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對這個矮個人、胖敦敦的人感到厭惡，他長著一個鵝蛋形的禿頭，一雙犀利的小眼睛，笑起來乾巴巴的，為人粗魯而尖刻。列寧是個新人，他那邋遢的“外省人”模樣顯然沒什麼吸引力。第一次見面，波特列索夫把他描繪為一個“典型的、來自雅羅斯拉夫爾北部某省的中年商人”。【3】但是，憑著艱苦卓絕的獻身和自律精神，鋼鐵一般的理性和實踐精神，列寧很快就自然而然成為彼得堡知識份子中的一位領袖——一個果敢的行動者。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個正派的人——列寧在他願意的時候可以表現得很有魅力，他在同志關係中幾乎總是很正派——不少人愛上了他。其中一個是他未來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她當時是聖彼德堡的一名宣傳員，列寧大約就在這時候認識她的。

他們宣傳的目的是教育一批“有覺悟”的工人——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俄國先鋒隊，讓他們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做準備。但是教育並不一定能使工人成為革命者。相反，正如卡納奇科夫很快發現的那樣，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熟練工人更傾向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改善他們的命運，而不是試圖推翻它。在工人主要關心的經濟問題和那些將成為他們領袖的活動家和知識份子的政治目標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矛盾。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民粹主義者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農民問題上同樣的兩難困境：當群眾對他們的宣傳反應冷淡時，他們應該怎麼辦？民粹主義者被逼走上了孤軍奮戰的恐怖主義道路，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找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應急辦法，即從宣傳轉向鼓動群眾，【4】通過具體的勞動鬥爭來組織工人階級——並在此過程中使後者越來越政治化。這種新策略在1893年維爾紐斯罷工中首次得到應用，當時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沒有向猶太工人宣講，而是直接參與罷工，甚至學習意第緒語來獲得他們的支持。1895年，兩位維爾紐斯社會民主黨人阿爾卡迪·克雷默和尤利·瑪律托夫，合寫了一本頗具影響力的小冊子《論宣傳》，解釋他們的策略：通過參與有組織的罷工，工人們將意識到，需要一場更廣泛的、由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政治運動，因為沙皇當局不會容忍工會運動合法化。在聖彼德堡，這一新策略被一個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名頭更響亮的組織——“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所採納。它是1895年由一小群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成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瑪律托夫和列寧，他們幾乎立即被捕。然而，未被逮捕的活動家領導了1896年彼得堡紡織工人大罷工，雖然未能取得成功，但規模驚人，有超過3萬名工人回應，該組織一時間名聲大噪。

入獄一年後，列寧被判處在西伯利亞流放3年（1897-1900年）。與他自己政權中的“政治犯”不同，列寧被允許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出於“健康原因”，他獲准選擇居住地，他挑中了米努辛斯克專區南部一個叫舒申斯克的偏遠村莊，那裡以氣候宜人著稱。他隨身帶了幾箱書，甚至還有一把獵槍，並與他的同志們保持著密切聯繫。為了讓克魯普斯卡婭陪伴他，他同意娶她。婚禮是在教堂舉行的，因為俄國政府不承認民事婚姻，不過新郎和新娘在後來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及這一令人難堪的插曲。

在列寧流放期間，俄國工人運動逐漸受到“經濟主義”這一新趨勢的影響。經濟主義者主張把注意力集中在純粹的經濟目標上。他們的目的是改善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狀況，而不是尋求摧毀它。率先表達這種觀點的是工人和當地工廠的積極分子。他們認為，應該讓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不受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指導。結果，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這種觀點，其中包括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最有名的領導人是兩位傑出的理論家庫斯科娃和斯特魯夫。受到當時震撼德國工人運動的愛德華·伯恩斯坦修正主義，以及新康得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試圖挑戰許多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教義。與伯恩斯坦一樣，他們否認資本主義正在導致工人狀況惡化。相反，資本主義可以在民主制度下與社會主義和解。兩者最終會趨於融合。這意味著工人應該將精力集中在改革而不是革命上。他們應該在法律範圍內與資產階級開展合作，而不是在地下與它發生暴力衝突。

對於普列漢諾夫及其俄羅斯追隨者來說，經濟主義就像伯恩斯坦的異端學說一樣，代表著對馬克思主義運動所追求的革命目標的背叛。它不是革命社會主義，而是威脅要創建一個改良版。他們想用議會民主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也許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可以在帝國議會內工作，這種新的溫和主義尚有一定道理。但在俄國，沒有這樣的機會——實際上，新沙皇已經明確表示要加強專制統治——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革命戰略。鑒於1890年代後期俄國政治的發展，這種必要性顯得尤為迫切。大饑荒使社會政治化，緊隨其後的是新民粹主義、地方自治自由主義與合法馬克思主義三方合流，共同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憲政改革運動。如果允許這一運動發展壯大並贏得工人和農民的支持，那麼它將至少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或許是永久的——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推向政治邊緣化。

流放中的列寧被這個“異端”激怒了。克魯普斯卡婭回憶說，1899年，在閱讀了庫斯科娃和考茨基的作品後，列寧變得很沮喪，體重下降，睡眠不足。意識形態的鬥爭對他來說成了一場深刻的個人危機。他信奉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通向革命的最可靠的途徑——有人會說，他越來越把這場革命看作是他自己權力和個性的延伸。然而，在這裡，馬克思主義被剝奪了所有的革命意義，變成那怕是他父親無疑也會贊同的那種軟弱無力的社會自由主義。列寧以暴力手段領導了對經濟主義的抨擊，這種手段後來成為他言辭的標誌。他認為，經濟主義的策略將破壞社會主義和革命，而只有在以人民意志為準則的，一個紀律嚴明、權力集中的先鋒党領導下，革命才能成功。

當時許多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那些自稱為“政治家”的人——都贊同列寧的觀點。他們試圖組建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黨，該黨將接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並將其引導向政治目標。【5】“在潛意識裡，”莉蒂亞·丹回憶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這樣一個政黨與曾經的民意黨聯繫在一起。”儘管他們欽佩德國社會民主黨，但在俄國屬於非法，因此建立這樣一個開放和民主的政黨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打敗員警政權，這個黨就必須同樣集中化和紀律化。它得像沙皇國家一樣。建立這樣一個政黨最快的辦法是以經營地下報紙為基礎，用莉蒂亞·丹的話說，報紙“既可以是集體的鼓動者，也可以是集體的組織者”。這就是1900年列寧在流放歸來後與瑪律托夫一起創辦《火星報》的靈感所在。報紙的標題取自十二月党詩人的詩句，印刷在刊頭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星報》與其說是一個新聞來源，不如說是社會民主工黨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與“經濟派”開展鬥爭的指揮中心。它的編輯部——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德和查蘇列奇在日內瓦；列寧、波特列索夫和瑪律托夫此時在慕尼克——實際上是該黨的第一個中央委員會。這份報紙先在慕尼克出版，然後是倫敦和日內瓦，通過一個特工網路偷運回俄國，這些特工在今後幾年裡成為該黨的組織核心。

在與經濟派的論戰中，列寧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後來成為了他創立的政黨在1917年革命中的入門教材和國際列寧主義的奠基文獻。這本小冊子的標題《怎麼辦？》取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說，這是完全恰當的。因為列寧在該書開篇所描述的職業革命家與拉赫美托夫非常相似，即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那個嚴於律己、克己奉公的人民事業鬥士；而他堅持建立一個紀律嚴明、中央集權的黨，則是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大力頌揚的俄國雅各賓派傳統的呼應。列寧尖銳的散文風格在《怎麼辦？》中橫空出世，被20世紀所有偉大的獨裁者和革命家跟風模仿。這是一種聲嘶力竭、咄咄逼人的檄文體，行文汪洋恣肆、慷慨激昂，讀起來抑揚頓挫、鏗鏘有力，並通過借代法將反對者歸為一類（如“伯恩斯坦先生、馬丁諾夫先生等”）。以下是開頭部分一個典型的段落，列寧在其中列舉了火星派和“伯恩斯坦派”之間的戰線：

只要不是故意閉起眼睛，就不會看不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派無非是機會主義的一個新的變種。假使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給自己穿上的漂亮禮服，不是看他們給自己取的動聽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麼，那就可以明白：“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的自由。

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具有掠奪性的戰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現在使用“批評自由”一詞，同樣也包含著這種內在的虛偽性。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不會要求新觀點同舊觀點並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現在這種“批評自由萬歲！”的叫嚷太像那個關於空桶的寓言了。

我們緊緊靠在一起，循著艱難險阻的道路緊拉著手前進。我們被敵人四面包圍，我們幾乎隨時都得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為了要同敵人鬥爭，而不致失足落入旁邊的泥潭裡。那些待在泥潭裡的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現在我們中間有些人竟叫喊起來：我們都到這個泥潭裡去吧！當人們開始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反駁說：你們這些人多麼落後啊！你們怎麼好意思否認我們有號召你們走上比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地號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裡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裡，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裡去。不過，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這個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鬥爭，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裡去的人作鬥爭！

列寧的小冊子在1902年3月首次問世時，似乎表達了火星派普遍的觀點。他們都希望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黨：在俄國這樣的員警國家，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怎麼辦？》的獨裁含義——即党的基層人員將被迫以軍事方式服從領導層的命令——這一點尚未被人意識。“我們當中誰也沒想到，”莉蒂亞·丹回憶道：“有一個政黨可能會逮捕自己的黨員。我們只有一種想法或信念，如果一個政黨真正團結起來，每個成員都會自然而然地服從指示或命令。”

直到次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二次黨代會上，列寧的教義對黨的影響才開始顯現出來。結果造成黨內分裂，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直接原因可能看起來真的很微不足道。一開始，即使是黨內人士也沒有意識到它後來所具有的歷史重要性。起因是《黨章》第一條的確切措辭，關於對黨員的定義。列寧希望黨員僅限於參加黨的某個組織的人；而瑪律托夫雖然認識到需要一個紀律嚴明的積極分子核心，但希望任何認可黨的綱領並願意服從党的領導的人都能接納成為黨員。在這場名義之爭的表相下，隱藏著對黨的性質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方面，列寧提議按照民意党的傳統，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中央集權式政黨。他對群眾的革命潛力極不信任，他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少數的、黨的先鋒隊的領導，群眾將不可避免地被經濟主義的麵包和黃油問題所分心。“社會主義意識，”他在《怎麼辦？》中寫道，“在工人中不可能存在，只能從外部灌輸。”這種對民主的不信任是列寧在1917年後對工會、蘇維埃和所有其他群眾性組織採取中央集權主義做法的根源。在他看來，群眾不過是黨的工具。列寧的批評者指出了這一點，他們警告說，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黨會導致獨裁。在他們看來，沒有民主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這就需要一個直接代表工人階級文化和意識的、基礎廣泛的政黨。起初，瑪律托夫關於第一條的觀點得到28票對23票的支持。但支援這一觀點的兩個派別——5名聯邦派代表（他們在黨內要求自治的請求被否決）和2名經濟主義者（他們被火星派打敗）——隨後退出大會，使列寧以微弱多數勝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派別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而他們的對手被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事後看來，孟什維克允許採用這些名稱顯然是非常愚蠢的。這使他們永遠背負著少數派政黨的形象，成為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競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

列寧抓住這個機會，將三位“孟什維克”老兵——查蘇列奇、阿克雪裡羅德和波特列索夫——從編輯委員會驅逐出去，從而鞏固了他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機關報《火星報》的控制權。列寧的陰謀手腕加劇了兩派之間的分歧。他們的衝突最初更多地與個性、風格和情感有關，而不是與各自獨特的意識形態表達有關。孟什維克對列寧粗暴對待三名被罷黜的編輯感到憤慨——列寧稱他們是《火星報》“能力最低下的成員”——為了聲援他們，瑪律托夫拒絕與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一起在新的編輯部共事。他們指責列寧試圖成為黨的獨裁者——有人說他想要揮舞“指揮棒”，就像軍隊指揮官在隊伍中灌輸紀律一樣——並把自己樹立為黨內民主的捍衛者。列寧本人毫不妥協，他拒絕彌補與孟什維克的分歧（據他自己承認，這些分歧“在本質上……並不重要”），並且準備一旦被激怒就承認他認為必須有一個党的獨裁者來約束“我們中間的動搖分子”，這些只會加劇情緒的緊張氣氛。會議在瑣碎的爭吵中破裂，雙方都指責對方是“罪魁禍首”，或“背叛”了對方。人們基於受傷的感覺和被激怒的情感而站隊，建立起忠誠的紐帶。莉蒂亞·丹回憶說，她支持瑪律托夫，並不是因為她認為他是對的，而是因為：

我覺得我必須支持他。還有許多人也這麼想。瑪律托夫很不適合做領導人。但他有一種無窮無盡的魅力，吸引著人們。實再很難解釋他們為什麼追隨他。他自己也說，“我有一種討厭的特權，那就是被人喜歡。”當然，如果發生類似分裂的事情，瑪律托夫會很高尚，瑪律托夫會很可敬，而列寧……嗯，列寧的影響很大，但……就我自己而言，不得不說我對列寧的所有同情（是相當大的）都建立在誤解之上，這是非常悲哀的。

幾年來，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最初的政治分歧一直被個人因素所掩蓋。毫無疑問，部分原因是兩派人都一起生活——有時候確實如此——在小的流亡社區中，所以他們在黨的原則問題上的爭論經常與金錢和情人的爭吵糾纏在一起。但列寧的個性才是關鍵。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定義是對他的個人忠誠；而孟什維克主義，儘管在較小的程度上，是對他的反對。1904年，瓦連京諾夫抵達日內瓦時，對“自稱布爾什維克的人在那裡營造的[對列寧]的崇拜氛圍”感到震驚。列寧在他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中，對孟什維克進行了猛烈的攻擊，更加強化這種分歧。他現在稱他們為馬克思主義事業的“叛徒”。他的布爾什維克高層在沒有得到他事先批准之前，甚至不允許與任何孟什維克領導人交談。

只是在1905年革命期間和之後，兩派之間的分歧才慢慢地以政治術語的形式表達出來。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18年），社會民主工党的普通黨員，特別是孟什維克一方，都在想方設法使該党重新團結起來。這在各省尤其如此，因為那裡黨的力量太小，根本無法承受任何派系鬥爭。在地方，雙方繼續在統一的社會民主工黨組織內合作。但是，到1905年革命期間和後來的杜馬時期，隨著社會民主工党被迫面對現實的政治困境，兩個派別才逐漸在意識形態、戰略和戰術，以及日益多樣化的政治風格和文化方面劃分了各不相同的、自己的界限。

孟什維克主義仍然是一個鬆散的運動——道德高尚，紀律性差。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只有一個領導人，那麼孟什維克就是沒有真正的領導人，事實上，否認需要一個領導人正是孟什維克思想的一部分。孟什維克只是緩慢而不情願地被拖向他們的對手從一開始就建立的，那種正式的政黨結構。他們的精神仍然是1890年代那種友好而非正式的學習小組，被列寧嘲笑為“革命青澀時期寬鬆的奧布洛莫夫長袍和拖鞋”。但是，無論在政策上還是組織上，孟什維克都確實比布爾什維克更民主。他們傾向於吸引更廣泛的群體——更多的非俄羅斯人，尤其是猶太人和格魯吉亞人，更多種類的工人、小商販和知識份子——而布爾什維克的追隨者則大多來自更狹窄的範圍（絕大多數是大俄羅斯工人和背井離鄉的農民）。這種廣泛的社會基礎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孟什維克傾向于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和解。這當然是他們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主要區別，後者在列寧的指導下，在反對民主方面變得越來越頑固。然而，這種劃分——儘管可能與社會差異有關——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劃分。孟什維克是天生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作為革命者的行動總是受到由此產生的道德顧慮的羈絆。布爾什維克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更簡單、更年輕的人，像卡納奇科夫那樣激進的農民工；他們是實幹家而非思想者。他們被列寧的紀律和党的堅定領導所吸引，被他簡單的口號所陶醉，被他立即採取行動推翻沙皇政權的信念所折服，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建議的那樣，坐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蝕沙皇政權。最重要的是，列寧給了他們一個夢想：有志者，事竟成。

【1】猶太人在社會民主黨中發揮了突出作用，提供了許多最重要的領導人（阿克塞爾羅德、戴奇、瑪律托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不一而足）。1905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有8,400名成員。相比之下，崩得，即猶太工人總聯盟則有35,000名成員。

【2】“列寧”這個化名和筆名可能來自西伯利亞的勒拿河。列寧在1901年首次使用它。

【3】“雅羅斯拉夫爾的商人”擁有悠久的聲譽，這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狡猾。

【4】對19世紀9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宣傳”意味著在小型學習小組中逐步教育工人，使他們對革命和階級意識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鼓動”則是指就具體的勞工和政治問題開展群眾運動。

【5】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19年後，該黨將統治世界上最大國家，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參加會議的社會主義者竟然不超過9人！他們在明斯克市秘密開會，通過了一份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目標宣言，然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被員警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