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简史：就算成了模范移民，也还是“永远的外国人”

（7月24日 首发 BIE别的）

1970 年 12 月 13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的位置刊登了一篇标题为 “亚洲人发现美国社会的偏见在迅速消失”（Orientals Find Bias is Down Sharply in the US）的报道，文章以二战后来到美国生活的 Chu 先生的经历作为开篇：

“Chu 先生拥有宾大工程学位，目前已升任霍尼韦尔信息系统公司的副总裁。他住在波士顿富裕的卫尔斯理郊区，离他公司的总部很近。 

‘只要你有能力，能够适应美国社会的说话、穿衣和做事的方式，’Chu 先生说，‘那么，是不是华裔并不重要。’” 

按纽约时报的说法，Chu 先生的成功故事是同时期在美国生活的 40 万华裔和 50 万日裔美国人的生活缩影，他们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融入了美国主流生活，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成功，实现了自己的 “美国梦”。

作为进入美国历史最久、人口最多的亚裔群体，华裔进入美国的历史要追溯到 1868 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此后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华裔并非以 Chu 先生这样模范公民的面目出现，而是因为迥异的外形和文化被视作无法同化的 “ 永远的外国人 ”（perpetual foreigner）。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对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这一身份认同的不断确认。

又半个世纪过去。Chu 先生的故事在更多上演，但我们也更清楚的是，歧视和偏见从未消失。

带来 “黄祸” 的淘金者

十九世纪末的华裔移民通常是来自南方沿海农村的男性，既不懂英语，也不熟悉西方文化，大多数是根据合同来到夏威夷种植园劳作，在西部的矿井淘金、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上劳作，对这些从未打算久居的华工来说，满载着黄金荣归故里才是人生梦想，了解美国文化和融入社会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

然而黄金很少，不公正的待遇却很多；极少数的人运气不错，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不断加剧的种族歧视。

华人劳工开始涌入美国后不久，美国经济就进入了萧条期。在本地白人工人组织的推波助澜下，本就弥漫的种族主义思想很快升级为强烈的的反华情绪和攻击。外来华工成为经济困境的替罪羊，被失去工作的本地白人劳工蔑称为 “ 黄祸 ” 和 “ 中国威胁 ”。加州工人党还以 “中国人必须走！” 为口号成功发起了一场反华法律运动。

在本地白人工人的持续施压下，美国在 1880 年修改了移民条款。1882 年，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 (China Exclusion Act)，禁止一切来自中国的移民，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和国民的移民法。随后的 1917 年移民法案，也被称为 “亚洲禁区法”，将限制的范围被扩大为亚洲地区。这样的歧视性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华运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内核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华人认定为低等的、无法归化的民族，并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从而确认关于 “美国人” 的定义。

歧视性的法律，加上日常生活中针对华人的现实迫害和暴力，很快将华工赶出了西海岸的矿山、农场和毛纺厂。淘金无望，一些人还算幸运地买到了回家的船票，但更多人回不去、或者羞于回家，他们只能去旧金山的唐人街寻求庇护，或者继续向东旅行，并在东北部，尤其是纽约和中西部的唐人街安顿了下来。

受排华情绪的影响，唐人街变成了封闭的 “单身汉” 社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从 19 世纪 70 年代的 12.3 万，下降到 19 世纪 90 年代的 1.48 万，然后在 30 年代下降到历史最低的 5000 人。与此同时，华裔移民被推入了某种无法突破的悖论：排华阻碍了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所以不得不退缩回唐人街；而聚集在唐人街生活，不与外界接触，又强化了人们对华裔无法同化的成见。用 UCLA 社会学教授周敏的解释就是，华人移民所经历的历史排斥和歧视，促使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未来即使结构障碍消失了也不会导致其衰落，相反，华人移民仍然保持着强烈的 “中国性” 和民族自豪感，因此仍然容易受到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伤害。

这种边缘化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二战。一场战争深远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欧洲、两大阵营的对立、美国在外事上表现出的野心，这一切同时影响着国内政治，华裔也因此迎来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从 “反法西斯盟友” 到 “模范少数族裔”

二战期间，中美同属反法西斯同盟，是太平洋对日战争的盟友，华裔移民因此开始稳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成千上万华裔移民第一次离开唐人街，拿起武器参军，或者在国防军备企业任职，他们不再是来自未知国度的神秘东方人，而是 同胞和盟友 。社会工作者 Lim P. Lee 在接受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采访时形容，“华人第一次有了跨种族的接触，普通美国人也第一次学会了认识和尊重他的中国同事。”

二战后的美国迎来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被安定、富足、单调的氛围笼罩。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主要是意大利和墨西哥裔，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年轻时就被迫工作养家，也因此第一次有机会发展出了独特的青年文化 —— 油头仔（Greaser）。这些年轻人梳着大背头彰显自己的叛逆出位，挑战法律和权威，代表形象就是电影 Rebel Without a Cause 中的 James Dean。

彼时的美国主流文化仍然相当保守，重视守序和权威，于是油头仔这种亚文化给社会制造了不小的恐慌。为了 “净化” 社会风气，美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就包括将华裔社群的儒家家庭观念和顺从父母的子女作为正面形象进行宣传，这样的叙事逐渐融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

而美国此时对国家和归属感的观念也在进行重塑，这出于其地缘政治野心。冷战期间，为了确立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导的地位，美国试图将自己的国际形象塑造成一片充满机会的自由国度：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接受了美式生活方式，就可以拥有繁荣和幸福的生活。美国化华裔家庭的成功故事登上美国之声（VOA），被 47 种外语同时对外广播，用来证明美国拥有一种更包容、更先进的制度。

“ 模范少数族裔 ” 这个标签也在此时被创造出来，像奖励一样颁给那些同化良好、实现了向上流动、政治上没有威胁的少数族裔，通常也就是指亚裔。

亚裔被塑造成了 “别人家的孩子”，那么 “自己家的孩子” 又是谁呢？黑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黑人领导的民权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严重冲击了白人主导的政治秩序。为了反驳黑人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指控，Chu 先生这样的 “模范少数族裔” 叙事被推到了台前：亚裔能克服歧视，为什么黑人不能？

美国社会学家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在 1965 年撰写了饱受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他将亚裔的成功归因到家庭文化，因而认为黑人社区贫困的根源是贫民窟文化导致的高比率的单身母亲。

这类话语有效地离间了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之间的关系。更糟糕的是，亚裔又成了工具人 —— 围绕 “模范少数族裔” 构建起的价值体系，完全是有白人主导的，少数族裔除了接受自己被安排，并没有什么选择。

然而美国历史上的亚裔，真的是宣传中的那副勤奋顺从又政治冷感的样子吗？至少 “模范少数” 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种极度片面的刻板印象轻易地将亚裔街头抗争的历史抹去了。

Yellow Power：从上街到撕裂

早在十九世纪初的种植园里，华工就组织起跨种族的罢工，反对不公平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那之后，华裔持续地走上街头争取公民权、平等的就业权利、呼吁医保改革…… 民权运动期间，亚裔美国人第一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泛亚同盟，抗议共同遭受的压迫和基于种族的暴力，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并在 1982 年的 陈果仁案 时达到高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日本汽车公司的冲击，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陷入低谷，不少工人被解雇，其中就有克莱斯勒公司一名车间主管 Ronald Ebens 的继子 Michael Nitz。在仇恨的驱使下，这对父子在酒吧将陈果仁误认作日本人，并用棒球棍将其打死。事后，法官的轻判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尤其是亚裔移民 —— 法官的判决再次让亚裔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陈果仁的母亲陈余琼芳说，“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公正？这件事发生只因为我儿子是华人，如果两个华人杀了一个白人的话，他们肯定会遭到监禁，甚至终身监禁。这个国家出了问题。”

陈国仁案成为一个契机，各个不同亚裔社区第一次形成一致的声音，争取美国亚裔的身份认同和公正待遇。

同为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亚裔还与黑人结成同盟，反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反对警察暴力，争取平等权利。在要求释放黑豹党联合创始人 Huey P. Newton 的示威活动上，也有亚裔的身影，甚至有人举起了 “黄祸支持黑人权力”（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的标语。大学校园的亚裔年轻人积极参与运动，通过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和第三世界解放阵线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等跨族裔联盟，组织抗议罢工，倡导开设族裔研究专业，以及为少数族裔教员和招生保留配额等。

华裔移民再次大批涌入美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 1965 年的改革，此时的移民法已经废除了国籍配额制度，转而以吸收有技能的 “优质移民” 为重点。这些经过美国移民系统 “精心挑选” 的 新移民，和曾经的亚裔老移民及后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经历，来到美国后的境遇也大不相同。这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如今华裔内部在美国社会和种族问题上的许多分歧。

新移民与亚裔街头抗争的风起云涌擦肩而过，从未成为压迫与抗争这段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 似乎自己落地时所见的相对公平的秩序本就如此，似乎这片新大陆所宣扬的 “美国梦” 对于不同肤色种族的人来说从来都是如此公平。很多人甚至直接承继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话语、内化了 “模范少数族裔” 这样的话术。

这些对历史的缺乏了解和对自我身份的缺乏自察，深刻地造成了社群内部的撕裂和族裔间关系的恶化。2014 年，亚裔警官  Peter Liang  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幢公寓的楼梯巡逻时误杀了黑人青年  Akai Gurley 。梁被以五项罪名起诉，最终误杀和渎职两项罪名成立，面临 15 年的监禁。该判决引发了华裔社群的不满，他们认为 Peter Liang 因为是亚裔才受到重罚，如果他是一名白人，他就会被判无罪 —— 就像那些误杀黑人的白人警官一样。

“如果他是白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016 年的 Peter Liang 案和 1983 年的陈果仁案，几乎相同的感叹，对比之下却有些难以形容的荒诞。亚裔当然不是白人，永远不会是，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对亚裔来说更好的社会？是和其他少数族裔站在一起要求被公正对待，还是假装自己是白人社会的一员并希望获得 “白人特权”？近些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华裔社群在这些问题上的撕裂似乎难以弥合。

而 “模范少数族裔” 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光环吗？华裔真的能独善其身，美国社会的不公与歧视真的与自己无关？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有 21.5% 的科学家是亚洲人，但实验室和分支机构主任的占比只有 4.7%。

纽约顶尖律所的非合伙律师中，亚裔美国人占比最高，但他们转为合伙人的比率最低。 

硅谷 33% 的软件工程师是亚裔，但在湾区最大的 25 家公司中，亚裔只占董事会成员的 6% 和公司管理人员的 10%。

这个清单还可以更长，但我想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模范少数族裔” 并不是褒奖，而是将亚裔视作一枚棋子，这和排华时期对华裔的他者化并无不同，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纳。

近期的新冠疫情，让针对亚裔的歧视再度抬头，不少亚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被 “滚回你的国家” 这类种族主义言论攻击的经历。既是 “ 模范少数族裔 ” 也是 “ 永远的外国人 ”，华裔身份的两重性让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处境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土耳其裔德国球员厄齐尔在宣布退出国家队的声明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赢球时，我是个德国人；输球时，我就是移民。” 相信很多美国华裔对此能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