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回到广州，没有”身份码“我只能翻墙回家

当台湾人还在为纸质三倍券（一种疫情下政府发的消费代金券）的领取和使用争论不休时，中国早已实现了人脸识别全覆盖，刷脸登陆的各种官方APP上显示了市民的身份、社保、出入境资料，学校也开始使用”身份码“作为通行证来管理和控制所有人员的进出。

从台北到厦门，经过14天酒店隔离，3次核酸检测和2次抽血检查，终于拿到了解除隔离证明，搭上了回广州的高铁。但四个多小时后，我只能在家门口的围墙外徘徊。

大学毕业至今，我在广州这所高校里租住了十年。曾经的校园在设计规划上采取了西方的开放式布局，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往校外，这两年学校却一点点建起了围墙。1月去台湾不久，疫情爆发，校外住户和未经批准回校的学生被围墙挡在外面，唯有持学校核发的”身份码“才可通行。

虽然按年缴了房租，房东老师也表示无法为我们办理”身份码“，”或许要全面开学之后，或许要疫情结束后“。搬家很难，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累积很多的情感，离开半年后风尘仆仆地归来只想先回到这个熟悉的这个地方。尽管不被允许，我和老公还是决心回家。为了能够”轻装上阵“，我们在厦门酒店邮寄了行李箱。

夜晚的校园戒备森严，许多入口都变成了高墙，仅剩的几个可以通行的门也有保安看守。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发现不管进入还是外出都需要刷二维码验证身份，入口周围还装了数个监控摄像头，俨然军事管制区。

门不能进，就只能翻墙了。偌大的校园，沿着围墙走了一圈又一圈，锁定了几处人烟稀少的隐蔽地点，其中一处地形还不错，里面是一个小山坡，外面有一些堆叠的砖块和一个倒置的垃圾桶，似乎有人翻墙而过留下的痕迹。就这里吧，先进去再说！想起《谍影重重》的Jason，我迅速扫视四周，踩上垃圾桶，在老公的帮助下，小心翼翼爬过2米多高的墙，再跳到里面山坡的草地上，老公则动作流畅，一气呵成。走出草地，终于可以安心走在校内的大马路上，想到回家都要扮演特工，真是好笑又心酸。

又一次大扫除之后（从台北的公寓到厦门的酒店再到广州的家已经是本月第三次大扫除……），想起还未吃晚餐，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楼下饭堂买宵夜，刚走到门口就被饭堂大叔呵斥，”同学！没带口罩不许进饭堂！“只好跑回家拿了口罩再回来，”麻烦一份堂食一份打包。“饭堂阿姨却摆摆手，”打包统一12块要去那边。你堂食的6块钱支付失败了，要先扫码！“她示意我端着盘子去另一个窗口扫码。结果一扫码立刻弹出了学校身份验证系统的登陆界面，我只好求助于身边一位同学，付钱给他请他先帮我付款。我感叹自己离开太久，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在饭堂买饭也要扫码验证身份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

从台湾回来，再次强烈感受到中国数字化程度的发达，过海关前先扫码填报，入厦门前先扫码申请，离开酒店先报告下个目的地，就这样，从个人行踪到家庭地址，从健康情况到血型信息，隐私早已袒露无疑，”有关部门“收集了应有尽有的数据，以疫情的名义，中国的数字化极权更上了一层楼。如今疫情趋缓，广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已经不再需要扫码，数字化极权的精神却”发扬光大“，深入到了高校，普及到了基层。

 洗完澡已经凌晨十二点，手机竟然响个不停。”我是xxx街道办的，你是刚从厦门回来的xxx吧？明天过来拿检测单。啊？我知道你有解除隔离证明，不过根据这边规定，你还需要再去医院验两次核酸！“可怜，刚刚才翻墙进来的我，又要一早翻墙出去了。我亲爱的家，除了网络的防火墙，又多了一道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