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在台北挺好的

一

「不可以。」

櫃員小姐連眼皮都不抬地丟出這三個字，一個假笑都懶得給我。

2021年初的台北，春寒料峭壁。 我站在一家銀行的櫃檯面前，猝不及防地被潑了冷水。 這是我以陸配身分進入台灣的第二個月，剛結束居家隔離，原是興沖沖帶了錢來銀行開戶的，也按官網說明準備了資料。

「為什麼？」我努力想看清楚她的工牌，心想這什麼態度，欠投訴嗎。 隔壁窗口的台灣老太太是來辦人民幣業務的，負責接待她的那位櫃員小姐滿臉堆笑，彷彿故意要襯託我這邊的肅殺之氣。

隔著反光的玻璃窗，我對面櫃員小姐的聲音也影影綽綽：「我們銀行適用XXX國際標準，開設帳戶的規定比較嚴格，您或者去其他銀行看看。」

我努力回想自己過去辦銀行卡的經歷：留學時候母校有發過一張校園卡兼儲蓄卡，更早的時候在大陸工作，工資卡、信用卡都是上趕著來找我辦的。 現在來了台灣，既不是學生，也不是打工人，只是大陸配偶，就一朝回到解放前，不配有自己的賬戶了嗎？

我跑去另一家銀行詢問，這次的櫃姐是笑瞇瞇的，但仍然拒絕了我，理由大同小異，只留了條窄門：「您要是找到工作，可以憑工作證明來辦理。」

我低頭看自己的居留證，上面有一行紅色的小字，顯示在法律意義上作為陸配的我有權利找工作，不需要另外申請工作居留。 但身為文科生，一個已婚未孕的女性，我在台灣能找到什麼工作呢？

二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米蘭某貿易公司的管理職，是2020年初從米蘭大學畢業後匆匆找的，原本是想把它當作跳板，把學生居留轉成工作居留，但入職沒幾天， 義大利爆發了疫情，公司轉向線上辦公，隨之而來的物流停擺，讓這間十年歷史的小公司在三個月後斷了氣。 我甚至沒拿到足額的工資，這是當初裸辭來義大利留學時候沒料到的。

Adon安慰我，說義大利本來就經濟不景氣，有想法的年輕人都往別處去，作為外國人更是不容易，疫情之前他才剛拿到義大利的永居，現在他都想回台灣了。 新聞報導了好幾起針對亞洲面孔的街頭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宣稱這病毒是中國人帶來的。

我們跟著留學生微信群的小廣告，在米蘭的一條小巷裡找到一家中國人開的物流公司，用一個多月完成了浩浩蕩蕩的跨境搬家：三分之一是Adon的行李，寄往他的老家新竹，三分之一是我們回大陸的部分行李，提前寄往我的老家蘇州，還有三分之一是隨身行李，我們押寶了漢莎航空公司的機票，幾經周折地從德國轉機回大陸去。

與義大利的緣分就在這一點點的螞蟻搬家中畫上了句點。 離開前，我和Adon在米蘭市裡走了一圈，錄下了馬路、公園、菜市場等日常生活的聲音，作為他下一張音樂專輯的素材。 我給這張專輯取名為Ciao Milano（再會米蘭），Ciao是「你好」，也有「再見」的意思，Adon說也許還會再回來。

我卻有種隱密的擔憂，覺得自己回不去了：我們在疫情中做出結婚的決定，成為橫亙在「自由的我」與「不自由的我們」之間的分水嶺。 但我們又需要這一紙婚書，來緩解疫情帶來的焦慮──至少不會在穿越邊境的時候被迫分開。

我母親倒不嫌棄我在義大利混不下去，甚至覺得我找到對象了，是這場留學的最大成就，至於我在大陸一辦完婚禮就跟著對象去台灣，她覺得那還是比義大利近多了 ，沒時差，飛兩個小時而已。 唯一不放心的，是她還沒能去男方家裡考察過，只好千叮嚀萬囑咐，「保證好經濟」。

我當然沒打算當全職主婦，在米蘭封城的那兩個多月裡，我已經受夠了被居家隔離什麼都做不了的狀態，萬一找不到工作的話，去讀書也是好的。 我電腦桌面上有個「履歷」的資料夾，隨著投遞履歷的次數增加，它如貪食蛇般膨脹。

Adon的爸媽一直催促兒子快去上班，在老人家眼裡，早一天上班、早一天拿薪水才是正道。 至於我這個新媳婦，他們嘴上沒說，心裡大約還是期待添丁的。

在台灣的第一個新年，我跟著Adon家人們去客家祠堂祭祖。 拜完祖先，看到有人發紅皮的新丁板（一種豆沙餡的糯米糕點），原來是他們家裡新添了男嬰，特地做來和大家分享喜氣。 長老會向家族裡的男性收取「丁費」，作為修繕祠堂和維護運營的經費，而女人們是不用交的——過去未婚和離婚的姑婆甚至進不了宗祠。 Adon爸爸說，這年頭提倡性別平等，姑婆牌也可以入祠堂了，若是這女人夠優秀，也會被頂禮膜拜。

我心想，這就是體制化嗎，生得有組織，死得有進步。  

 三 

過完春節，Adon順利入職台北的一家建築師事務所，我也奔波在面試中，和他半開玩笑說，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得靠他一個人交房租，似乎得懷個孕才說得過去 。 Adon不以為意，說找工作和生小孩都是急不來的事情，叫我放寬心。 2021年3月，我們在台北新租了一間小公寓，靠窗的玻璃瓶裡插了一小株水耕的吊蘭，剛悄悄冒出柔軟的新芽。

我很快也在台北找到了新工作，一家新創公司的管理職。 公司開在一間辦公大樓的共享辦公室裡，左鄰右舍都是新創公司，公共區域的冰箱裡塞滿了各種食物和保鮮盒，上面貼著五顏六色的便箋條以標記名字。 公共客廳的沙發靠著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繁華的台北街景，老闆喜歡在這兒和客戶談生意，除了風景好，也是因為自己公司的空間有限，一條會議長桌就佔去三分 之二，如果把同事全叫齊了，椅子都不夠坐，也難怪他會支持遠距辦公。

我的同事們都是純色棉麻的文青風裝扮，年輕的面孔埋在貼著花花綠綠貼紙的筆記本電腦後面，只在老闆介紹我的時候抬起來禮貌性地笑了一下，對於我的「大陸人」身分似乎無動於衷。 Tania是同一批入職的最年長的女同事，曾經在北京工作過，對誰都很熨貼，和我也能聊上幾句，談起北京的口氣像是談論前男友，惆悵而溫柔。

「我現在還會用微信和以前的大陸同事保持聯絡。」她說。

用微信的台灣人，比起不用微信的台灣人，對大陸的了解更會多一些。 我的老闆也用微信，還帶他老婆在北京讀過MBA，常穿那間MBA學院的T恤過來上班，毫不介意上面印的簡體字會讓一些台灣年輕人側目。 他在台灣和大陸都有公司——這似乎是許多台灣生意人的做法：兩頭下注，伺機而動。

我去了辦公室才知道，之前聯絡我的HR，其實就是老闆娘，也是個在大陸工作過的台灣人。 她也是財務總監，面試時老闆一口答應的薪水，到了她那裡又被討價還價，最後到手的比約定的少了一些。 我心想，拿多少錢做多少事吧，再說我一週只需要兩天進辦公室，可以靈活支配自己的時間，還計較啥呢！

老闆也是爽快人，聽說我辦不了銀行卡，立刻開了工作證明，還特別關照我就去公司對面的銀行辦，「報公司的名字，他們比較熟悉。」

果然，老闆推薦的銀行櫃員溫柔了許多，不再視我如「敵特」（敵方派來的特務），她拿過我的資料看了又看，無奈地指著一處賠笑道：「您這裡的章蓋得不清晰，需要重新蓋哦。」

老闆見我又殺了個回馬槍，一臉不可思議，聽完我的說明，他抓起印章，使勁壓實了印泥，然後惡作劇似的往紙上「啪啪啪」連蓋了好幾個章，「這下應該行了吧！」

入台的第四個月，我終於擁有了自己的銀行帳戶。 母親在視訊那頭連連說好，不厭其煩地關照我：「保護好自己！」

我明白母親的意思，她吃過許多苦，不憚以最壞的情況揣測他人，錢能帶來安全感。 但Adon一家也是樸實的好人，我和Adon住在台北的時候，他父母隔三岔五地從新竹開車送自家種的水果蔬菜上來，把我們公寓的冰箱塞得滿滿，我們週末回婆家住，總是睡到自然醒，而婆婆總是早早去市場，買我愛吃的煎餃回來，悄悄放在餐桌上。

「我挺好的，你放心！」我對母親說。

四

在拿到工作offer之前，我申請了台北一所大學的博士生。 因為是陸配的身份，和陸生不是一個報名系統，也沒查到陸配在台灣讀博的先例，不知道要準備哪些資料，於是又是跑有關單位又是寫email詢問，折騰了一圈，得到官方的正式回覆：陸配按「一般生」資格申請，但如果失去了依親居留，讀書資格也會被取消。

「官人啊，我可得拍好你馬屁，不然啊，工作也沒得，讀書也沒得。」我朝Adon作勢一拜，他得意一笑。

入職後沒幾天，我接到了學校的面試通知，在一個潮濕的清晨搭上捷運，再轉乘公車，前往台北南端的木柵校區，一路回復工作訊息，忙得暈頭轉向。 學校開在氤氳青翠的山上，那天我迷了路，幾乎想放棄面試了，行政老師連著打了幾通電話，最後打著傘跑下來找我，帶我上山找教室，一點也不嫌麻煩 。 面試結束的時候，她笑瞇瞇地說「你一定沒問題的」，又關切地問我，「怎麼氣色不太好，要多休息哦。」

我確實有些疲憊，是早期懷孕反應帶來的，我以為自己掩藏得很好，但女性似乎有天生的敏感。 面試的教室裡坐了一排教授，只有一個男性，「萬花叢中一點綠」，和我過去面試和答辯的經驗正相反。 我覺得自己是來對地方了——雖然我的身份挺尷尬的，既不是陸生，也不是一般意義的「一般生」，兩頭的獎學金都申請不了，但學校在台灣是有名氣的，被稱為「黨校」，政治色彩濃重，也出過很多文藝界的名人，像是陶晶瑩、陳綺貞等等，我雖然還沒入學，也莫名地生出些面子來。

Adon聽說我被錄取了，也很高興，但看我同時扛起學生、打工人、準媽媽三面大旗，又感嘆「能者也太勞了吧」。 我倒沒覺得自己「能」，得到offer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又何嘗不是他們恰好需要呢？ 我野心勃勃的老闆需要一個了解大陸市場的人，我的老師們對跨國流動的人有興趣，所以他們才遞給我橄欖枝。 可是我自己究竟想要什麼呢？

我對Adon說，我需要生存，所以要工作，我想追尋意義，所以去讀博，我也想當媽媽，儘管我自己還沒活明白，就要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此刻都還沒有答案，就像玩RPG遊戲開了新號，過去的生活已作廢，但新的生活會更好嗎？

五 

有個歌手說，人生中我們只有一雙手，但手上有很多球要拋接，必須找到平衡點。 我沒有學過雜技，一上來就要拋接三球，這困難模式的遊戲讓我頭皮發麻。 但誰知道疫情也會變成buff？

2021年5月，台灣因疫情延燒，升級了防疫政策，上班和上課全面改為線上。 又一次，我和Adon陷入居家隔離狀態，笑說「這疫情怎麼追著我們跑」。 Adon每天一閒下來就拿手機刷Ptt論壇的新聞八卦，讀到氣憤處還念給我聽。 我懶洋洋地躺在電腦前，摸著小腹說：「雖然這有點地獄笑話，但不用出門讓我輕鬆多了。」那時，無論老闆同事，還是老師同學，都只能透過連線看到我的上半身，直到2021下半年「微解封」，一打照面，他們對我驚呼：“你肚子都這麼大了啊！”

Buff用完了，該還的還是要還，像是產假我從預產期當天開始請，前一天老闆還是會叫我去開會，生完孩子住在月子中心，半夜擠奶之餘還得抓耳撓腮地趕作業，而等到2022年2月出了月子中心，我發現「休息」這件事徹底離我而去了：帶娃是不分晝夜的，學習是見縫插針的，至於上班？ 先用產假擋一擋吧！

在台灣，可以休兩個月產假並且領全薪，如果接著請育嬰假，可以領六個月的八成薪水，最多能請三年。 雖說我申請產假的時候打包票說「就請兩個月」，但休完產假回去上班，還要應付課業，又惦記著擠奶、餵奶，一支蠟燭掰成三截燒，忙得昏天黑地。

「我現在好像個渣男。」我向Adon抱怨，「上課的時候回工作消息，工作的時候偷偷寫作業，孩子也沒能按書養……招惹一堆，又沒做好。」

「孩子……不是有我爸媽在幫忙帶嗎？」Adon說，「如果覺得上班和上課太累，你可以停下來的。」

停下來？ 要是不上班，我母親一定第一個不同意，她常把「女人要經濟獨立」掛在嘴邊，說絕對不能手心向上跟老公要。 我想起卡通《辛普森家庭》裡，天資聰穎的小女兒Lisa被告知未來會變成家庭主婦，發出抗拒的哀嚎。

或是，先休學？ 依照學校的規定，在就讀期間最多也可以休三年的育嬰假。 但據說，有學姐懷孕後申請休學，然後再也沒有回來，我會變成她嗎？

我的系主任是位笑聲爽朗的女士，也是客家媳婦，博士畢業後找到教職，然後在36歲和38歲的時候生了兩個男孩。 我在聚餐時問她，怎麼有勇氣生兩個。

「我們當週末父母啊，孩子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她笑道。

我深吸一口氣：我連斷奶都捨不得，哪裡做得到呢？ 我甚至有點責備地想，怎麼能把母職轉移給老人呢？ 這不是剝削嗎？

「麻煩別人」會帶給我羞恥感，何況網路上到處是「又美又颯」的獨立女性，分享如何做時間管理大師的經驗。 你說忙不過來？ 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

六

在我剛懷孕的時候，有朋友推薦了托嬰，說小孩滿兩個月就能送去，這樣自己就輕鬆了，但要早點報名。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總人口近三年連續負增長，許多年輕人考慮到生活成本，不願意結婚生子，以至於學校「永久停業」屢見不鮮，但吊詭的是，托育資源依然緊張，餵藥、 虐嬰之類的負面新聞也是層出不窮。 出了月子中心後，我和Adon商量托嬰，出乎我意料的，他表示堅決反對：「我不相信陌生人會照顧好別人的小孩。」

Adon的父母也不支持托嬰，說他們的身體還硬朗，可以照顧孫子。 商量之後的決定，是我先和孩子住在新竹，這樣有公婆照應，Adon在工作日繼續住在台北的租屋裡，週末回新竹，畢竟從台北的公寓步行就能到他公司，要是每天開車跨城通勤，至少要多花兩個小時在路上。

2022年9月起，我申請了六個月的帶薪育嬰假，再次擺脫了工作的束縛，第一件事就是考駕照。 在考上駕照前，我需要每天起早搭火車從新竹到台北車站，然後再轉乘公車到目的地，下課或下班後又搭公車去台北的租屋處，和Adon碰頭吃個晚餐，有時是我買了菜一起煮，有時兩人都累了就叫外送。 拿到駕照後，我終於不用再輾轉公車系統了，但一路都得靠咖啡提神，來保證開車和上課不打瞌睡。

除了放電腦和書本的包包，我還要背上一套沉重的吸乳器，每隔三個小時就要找到一個哺集乳室，有時是在學校，有時是在火車站，有時是在商場 ，洗淨雙手，組裝機器，插上電源，收集母乳，裝袋密封冷藏，清洗器皿……這樣一套操作下來，半個小時就過去了，而我還要再背上它們去趕路。

母親起初是支持我母乳的，甚至在我懷孕的時候還去廟裡拜過，希望我奶水充足。 但孩子滿週歲後，她聽說我還沒斷奶，皺起眉頭說：「該戒了吧？」

我忍不住提高了分貝：「這又不是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只有在母親面前，我才會露出暴躁的一面。

「我這不是看你累嘛。」母親訕訕道。

「人家世衛組織專家都建議了，母乳哺育可以到寶寶兩歲以上。」我說。 當然，專家不會指出，背奶媽媽有多辛苦。

「愛孩子，就給孩子最好的。」我待過的每一間哺乳室都貼著這句口號，比催產素更有魔力。  

七

我和Adon考慮過在台北重新租公寓，最好兩房以上，讓公婆和孩子一起住過來。 我們原先租的房子是挑高的一房，兩人住剛好，加上嬰兒就太過擁擠，上下樓梯也不安全。 但且不說台北高昂的房租，公婆首先會煩惱老家的地沒人顧，又空置了他們住慣了的大房子。

Adon也試著申請過租金補貼，按照官方的說明，如果房客申請了租金補貼，房東就有減稅優惠，這似乎是兩頭討好，為此我們首先得有台北市的戶籍，這需要和房東商量 。 儘管有明文規定，房東不得阻止房客憑租房合約遷入戶籍，但我們的房東是個年近八旬的資深炒房仔，擔心被稅務機構查到會多繳稅，起初並不願配合， 直到我們第二年續租，他才勉強同意我們入戶，並且要求我們簽字保證，一旦租約到期且不再續租，就馬上遷出。

我趁著休育嬰假的空隙跑了趟戶政事務所，把我們一家三口從新竹遷進台北，心想，「咱也是名正言順的台北人啦！」Adon在租金補貼的線上系統提交了申請資料，遲遲沒有回音，打電話去詢問，才得知因為他名下還有一間農舍，也算是有不動產，不符合申請資格。 Adon一愣，解釋說那隻是新竹鄉下的一間紅磚毛坯房，四面漏風，完全住不了人，而且他在台北工作，戶籍也在台北，不是據說可以申請這裡的租房補貼嗎？

電話那頭的公務員冷冷地說：「你理解錯了，只有自己和直系親屬都沒有一套房產的情況下，才有資格申請租屋補助。即使你名下沒有農舍，你父母名下有房子，也不可以申請。」她甚至反問Adon，「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沒有自己的房產嗎？」

我後來查了下官方數據：2020年全台2357萬人，有房一族為804萬人，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三個人裡就有兩個人名下沒房子， 而有房一族中，超過七成的人名下只有一套房，這意味著去外地打工往往需要租房。 依照公務員的說明，這補貼是給赤貧階層的，我和Adon還不夠格。

掛了電話，Adon氣呼呼地說：「早知道這樣，前幾年就應該回來買房，還沒漲得這麼離譜。」疫情之前，他正考慮在義大利買房定居，但身為外國人，如果是貸款買房 ，他需要有直系親屬在當地當擔保人──你看，無論在哪裡，法律條文總愛為難人。

「那就把農舍賣了，看能不能換套台北的，如果不夠，就連我們現在住的房子一起賣了，全家遷到台北去。」Adon父母給出了一個最直接的解決方案。

我和Adon連連搖頭：我們並不打算永遠留在台北，儘管它在上個世紀締造了許多傳奇，但在當下，它光環盡褪，露出疲態。 202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台北的戶籍人口已經不足250萬人，僅2022年就流失3.7萬人，原因是疫情導致許多「天龍人」遷往國外，而普通人則流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其他 地區。 我們來台灣是疫情使然，如今新的流動已開始，又何必在樹上吊死？

2023年春節前夕，我們決定結束在台北的租房生活，並遵守和房東的約定，提前把戶口從台北遷回新竹，登記在Adon名下的農舍。 這裡四周環田，人煙稀少，常有野狗集結，Adon父母每次都要開車過來，他們是「書包翻身」的農家子弟，對土地有情結，十多年前因緣際會買了這塊地，如今種滿了瓜果蔬菜，是他們老年生活的一份樂趣。

我想起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劉墉說“my dear”念著像「麥地」，農民最喜歡的就是長滿麥子的地，要是真為了台北的根椽片瓦賣了它，還真是虧大了。 Adon說，他打算存夠錢就翻修農舍，按自己的想法來，以後住在裡面，在田野間做「數位遊民」，豈不妙哉？

我說好呀，可在那之前，咱們住哪裡呀？

Adon說，住爸媽家呀，省下房租大頭，可以早點存夠錢實現夢想。

我說，那不就是啃老嗎？

Adon粲然一笑：「誰讓我是獨生子呢？」

八

我和Adon算了一筆帳，就算每天開車往返，汽油費加上在台北的停車費，還是要比住台北省得多。 這種跨城通勤不算新鮮事，在我的老家蘇州，就不乏在上海上班、在蘇州生活的人，Adon在米蘭上班的時候，有同事住在米蘭近郊的洛迪，甚至是更遠的科莫湖，都是靠開車或高鐵通勤。 為了早日實現田園夢想，眼下啃老似乎也說得過去。

但我還是無法像Adon那麼坦然，自打生了孩子在婆家住，我每個月都會交筆伙食費，逢年過節給老人包個紅包。 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給太少了，心裡過意不去，在家的時候盡量自己帶孩子，讓老人休息。 這大大壓縮了我的休息時間，常常要等孩子睡熟了，又爬起來挑燈熬夜寫作業，有時候寫到人都麻了，甚至聯想到一些新聞，懷疑自己會不會猝死。

Adon爸媽覺得讀博是苦差事，他們有個朋友讀了十年最後沒能畢業，因此安慰我說，就算最後畢不了業也沒關係，博士學位不是非拿不可，做人嘛開心最重要。 如果能朝九晚五地上班，有份穩定的薪水，在他們看來是更好的選擇。

但我的公司可談不上穩定。 2022年初我休產假的時候，同一批入職的同事已經走了大半，最年長的Tania也飛去英國讀碩士了，據說是邊讀書邊工作，每天倒時差上線和老闆開會。 2023年3月，我結束帶薪育嬰假，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公司已經洗了一輪牌，工位上全是新面孔，過去只管財務和人事的老闆娘，現在也管起業務來了 ，要求我們坐班的時間越來越多，這樣我就必須跟公司請假去上課。 鑒於我在工作的兩年中休了八個月假，升遷加薪自然也不用提了。

而壓斷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Tania從英國畢業回來，和我碰面說起她留學的日子，感嘆這一年物價飛漲，無論是台灣還是英國都不好過。 雖然她領著公司的全薪，但收入跟不上英國房租飆升，加上碰到種族歧視的白人室友，成天給她添堵，回到台北又物是人非，呆了一個月就離職了 ——我之前還將她當作公司的「定海神針」呢。

2023年6月，在一場馬拉松式會議的盡頭，老闆娘在線上意猶未盡地發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點開關閉良久的麥克風，內心閃過一絲愧疚，但又不得不吐出這句話：「不好意思，我要辭職。」

麥克風那頭，老闆娘像是剎不住車似的，又重複了一遍工作任務，講完才回過神來，說：「那你就做好交接，走流程吧。」

「好的，沒問題。」我在這頭恭順地回答，一如既往。

照理說，我不該感到愧疚：賺到最多錢的人是他們，而我也有說走就走的自由。 但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提供了這份工作，我會被排除在這個社會的系統之外，不會有自己的銀行帳戶，也不會獲得產假和育嬰假期間的權益。 正如Adon父母所習以為常的，只有進入這個系統、擁有工作，才能成為完整的、有保障的人，而我卻主動放棄了工作，重回「邊緣」，只是為了喘口氣。

我想起教授在課堂上分享她採訪「網紅媽媽」的經歷，說去之前以為她們是時間管理大師，帶娃那麼忙，還能定期產出美圖美文，也太厲害了吧，去之後才發現，她們都是有助理的，而且這些助理都隱藏在鏡頭之外，粉絲們並不知道那些光鮮亮麗是團隊工作的結果，而母職的焦慮卻因此擴散開來——我實在不必為自己完不成三份KPI而感到抱歉。

辦離職手續那天，老闆饒有興致地問我，畢業論文要寫什麼，又說，如果需要新工作，他可以寫推薦信。 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說我打算先回大陸探個親，之後再看情況。 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話，笑說真羨慕你啊，不用養家的嗎？ 我也笑笑，不再多做解釋。

九

2023年8月，時隔近三年後，我回到了故鄉蘇州。 這是我離開母親最久的一次，即使是在義大利留學的那幾年，我也從未和她分開超過一年，而現在當她第一次抱起外孫，他已經會甜甜地喊她 「好婆」。 她染過的頭髮又長出了新一截斑白，脖子上又多了幾粒黑斑，這是我們影片時她手機自帶的美顏濾鏡所遮蔽的。

在娘家的房間裡，我的孩子發現了一張合影，那是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們母女三人一起拍的。 他指著上面的我，興奮地直喊「姐姐」，以為那是他剛認識的表姐，我姐姐的女兒。 我提議母親再去拍一次合影，帶著孩子們一起。 母親說好。

趕在9月回台灣之前，我預約了一家攝影工作室，帶他們過去拍攝。 正化妝的時候，母親突然提出要再拍一張單人照，並翻出手機給攝影師看上面的照片作參考：那是她打小一條街長大的閨蜜，薄施粉黛，穿紅著綠，與大家一起出遊，被同行的人抓拍到回眸一笑。

「大家都誇她這張照片拍得好，所以她打算拿來做遺照。」母親說，「趁這個機會我也要拍一張，不能輸給她。」

我說呸呸呸，你離過世還有幾十年呢，拍這麼早做什麼。

母親堅持說：「我想趁著自己還沒那麼老，拍得漂亮些。」這些年她常參加同學會，老同學裡陸續走了好幾個，讓她很唏噓。

我眼眶一熱，幾乎要湧出淚來：我做慣了女兒，還沒習慣做母親，未曾想到她已經覺得離死亡這麼近了。 這一刻，我該慶幸，我們還能團聚，卻又感到宿命般的哀傷：孩子注定奔向遠方，而自己又身歸何處？

母親拿起洗好的合照照片，有點惋惜地評論道：「大家都笑，就寶寶沒笑。」

我說：「他還小，不懂要對著鏡頭笑，以後我們還有機會再拍的。」

她點點頭，叫我再多洗幾張帶走，我笑說存作手機桌面不就好了，比拿照片更方便。 她對自己的單人照似乎還算滿意，但我總覺得白髮刺眼，說早知道她要拍單人照，應該帶她重新染好頭髮再來。

母親倒不介意，說這種照片有白髮很正常，還對我擠擠眼，說等辦好了探親簽證再染，好顯得比親家更年輕。 她摟過外孫，用家鄉話念起一首我熟悉的童謠：

「點點諾諾，蟲蟲做窩，貓貓吃飯，老鼠遞筷，撲通撲通～飛～」

母親說「飛」的時候，故意提高了音調，兩隻手比劃著飛翔的鳥，逗得孩子咯咯大笑。 那瞬間，我彷彿穿越了三十年層巒疊嶂，回到那個被她擁抱著的小女孩的身體裡，我什至清晰地回想起她當時的體溫和呼吸，還有幼小的我的雀躍。 或許此時此刻，也正被寫入我孩子的記憶深處？

「點點——諾諾——蟲蟲——做窩——」

在台灣的家中，孩子又一次念起這首童謠，雖然還有些口齒不清，但並不妨礙他揮舞著胖乎乎的小手，模仿著外婆的動作：“撲通～飛～飛～”

「飛到哪裡去呀？」我故意問他。

「飛到～蘇州～」他咯咯笑起來。

孩子的成長總是讓我吃驚：他是什麼時候吸收了我們的對話，化為他的表達？ 在我的故事裡，母親是我的註腳，而我的孩子又會如何寫我們呢？

「嗡嗡嗡」，手機螢幕再次亮起，是母親的通話邀請。

我抱起孩子，按下接聽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