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城的北京，却让中国年轻人无奈般地决定降薪回老家

北京——“如果能在一线城市的大公司干过，或许未来回老家工作时薪资也能高点。”

在经历了新冠大流行三年之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包括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危机、外资大量外流等多重难题。尽管，自从去年三月份京津冀周边疫情逐渐好转，但经济恢复依旧处于疲软状态。

在北京的大型商场里，周末人们依旧只是愿意进行通过“美团”进行优惠消费，而不会选择购买超出价格预期的商品，相反在2019年，这样的情况却是人们愿意去消费。

来自山东青岛的李英，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家商场从事柜台销售工作。李英说，自己当时来到北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希望能够赚到钱。

事实却相反，类似于李英的工作角色在北京，这座平庸之城内显得尤为普遍，很多体力劳动都是外地人在做，这样的情况和纽约、伦敦一样，有着鲜明的职业分工。

在北京通州区的马驹桥，绝大多数留在马驹桥找活计的人们，依然有一个小小的“北京梦”：这些年轻人来到北京，住在北京的边缘，干着最劳累的工作，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老家，目的是让家人的生活过得更美好一些。

似乎，很多北京本地人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觉得很没有脸面，在我采访得几位北京本地人中，多数是以一个居住在“皇城”里的“高傲的贵族”自喻。

在位于北京西南角的房山区，这里是许多在西边工作的外地人选择的落脚点之一，新修建的北京地铁十六号线增强了地铁九号线郭公庄站进入主城区的便利，减少了人们“进城”上班的通勤时间。在早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地铁平均每3分钟一趟，但是在站台上依旧有很多人没法挤上车。

曾经，北京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年轻人来到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憧憬着能够早日拿到一份“皇城”户口，这样的美好对于很多“北漂”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破灭。

那些透过高考，来到北京求学的年轻人对于这座城市的感觉就是“贵、拥挤、没有人情味”。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市的定位是“政治、文化中心”，但是现在政治中心的地位要远超文化中心的地位。曾经很火爆的笑果文化脱口秀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叫停并罚款后，一瞬间，这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成为当局眼中的“眼中钉”。

“录着录着一扭头，行业没了，没有比这更绝望的职业了。”这是“笑果文化”的脱口秀演员童漠男曾经的一个段子，却验证了当下的现实。

越来越多的艺术活动必须合乎当局的要求进行，一些长期在北京从事艺术演出的王崇平感觉到自己回到了“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年轻人对于国潮和古装风的热爱。

数十年前，北京周边呈现出短暂的用工荒现象，河北、天津的人们宁愿到北京去吃苦，也不愿意留在本地发展。十年间，这座城市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无情的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在2018年，北京市政府要求清理“低端人口”，很多人无奈版的离开，2019年，北京市在通州区规划建立“城市副中心”再一次出现清理低端人口的现实。直到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越来越严苛的“安检”政策，要求进入北京的人必须“干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仿佛是一个“国中之国”。

在今年两会时，我来到了位于河北与北京交界的地方发现，这里有太多疫情时的痕迹，未拆除的铁丝网、公安检查站、身份识别仪器，还有由当地民兵组成的安检队伍。在进京高速公路、国道等主要路口，北京市设置环京检查站56个、河北省设置进京检查站21个，“逢车必检、逢人必查”已成为多年的常态。

中国始终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样说法在现实中确实如此。但是，安全过度却给人造成了一种恐慌和不安。泛安全化成为中国公共安全的普遍现象，被受诟病的地铁安检仪器，程序复杂的火车站安检，强化安全的同时，这种泛安全化的设施却制造了许多工作机会和安防产业。一些来自治安部门的官员告诉我说，这样的措施是强化安全行为，因为“群众里也有坏人”。

经济发展与人口矛盾成为北京市发展的一个难题，一方面要不断减少常住人口的比例，一方面又要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特色。这样的矛盾始终从未能完全解决，同样又需要给很多北京的新移民们提供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

北京本地的人们也逐渐对于城市治理和规划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一些居住在北京市内环建国门、王府井、万寿路、三里河的居民，对于时常出现的特殊管控手段心生怨言，唯一的办法就是默默的忍受。

来自北京一所航空院校的张同学说“我还是觉得我的家乡苏州惬意，在北京什么都贵、而这座城市的占有欲让我很吃不消”。

更多内容请访问《听不懂播客》：https://unknownpod.substack.com/p/leave-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