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抗爭背後的後勤網絡（4）：醫療和情緒支援網絡

醫療和情緒支援網絡

在「反修例」運動中，頻密的示威被警方以武力強硬鎮壓，抗爭者在示威中遍體鱗傷，但運動期間警隊長期駐守醫院，病人的資料多次外洩。另一方面，大量示威者親歷各種程度的暴力、長時間曝露在各種恐懼、不安、無助和憤怒之中，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下，示威者對體制內的社區及駐校社工不再信任，害怕因洩漏參與運動的經歷被捕。

在運動中，抗爭者身上被烙印著可見和不可見的創傷，在充滿不信任的社會中，它們難以被公開討論、更難以被治癒，更無法透過體制內的醫療或社會資源來處理，於是許多醫護專業、心理諮商背景的抗爭者紛紛自發組織醫療和情緒支援網絡與示威者同行。下面我們分別介紹運動中的「義務急救員」、「義務醫療團隊」、「情緒支援網絡」。

1.    義務急救員

在「反修例」運動的街頭示威中，身穿反光衣、戴著頭盔、背著醫療物資的急救員是第一個處理示威者傷口的崗位。他們之中有些是專職醫護人員或醫護學生，有些則是考獲急救牌照的急救員。在運動初期，急救員大多在急救站駐守、尾隨遊行隊伍，幫中催淚彈的示威者洗眼、處理傷口、提供緊急醫療支援。

在2019年8月後，警方頻繁「反對」遊行申請，「香港紅十字會」、「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等大型急救團隊無法再派員至「非法」遊行。但與此同時，警隊使用越來越強硬的武力鎮壓，傷者人數不斷攀升，組隊穿梭前線的急救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隨著街頭行動的遍地開花，急救員小隊須不斷轉移陣地，甚至發展出一些車隊網絡，以應付快閃的抗爭模式。另一方面，警方對急救員的態度轉差，如拉起封鎖線阻止急救員為被捕傷者處理傷勢、甚至逮捕急救員。因應驟升的風險，不少急救員小隊裡有明確分工：在現場的隊員定時報告實時位置確保安全；沒有出隊的成員則會為現場的隊員整合衝突現場的消息。

2.   義務醫療團隊

當到醫院看診不再安全，支持運動的醫護人員組織數十至上百人的義診團隊，在示威期間秘密為示威者診療傷患、復健、舒緩長期吸入催淚彈引致的症狀。受傷的示威者可以透過電報頻道匿名求助，義務醫療團隊會分流給當值的醫生免費進行醫治。在遊行衝突的高峰期，每位醫生在一週內時常接到十多位傷者的求助、甚至通宵看診。

其中，一眾中醫師在9月初成立「國難忠醫」，連結約100名註冊中醫師和中醫學生，看診服務覆蓋全港18區，治療逾6,000名患者。在義診外，他們觀察示威者的需要，開始派發調配中藥沖劑「咽痛飲」及「救肺散」舒緩吸入催淚煙的喉嚨不適、聘請示威者做包裝沖劑幫補收入、更向公眾籌款後創立處理傷口的「後勤醫醫」和開發精油舒緩焦慮助眠的「碌下仙」等項目。2019 年12月，「國難中醫」正式成立診所。

義診醫師：

我覺得一個人有病或者受傷能夠得到治療應該是基本的人權，但是原來他們這樣去求診，是會令他們有被捕的風險，我覺得這件事是好荒謬的，不應該發生。當然我們的能力都未必可以扭轉到去醫院竟然會被警察逮捕的事情。是啦，但是起碼我們能夠給到安全的地方，讓他們看醫生……所以我有好大的決心要做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3.   情緒支援

在「反修例」運動中，大量的暴力、恐懼、憤怒令不少抗爭者出現情緒的困擾，甚至有數個示威者在運動中自殺，民間也湧現大量圍繞情緒支援的網絡。2019年6月，在傘後成立的「良心理政」開始組織社工、心理學家義務開設熱線，輔導逾700名個案，其中30歲以下的佔近六成。2019年9月，原先幫被捕示威者找工作的「我要返工平台」發覺示威者的情緒需要，開始營運「我想傾計（我想聊天）」計劃，聯同社工和義工在線上提供輔導、聆聽抗爭者的心事。2019年11月，「創傷同學會」成立，他們透過各種網上情緒支援課程、展覽，引導參加者互相傾訴、聆聽、互相支持、共同轉化社會運動帶來的集體創傷，「有別於尋找心理醫生一對一的輔導，他們更想壯大同路人互相治癒的能力。」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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