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條件釋放令｜撤令難　最長持令 23 年申撤銷不獲批　有病人四度上訴失敗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陳萃屏
攝影｜劉貳龍

醫衞局近日公布檢討精神科病人出院安排的「有條件釋放」機制 ，修訂方向包括擴大適用範圍至自願入院者、增加「釋放條件」等。有被施加「有條件釋放」的病人指出現行制度的多個問題。

曾被施加「釋放令」十年、在內地工作的夏志偉，過去多年，每月要特地返港覆診打針；被施令七年的阿全（化名），因針劑副作用，拒絕接受注射而違令、被強制入院，之後住在中途宿舍，過著被沒收銀行卡、設門禁的「監管」生活。兩人都是在持令多年後，才發現自己有權利申請覆核「有條件釋放」；夏志偉更曾四次覆核，均以失敗告終。

《集誌社》獲醫衞局回覆，指過去五年，申請撤銷「有條件釋放令」的 78 名病人中，有人最長持令 23 年、申請撤令仍不獲批。社工表示長時間不撤令，或令患者有巨大心理壓力，擔心一旦違反條件，會被強制送院。法律學者指，機制實施 35 年以來從未檢討修例、覆核困難、不設限期，未有平衡病人權益，「沒考慮過人權問題」。

夏志偉在 2010 年確診精神分裂症，被施加有條件釋放令達十年，在北京工作的他，期間月復月穿梭兩地覆診打針。

持令十年　每月北京飛香港覆診打針

三年多前，夏志偉逛商場時，被一名高大的年輕男子撞倒在地，男子沒道歉就離去；但夏志偉只能硬吞下怒氣，「我與他人起衝突會很『蝕底』」。他至今仍記得，那股不忿和冤屈；當時，他被施加「有條件釋放令」已達 10 年，他深怕自己一旦表現得稍為激動、便會被認定為「病發」。

2010 年 3 月，夏志偉與陌生人口角後，遇襲受傷送院，醫生診斷他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強制他入院接受治療。住院兩個月後，夏志偉被施加「有條件釋放令」出院。當時在北京工作的他，每月都要專程回港，到醫院接受藥物注射，會見醫生、護士和社工。月復月兩地穿梭的覆診生活，令夏志偉看不到盡頭；他只知道，一旦不回港覆診，他就要重返精神病院。

「被困在黑箱中」　持令四年方知悉

好長一段時間，夏志偉的情緒跌至谷底。醫護表示，他有施襲的醫療記錄，儘管這與他的認知並不相符，他仍然被強制覆診，「我感覺自己像被困在黑箱中，怎樣呼叫都沒人理會。」

一直到四年多後，夏志偉才首次從社康護士知悉，原來自己是受「有條件釋放令」所限、每月都須到醫院接受注射治療；護士又告訴他機制設覆核，他可循精神健康覆診審裁處覆核命令。這項資訊，為他身處的黑箱帶來一絲曙光，他毫不猶豫申請覆核。

集誌社檔案：甚麼是「有條件釋放令」？　逾兩成人「持令」十年以上

「有條件釋放令」現時適用於強制羈留，並有刑事暴力病歷記錄或傾向的精神科病人。這些病人須在特定條件下出院，包括居住在指明的地方、定期覆診、服用醫生所處方的藥物，或受社會福利署署長監管等。如沒遵守條件，可將病人召回醫院接受住院治療。醫管局指截至今年 4 月 1 日，有 1311 人獲「有條件釋放」，其中 350 人（近27％）持令 5 至 10 年， 305 人（近23％）持令 10 年以上。

防暴持盾強制送院　為出院接受「有條件釋放」

同樣不知道「有條件釋放令」設覆核機制的還有阿全（化名）。約 20 年前，阿全被診斷患思覺失調，初期在公立醫院覆診時，他曾向醫生稱會攜帶日本木劍外出，結果被視為具「刑事暴力病歷記錄」病人。七年前，他被指毁壞鄰居鐵閘、收音機聲浪滋擾他人，獨居的阿全有一日被強制送院。

當日景象，他歷歷在目：「 一群消防、救護，警察持盾牌來到我家門，當正我一定會襲擊他。」住院期間，阿全一直未獲告知出院日期。急欲出院的他，偶然在醫院壁報板上看見「有條件釋放」等字眼，主動向醫生提出，願意接受「釋放令」換取出院。

因副作用拒接受藥物注射　被強制住院

阿全出院的條件是，每隔三個月要到醫院覆診接受藥物注射，會見社康護士及社工等。可是，注射針劑的副作用令阿全失去行動力、易累、表達能力變差，他覺得當時的人生好像失去意義。

接受藥物注射差不多兩年後，阿全在覆診時向醫生提出，不想再接受注射治療。醫生指阿全不接受注射屬違反「有條件釋放令」，阿全再被送入精神病院。

入住中途宿舍設門禁、交銀行卡　　

阿全這次住院情況較穩定，他明確表示，不欲再接受藥物注射；醫生於是以入住中途宿舍，作為他「有條件釋放」的出院條件。當時醫生曾表示，他約需居住兩至三年；不過，至今近五年，阿全仍未看見離開中途宿舍的可能。

阿全說，中途宿舍限制多，例如設有門禁，院友由晚上十時至翌日早上七時不得出入宿舍、每日晚上六時半和八時半要在職員面前服藥、愛好煮食的他不得入廚房、須向宿舍交出銀行卡，要由職員陪同下提款。居住在中途宿舍兩年多，他曾申請回家生活，因當時他有一名穩定交往的女友，二人計劃結婚，他望與女友同居、惟申請並不成功。

申請被拒後，阿全自行搜尋相關法例，才知道有機制可以申請覆核。於是他在覆診時向精神科護士索取申請覆核表格，但連護士也不知道如何取得表格，「連護士都不知，他如何告知我，我有這樣的權利？」阿全隨後再到精神科門診找職員協助，才成功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覆核。

精神科醫生：「有條件釋放」非監獄系統　為確保覆診有必要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講座教授陳友凱指，將「有條件釋放」稱為「有條件出院」或更準確，因這是讓病人接受治療的機制，「我們是一個醫療系統，不是一個監獄系統。」

陳友凱解釋，機制是針對一些因病受幻覺或妄想影響，有暴力風險、卻沒法察覺自己患病的人士：「很多時候他不會同意入院治療」，故需要強制入院。他續說，部分病人接受治療後，雖然幻覺消失、情況穩定，但仍會受疾病影響，認為以往因幻覺所經歷的事情都是真的，不認為自己有病。這類病人很大機會在出院後不繼續覆診，為確保他們接受治療、以免病發，機制有其必要。

法律學者：機制不設限期　七成半受訪者不知如何終止 

不過，有法律學者批評，現時機制未有平衡病人權益。港大法律學系助理教授、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張天目，在 2020 和 2021 年在一間中途宿舍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發現，47 名受訪者中，有 63.8 % 受訪者指完全不了解「有條件釋放令」，近三成人不知道自己要遵守的條件是甚麼。

有 74.5 % 受訪者不知道可如何終止「有條件釋放令」，而在自稱知悉自己權利的受訪者中，只有 38.5% 能正確描述申請覆核過程，但沒有人能詳細說明過程；相反，有 74.5 % 受訪者，可正確指出違令的後果。

張天目認為，此結果反映醫護人員提供資訊時，只集中「警告」病人、但沒向病人指出他們的權益是甚麼。她強調不是主張撤銷整個機制，但認為多年來，機制沒有平衡病人權益，「基本上『有條件釋放』沒考慮過人權問題，制度逼一些人接受治療，令一些人沒任何選擇權，一定要去吃你的藥。但如果是面對其他疾病，不會這樣做。」

最長持令 23 年申撤銷未獲批　過去五年僅 16 宗撤令　

現行機制下，被施令病人需自行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覆核個案，或須主診醫生經檢驗後認為合適、並獲精神病院院長批准，才可撤消「有條件釋放令」。

醫衞局回覆截至今年 7 月的過去五年，審裁處共接獲 78 宗持令者申請無條件釋放，其中 16 宗（近20％）申請獲批。在申請撤銷個案中，已接受有條件釋放的年期由最短一年至最長 23 年不等。至於獲批撤令個案中，已接受有條件釋放的年期則由最短 3 年至最長 13 年不等。醫衞局表明，已接受有條件釋放的年期，並非審裁處考慮個案的主要因素。

張天目認為，若病人已長期情況穩定，又沒證據顯示會對任何人構成危險，卻因多年前的記錄而過著受限的生活，制度很「奇怪」。她指有患者曾對她說，本身都想服藥、但就是不喜歡被強制，「你越逼對方就越不想做」；她觀察到，「強制」覆診和服藥帶來的創傷也很大。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茵說，機制是強制措施，若患者違反條件就會被召回醫院，「會很擔心隨時有甚麼不符規定，要回去醫院治療，就沒有了一些人身的自由。」加上現時機制下，「有條件釋放令」不會自動取消和自動覆檢，患者長時間持令，「對於他們來說是要承受很長時間的壓力。」

四度覆核告失敗　醫院突撤令未解釋緣由　

曾持令十年的夏志偉，在持令四年多後，才知悉自己有權覆核。他在 2015 年至 2019 年四度覆核，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為成功覆核，他在 2019 年購入自己所有醫療記錄，包括醫護收他入院時的手寫排版副本、也有醫生描寫其精神狀況的記錄。夏志偉認真研讀厚疊疊的文件，上面有螢光筆劃過的痕跡、以及他的細字筆記。翌年，他準備再向審裁處覆核之際，卻突然收到醫院電話，稱基於醫生決定撤銷其「有條件釋放令」。

「身邊所有人都恭喜我，但我不快樂。」在審裁處提出撤令，正式覆核前夏志偉會獲醫生及社工撰寫的報告，有關理據可留作記錄，他也可提自述書；現時由醫院主動撤銷「釋放令」，令他無法得知撤令緣由。

集誌社檔案：覆核「有條件釋放令」九部曲 

康和互助社聯會主任鄒長順，自去年起開始接觸被施加「有條件釋放令」人士。他認為，持令者一般不清楚自身的權益，加上申請覆核程序不清楚、欠缺資訊，持令者一般較難自行申請覆核。他至今已協助八人申請覆核，其中五宗失敗、兩宗仍在等候結果。他整合申請覆核程序如下：

1．被施令病人，首年不得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覆核
2．一年期限過去，病人要向自己的個案經理索取覆核申請表
3．個案經理在病人下次覆診時，帶同申請表見病人，普遍是一個月內見一次
4．病人填妥申請表交回個案經理，或自行寄往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
5．審裁處收到申請後，約兩個月通知排期結果
6．正式覆核前，社工或醫生會分別會見病人，向審裁處提交報告；病人同獲得該報告
7．病人可在覆核前向委員提交自述書
8．正式覆核日，病人可在親友陪同下，到審裁處回應委員提問或陳述自身狀況
9．覆核完結後，一般在兩至三個月後知悉覆核結果

就夏志偉的情況，醫管局回覆表示，醫護人員在病人出院前已清楚解釋安排，病人出院時簽署文件，確認知悉出院後需遵守的條件及其享有的權利，包括可就安排提出覆核等；出院後，院方在往來書信中，多次重覆提醒相關安排及權利。

至於其撤令安排，醫管局指醫院在 2020 年 5 月檢視其精神狀況，經討論後認為可以取消「有條件釋放」安排；主診醫生在同年 6 月，向病人交代有關評估結果，及通知病人已取消「有條件釋放」條件，當時病人表示明白及接受。

審裁處成員：很難不信主診醫生判斷 

阮淑茵同時是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她說，每次覆核都由審裁處主席、一名醫務成員、一名社工，及一名其他界別，例如是輔導職系成員一同審核。處理每宗申請約需半小時，成員與申請人及主診醫生會面後，會討論個案，再由主席決定申請結果，成員負責給予意見。

在阮淑茵曾參與審核的申請中，無一個案可獲撤令。她說在審核時會觀察申請人言行、參考醫生診斷和社工報告等，判斷大部分的個案都需要繼續持令。不過，阮淑茵說，曾有一宗個案令她有所猶豫，因病人對答正常，但參考主診醫生報告後，又會認為無法撤令，「因為一聽主診醫生講，病人唔見你時係點點點，呢個時候很難不信對方的專業判斷。」 

持令者：失去自主權

持令十年，令夏志偉最受打擊的是前度女友在期間與他分手，分開多年再度提起，他的眼眶仍泛紅。他也自覺人生失去不少自主權，除每月要定期打針覆診，家人也在夏獲令後堅持為他安排工作，令他感覺人到中年，仍沒法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2020 年獲批撤令後，家人終同意讓他回港工作，讓夏志偉回流任職會計師。他說仍然希望可以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有一點儲蓄、規劃好日後生活。

至於被施令七年的阿全，年輕時任職裝修師傅、懂水電工程，曾是一間小型裝修公司東主。阿全很喜歡自己的家，主動邀請記者到他家中完成訪問。走進阿全的家，能眺望獅子山景色、窗外一片綠油油，日光映照在屋內，十分寫意。這個安樂窩除地板外，其餘裝修都由阿全自己一手一腳負責。

阿全形容自己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回想昔日生活，他閒時能到外地旅遊、偕友人學習畫畫，快活非常；他聽聞身邊有舍友已持令 30 年，年復年每月打針、見護士社工，他很擔心自己的情況也會長期持續：「這樣過一世，我沒法接受。」

他近年找到一份夜更保安工作，覆診時向醫生提交證明，醫生容許他毋須遵守宿舍門禁安排；現時阿全只需在傍晚回到宿舍，在護士面前服藥，但他仍不希望一直過著被「監管」和向他人報告的生活。為此他一直努力準備，今年七月初在審裁處首度覆核，至今他仍在等待覆核結果。

集誌社檔案：安安幼稚園斬人事件　釀 6 死 44 傷　事後設「有條件釋放令」

「有條件釋放令」自 1988 年實施。港大法律學者張天目說，制度是在「安安幼稚園」無差別斬人事件後設立，當時社會對事件感震驚，政府在倉卒情況下設計制度，故未有參考外國實施情況，只是因應本港情況、盼機制能最大機會提前「捉到」如案件中的行兇者，研究如何對其實施管制。

張天目說機制自設立以來從未檢討和修例。「今時今日我們有聯合國的殘疾人權利條約，國際上就保護病人權益方面，也有其他新進展。即使你以往有平衡病人權益，現在都不足夠，都要再檢視，更何況當時平衡都不在他們想法之內，怎樣去控制人才是重點。」

「安安幼稚園」無差別斬人事件發生在 1982 年，一名居於長沙灣元洲街邨（現已重建為元洲邨）人士因精神分裂症復發，疑受妄想影響，先持刀殺母妹、再到樓下的幼稚園揮刀施襲，造成 6 死 44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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