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月重点精障新闻：白无常还是白大褂？
各位读者春节好！大年初一起，《自由娜拉NORA》将连日推送过去几个月的精障权益/人口贩运资讯，同大家一起温故知新。感谢与我们一路同行，为精障者享有平等权利的未来、一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世界而努力！
9-10月多起精神障碍相关新闻事件引发关注。跨性别者被强制送医接受虐待性的扭转治疗，中老年女性的心理问题被轻视，揭示了社会对多元性别和精神健康的偏见；换残疾证收费高昂、村规限制残障女性宅基地权利，双双暴露了基层政策执行对法律法规的罔顾。究其根本，这些现象均源于制度或文化对弱势个体的剥削和忽视。
2022年，跨性别认知者灵儿被父母送进河北省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其“患有焦虑障碍和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住院97天里，医院曾对其进行了电击治疗。出院后，灵儿起诉医院侵犯自己的权益，要求确认医院强制医疗为侵权、赔偿相应损失8万余元。在庭审中，院方认为灵儿本身存在认知障碍，治疗经过其监护人同意，电击疗法符合规定，医院不存在过错。红星新闻记者尝试联系灵儿的母亲，也未获回复。
医院对灵儿的跨性别认知诊断，本质上是一种病理化偏见，加剧了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化。这种将性别认同差异视为“病症”的观念，违反了国际医学界的最新共识，例如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已将跨性别认同移出精神障碍范畴。
与病理化诊断一脉相承，对跨性别者的扭转治疗还涉及对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的侵犯，医院未经本人同意对灵儿开展电击治疗，严重侵犯其身体自主权和医疗知情同意权。监护人的同意不应替代患者的意愿，特别是对于成年或有独立认知能力的个体。这种强制治疗无疑违背了医学伦理中“非伤害原则”和“尊重个体自主性”的核心原则。
对于此类医疗乱象，首先要实现的是健全监督系统。具体来讲，国家应建立独立的医疗监督机制，加强对基层医疗等定期检查，确保医疗行为符合法律、道德和专业要求。此外，对医疗疏忽、患者歧视、违规操作或不当收费行为，应当实行严肃问责，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责任感和公信力，不让“白大褂”变成“白无常”。
对于跨性别群体的艰难处境，我们能做的是推进公共教育与观念革新，开展多样性与包容性的教育宣传，努力打破刻板印象，消除歧视观念。
新闻导览
1. 重点关注
精神医院排满了失眠的中老年女性
精神健康问题如今成为了许多中老年女性的隐忧。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作者带失眠的母亲去县城精神卫生医院就诊，发现排队看“睡眠障碍科”的中老年女性特别多。在更加严格的国家药物安全管理新规推出之后，可做安眠药的“安定”片成了处方药，患者不再能随时买到。在接受医生建议前往精神医院时，许多女性才意识到失眠、躯体化症状反映出的是抑郁、焦虑状态，它们往往是经年累月的性别压迫下的产物。
当今社会，更年期污名化、空巢老人问题和买药难问题交织，加剧了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困境，对农村、县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更年期本是女性自然的生理阶段，但在传统观念中却被视为歇斯底里的象征，许多女性也因此羞于求助，延误了治疗。更年期与空巢、退休等人生阶段叠加，也增加了女性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等失智症的风险。
一位豆瓣网友分享了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AD）的婆婆的心路历程。她指出，该病患病人数多，医疗支持有限，费用高昂，家属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但日常照护和综合治疗的压力往往超过经济承受能力。被日常照护压垮的家属同时也很难再兼顾患者的精神健康，疏解患者的孤独和痛楚。所以，支持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女性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从医疗、情感、和社会三方面入手，致力于让她们能在尊重与关怀中获得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一名残障未婚农村女性争取宅基地的斗争
二十余年间，浙江农村未婚的身障女性吕女士一直在为争取宅基地作斗争，在此过程中，她长期遭到性别歧视和传统观念的重重阻碍。吕女士因车祸致残，却仍然承担了照料病重双亲和患有心智与精神障碍的弟弟的重担。她未婚且无法分得父母房产，想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村规民约规定，有兄弟的女性不得独立立户或申请宅基地，她的建房申请因此始终未被批准。她曾擅自建房，遭到了多次阻拦，如今，她的房子依然没有合法手续，且面临拆迁威胁。尽管村庄几乎已拆迁完毕，吕女士仍坚守在那栋房子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都规定了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等各项土地权益，未婚不是村集体组织侵害其权益的理由。村规民约凌驾于法律之上，反映了宗法观念仍然在中国农村盛行，将女性的归属依附于父母家庭或婚后夫家。这是许多农村女性面临的共同困境，吕女士的“执念”也不仅是一场个人斗争，更是对不公正社会规则和性别歧视的挑战。
2. 残障权利
残疾证换证被指费用高昂，免费办证难落地
黑龙江大庆的王先生反映，他患有智力障碍的外甥女近期需换发残疾证，但在重新评审过程中竟被收取了总计804元的费用，其中包括心理测试费、鉴定费等。费用高昂令王先生认为大庆市第三医院可能存在违规收费行为，因为相关法规规定，残疾人证办理原则上不收工本费，评审费用一般由个人自理，但地方可给予补贴，且对困难群体应提供费用减免。
24年年初，媒体人“呦呦鹿鸣”也曝光了河南残联免费办证难的问题，残障伙伴在办理过程中遭到“踢皮球”，因户籍限制收到阻挠，相关办事人员不仅对业务不熟悉，甚至对残障群体缺乏基本的同理心。
残障人士往往在身心状态上面临诸多挑战，在一个健全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复杂的办证流程、较高的办事费用以及官僚作风的冷漠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困境。这不仅违背了政策初衷，也助长了对残障群体的系统性歧视。
老师发现男孩给智障母亲打饭吃
据大象新闻视频号报道，一所小学午休时，老师突然发现少了一名男孩，焦急寻找后才发现原来他去食堂打了饭，偷偷送给守在门外的智力障碍母亲吃。男孩父亲去世，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他常常挨饿读书，希望能给智力障碍母亲治病，能让她吃饱。对于自己忍饥挨饿，他却说，“我还小，喝点水就饱了。”
这则事件中，未成年儿童替社会承担起照顾心智障碍患者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称赞他的“懂事”，而是应当仔细反思是社会应该如何弥补缺位。现如今，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大，福利体系未能全面覆盖弱势家庭。与“花花事件”一样，这类家庭中，贫困、疾病和孤立往往叠加在一起，导致当事人无法自救。社区、医疗系统和社会福利机构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和介入严重不足，弱势成员依靠更弱势的个体，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3. 文献速递
《柳叶刀》发布自伤重大报告 ：全球每年至少1400万人自伤 25岁以下人群为主
自伤是一种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但并不构成精神疾病的诊断，这是一种由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共同驱动的复杂现象。科学调查指出，如今全球每年约有至少1400万起自伤事件（目前的水平很可能还被低估），尤其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年轻人中，但医疗机构接触到的仅是“冰山一角”；在过去20年里，青少年自伤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年轻女性和女孩中。
贫困等社会决定因素对自伤的分布起到重要作用，而羞耻感、污名化以及冷漠态度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寻求帮助和支持。重大报告委员会主席、Paul Moran教授指出：“自伤行为反映了深层次的痛苦，社会需转变态度，提供个性化、有同理心的支持。”要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政府需解决自伤的社会和商业决定因素，停止对自伤行为的惩罚，倡导以关怀为基础的高质量医疗支持服务。同时，报告共同作者、Helen Christensen教授提到，应将有自伤经历者的声音纳入政策和干预设计，以确保干预的成功。
此外，研究资金应优先分配给中低收入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推动社区主导的政策和本地化干预措施，并加强监测与数据收集，以更准确地了解自伤现状并设计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 推荐阅读
澎湃新闻专题《房间里的精神病人》
这期专题系统地介绍了精神障碍亲历者及其家庭的生存困境。在沉重的社会污名下，家庭付出了闭门照护的代价，社工组织与公益机构看到了照护者的需要，但也要“更凑近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专题旨在探讨如何为精神病人走出家门、缓解病情提供多一份理解与支持。
“少数派”发起“伦理关怀委员会”
残障青年自组织“少数派”，在组织残障青年城市探索项目“少数地图绘制者”的过程中，发起了“伦理关怀委员会”，旨在讨论活动中产生的关键决策，确保不会对残障者产生剥削。委员会引入了受障者互助支持网络Sins Invalid于2015年归纳的社群活动的十大原则：尊重交叉经验、多重受障者领导、反剥削、跨议题团结、以全人为人、可持续、跨障别联盟、互相支持、集体无障碍、集体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诠释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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