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甲】景凱旋：「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

（太初庚子七月十一；藏歷鐵鼠七月十一；希吉來歷一四四二正月初十）

一

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屆作協大會後，哈維爾被作協除名，隨後他便與另外幾個作家籌組了獨立作家筆會。在「布拉格之春」發生時，他最初並沒有直接參加運動，他一直不喜歡具體的政治活動。首先，他並不想當一個政治家，而只想做一個見證時代的作家；其次，他對體制內有改革思想的作家一直抱有負面看法，認為他們最多不過是反教條主義者，看不到社會的本質。在他看來，「布拉格之春」仍然是來自上面的體制改革，所以並不徹底。但在蘇軍佔領捷克後，哈威爾反而積極地投入到運動之中，參加大學和工廠的集會，擬寫各種宣言，在電臺上評論事件的進展。不過，他與事件仍然保持著距離，甚至在討論起草一份絕不放棄真理的宣言的會議中，他還抽空溜出去參加了一個畫展。這種保持距離的行為並不意味著不負責任，而是他的「荒誕的理想主義」的表現。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正是由於面對痛苦的歷史事件，捷克民族具有一種能表現出荒誕感的特性，他才從來沒有背棄過這份宣言的精神。

在 1968 年 8 月蘇軍入侵捷克前，哈維爾就一直在思考形而上的意義問題，他曾給杜布切克寫過一封私人信，希望他能堅持尊嚴。信中特別提到，任何一個純道德的行為，雖然不會立即產生看得見的政治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終將逐漸產生一定的意義。儘管這個觀點在當時不可能有任何作用，甚至杜布切克也許都不會看到這封信，但在哈維爾自身的踐履中，這個觀點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胡薩克上臺執政後，立即像當年整肅他的哥特瓦爾德一樣，進行大規模清洗，人們曾經認為已經不可能的事又出現了。許多作家和學者失去工作，作品也遭到禁止，僅在「七七憲章」開列的名單中，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 231 名。為了生計，他們被迫去做看門人、清潔工和郵遞員。哈維爾也被撤銷一切職務，開始在國內過流亡生活。他搬到郊區一幢農舍，並在一家啤酒廠工作了一年。在那兒，他照樣遭到竊聽和監視。當時有許多異議作家和他一樣，一舉一動都遭到當局公開的監控、跟蹤和騷擾。這一切讓昆德拉的願望徹底落空，最後他放棄了改革夢，於 1975 年移居法國。哈維爾則與許多作家在國內進行反抗，以薩米亞特的形式寫作，組織作家、學者簽署各種請願書，抗議當局的壓制，哈維爾本人也為此幾度入獄，長期的監獄生活最終毀掉了他的健康。

整個社會又重新歸於壓抑和沉寂。20世紀70年代初，唯一引起公眾注意的事件是一份要求赦免被捕人士的請願書，簽名者包括原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一些作家，其中有瓦楚里克、克里瑪、科胡特等人。昆德拉是反對寫請願書的，他認為這樣做毫無效果。這件事後來還被他寫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當托馬斯的兒子要求他在請願書上簽名時，他拒絕了，因為他不喜歡人們用社會責任的高調來強迫自己。而哈維爾則是積極參與徵集簽名的人，他認為這種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不是沒有意義的，即使請願書沒有任何效果，但對於坐牢的人卻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支持，當局或許不得不考慮國際影響，不再那麼肆無忌憚。更重要的是，它會促使人們恢復公德心。道德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中越來越有分量。因此，哈維爾不贊同昆德拉的懷疑態度，在他的自傳性採訪中，他說：

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

這段話對於瞭解哈維爾的思想是很重要的，儘管後來的事實似乎證明昆德拉是對的，許多簽名者遭到了逮捕和起訴，但哈維爾仍然堅持認為，昆德拉的懷疑主義是出於從前那種幻想破滅的結果，因此他看不到事物「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在哈維爾眼裡，昆德拉的態度代表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消極情緒。在經歷了 20 世紀 50 年代長期的冷漠症之後，「布拉格之春」曾讓全社會充滿欣快症，促使人們沖上街頭進行和平抵抗，但不出一年，同樣的社會卻又被冷漠症所壓倒。這使哈維爾十分驚訝，卻沒有讓他感到絕望，而是意識到捷克人的性格中既有哈謝克和卡夫卡，又有 15 世紀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後者為了堅持真理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但其思想從此卻傳播開來。顯然，這就是哈維爾所看到的希望的一面。

然而，「布拉格之春」後畢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時期。捷克最重要的作家和學者都被禁止發表著作，思想遭到壓制，記憶遭到禁錮。胡薩克所謂的「正常化」就是要造成一種表面的平靜，將生活縮減為活著，讓人們將興趣轉移到物質享受層面。為了安撫人心，當局放棄了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積累至上的模式，而是為居民提供更多消費品（這意味著耗光存款和外匯儲備，大搞貿易赤字），當政者與公眾達成某種默契，當局不干預公眾的私事，公眾也不關心公共事務，而是沉溺於消費。這種表面的穩定自然會導致社會的精神危機，那些過去認為不道德的事，現在全都被視為正常了。胡薩克的「正常化」成功地製造了一個麵包時代，卻導致整個國家陷入深度的道德崩潰。如果說 1968 年前還有著某種虛妄的歷史理想主義，賦予人們生活的意義，那麼 1968 年後這種理想主義也完全消失了，人們徹底失去生活有一種意義的信念。一方面，大多數人都只追求個人的好處，成天考慮的是自己的房子、汽車以及食物、穿著和家庭的舒適。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充滿恐懼、冷漠、懦弱和順從，人們擔心失去工作和學業，對公共事務和他人的痛苦漠不關心。

二

1975 年，哈維爾在艱難的處境中給胡薩克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在信中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精神狀態，指出「正常化」建立的秩序，其代價是整個民族精神上的麻痹和荒蕪，是價值的虛無和道德的淪喪，「為了平穩地操縱社會，社會的注意力被故意轉向自身，即脫離對社會的關懷。通過將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僅僅是消費品的興趣上，是希望使他沒有能力意識到他在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犯的程度。將他縮減為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複雜操縱的順從材料」。結果是使每個人不再去思考生活的意義，把自己降低到油鹽柴米的生物學水準。對此，哈維爾稱之為「人類個性的危機」。顯然，當權者已經不再堅持早期那種熱情而僵化的價值立場，他們已經「不在乎外表看起來忠誠的公民們的實際態度，不在乎他們言辭的誠意」。與此同時，當局仍然只認可他們所需要的真理才是真理，壓制精神的自由發展。在哈維爾看來，「所有這些製造『正常』行為的概念是一個本質上深深悲觀厭世的概念」。

哈維爾當然明白，寫這封信既有風險，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從根本上講，他把這封信看作一種自我療傷，使自己能重新從沮喪中恢復過來。這封信在社會上立即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許多捷克人在私下傳抄它。這表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如果說政權過去曾以社會平等的號召一度佔據了時代的道德高地，如今道德高地卻轉移到被統治的民眾身上。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哈維爾為什麼要寫此信時，他說：「我相信，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的。在所有的環境中。」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受到存在主義影響的作家，他像加繆一樣，選擇了既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

那麼，什麼是哈維爾所理解的「真實」？它的意義又在哪裡？

在寫於 1978 年的《無權者的權力》中，哈維爾對此問題做了詳細闡釋。這篇文章是為了紀念逝世的「七七憲章」發言人揚 · 帕托切克，闡述憲章的精神。1976 年，當局逮捕了「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的成員，這些前衛的年輕人只是在音樂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在一首歌《百分百》中唱道：「他們害怕老人的記憶／他們害怕年輕人的思想和理想／他們害怕葬禮和墓上的鮮花／他們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黨員，害怕所有的快樂時光／他們害怕藝術／他們害怕語言這溝通的橋樑／他們害怕明天／他們害怕未來／害怕悲傷，害怕歡樂，害怕語言，害怕笑／……他們害怕搖滾樂／那麼我們究竟為什麼要怕他們？」哈維爾本人也是樂隊的忠實歌迷，在他看來，這些年輕人想要突破生活的一致性，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就是在追求自由。為了支持這群獨立的年輕人，他和許多知識份子一起發起了抗議活動，這次抗議促成了 1977 年由眾多知識份子署名，以捍衛普遍人權為宗旨的公開宣言。憲章的產生標誌著捷克知識分子非暴力抗爭運動的肇始，哈維爾成為憲章的三名發言人之一。

在這篇影響深遠的紀念文章中，哈維爾採用了「制度目標」與「生活目標」這一對重要的分析範疇，並對此加以論述：

制度目標和生活目標之間存在著一個斷裂的深淵：生活，在本質上是朝向多元化、多樣化、獨立和自我組織的，簡言之，向著它自身的自由實現運動；而後極權制度則要求一致、標準化和紀律。生活是竭力創造新的和未必是意料之中的結構，而後極權制度則竭力將生活驅入它的幾近必然的狀態。制度的目標洩露了它的最基本的性格——封閉內向，一種甚至是徹底的和無保留地向著自身的運動，其輻射的範圍也是不斷擴展的。這個制度僅僅在這樣的限度上為人民服務，即必須保證人民將為它服務。任何在這個範圍之外的事情，即任何使得人們逾越他們被指定的角色的事情，都被制度認為是對它的一種攻擊。從這個角度看這是對的：每一個這種逾越的要求都是對制度的一種真正的否定。因此可以說，後極權制度的內在目標並不僅僅是一小撮掌權者權力的自我保存，像乍看上去的情況那樣。比這更重要的是，自我保存的社會現象從屬於某種更高的東西，某種駕馭制度的盲目的自發性質。不管在權力的等級制度中個人置於怎樣的位置，他們都不被制度認為其自身是有任何價值的，而僅僅被要求作為燃料服務于這種自發性質。因此，個人的要求若是可以接受的，僅僅是在其方向與制度的自發性方向一致的範圍之內。

社會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獨立和無法預料的，這也是人性的本質規定。極權制度恰恰是要否定生活的這些基本屬性，因此，「意識形態，作為在制度和個人之間創造的一座辯解橋樑，彌補了制度的目標和生活的目標之間的裂隙。它偽稱制度的要求來源於生活的要求。這是一個試圖被當作現實的表像的世界」。由於其違背人性的性質，生活目標與制度目標之間必然會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

如前所述，昆德拉曾提到生活目標與歷史目標的衝突，他筆下的歷史目標是指 20 世紀 50 年代的烏托邦理想，而生活目標是指日常生活本身以及它所包含的多元性。哈維爾沒有提歷史目標，是因為他並不一般地反對歷史這個概念。正如他後來在採訪中談到昆德拉時所說，昆德拉曾認為自己掌握了歷史的方向盤，然後又發現這個方向盤不掌握在任何人手中，於是將歷史看作高於人類之上的沒有人性的神靈，喜歡捉弄人類。哈維爾則認為，歷史並不是虛無的東西，它就發生在身邊，「我們每天所做的事，無論好壞，都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生活並不是在歷史之外，歷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在 70 年代，「現實的社會主義」已成為東歐各國制度的自我描述，表明政權已經放棄了宣揚歷史目標，而採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匈牙利政治學家基斯在 1979 年曾寫道：「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時完全是消極的，不要向官方最高的意識形態挑戰，或者說在某些不常見的時刻在形式上慶祝慶祝，說願意服從這種意識形態。」為了維持權力的穩定，政權反而極力鼓勵人性中物欲的一面。作為對抗，哈威爾所稱的生活目標除了指日常生活的物欲之外，更是指人對精神生活的需求，包括人對自由、尊嚴和公正的嚮往。

哈維爾由此提出一個重要原則，如果一個人不願生活在謊言中，那麼打破這一狀況的唯一方式就是「生活在真實中」，亦即返回到人性的本質。問題是，這個人性的本質是什麼？它存在于客觀的現實之中，還是主觀的自我之中？按照其字面意思，「生活在真實中」是指不說謊，表裡一致。哈維爾先是從社會層面闡釋這句話的含義，由於生活在謊言中使得人們的自我分裂，喪失了個人主體性，從而扭曲了個人的生活目標。借用柏拉圖的理論來說，生活目標當然也包括人的欲望與情感，哈威爾並不反對這些日常生活要素，甚至正是為了這些而與制度發生衝突，但他同時也認為，欲望與情感只是生活世界的「觀點」，並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在欲望與情感之外，還應當有「真理」的追求，否則人就會為了這些「觀點」而屈從，最終導致非人化。

那麼，普通人如何才能「生活在真實中」呢？哈威爾繼續論述道，假如這位水果蔬菜店經理開始在公共場所講出內心的真話，他馬上就會遭到制度的打壓，會失去各種現實利益和平靜生活，但他卻重新獲得了個人尊嚴和責任感，並通過這種非暴力的反抗告訴人們：「每個人生活在真實之中是可能的。」在任何一個現實主義者看來，這種行為肯定都是不明智的，它越過了純粹的私人生活的範圍，對個人利益沒有任何好處，「它顯然是一個道德的行動，不僅因為個人必須付出高昂代價，而且主要因為它不是利己的」。哈威爾當然明白，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無視個人利益的道德勇氣，他也不是在要求每個人都應當做出道德選擇，毋寧說他是在解釋「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的行為，解釋「七七憲章」簽署者的行為。這些行為在短期內可能沒有任何效果，甚至會使私人生活遭到極大的損害，但卻會給謊言世界打開一個罅隙，產生對社會有益的長遠的影響。

三

有意味的是，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同樣提到了「生活在真實中」，而且根據他的說法，這句話出自卡夫卡。當代捷克作家大都喜歡從卡夫卡那裡吸取思想資源，「生活在真實中」便是一例。不過，從昆德拉的闡釋看，在反抗極權的非人化方面，他與哈維爾的觀點是相同的，但在對於何為「真實」的理解上，或者說，在對待哈維爾所說的「怎樣處理一個人的生活，怎樣忍受並擺脫困境，無論這些困境是有關人的、有關生存的、還是有關精神的或政治的」方面，他們的觀點大相徑庭。《無權者的權力》發表於 1978 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則是出版於 1984 年，昆德拉在小說中的這番議論或許也是針對哈維爾的文章，因此在這裡似乎有必要根據他們的不同觀點，對卡夫卡這句名言的含義做進一步的探討。

對昆德拉來說，真實的生活是指純粹的私人性，基於其個人主義觀念，他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有區別的，人只有在私人領域才可能真實，在公共領域則不可能不說謊。薩比娜是一個反感任何「刻奇」的懷疑主義者，將私人性看得高於一切，對公共生活不感興趣，甚至對此懷有深刻的懷疑。「對於薩比娜而言，要生活在真實中，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除非與世隔絕。一旦有旁人見證我們的行為，不管我們樂意不樂意，都得適應旁觀我們的目光，我們所做的一切便一無是真了。有公眾在場，考慮公眾，就是生活在謊言中。」與薩比娜相反，浪漫主義者弗蘭茨則是一個自以為追求真實的人，偏愛想像甚于現實，他認為：「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是一切謊言的根源：一個人在私下是一回事，在公共場合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在弗蘭茨看來，最真實的生活就是意味著要破除私人與公眾之間的界限。他喜歡引用安德列 · 布勒東的話，說他渴望生活『在一間玻璃房裡』，任何人都能看到，沒有秘密可言。」換言之，弗蘭茨所理解的真實就是，一個人的私人生活與社會生活應當完全一致。但在昆德拉看來，這恰恰是一種抹殺個體存在的集體主義觀念。

哈維爾的「生活在真實中」則主要是指價值方面的堅守，強調善與惡有著不可混淆的確定內容，反對一個人在公共生活中表裡不一。他始終秉持這樣的信念：價值與事實是一致的。大多數人之所以屈從於體制的壓力和誘惑，容忍甚至支持謊言社會，就是因為現代人已經失去了對意義的追求。就此而言，昆德拉將「生活在真實中」理解成維護私人生活的獨立和自由，拒絕來自公共生活（比如歷史目的）的干預，並且像托馬斯、薩比娜那樣反感道德責任的觀念，這意味著在個人自由面前，公共生活的善惡區別並不重要。然而，在後極權時代，體制不一定會經常侵入私人生活，甚至還會鼓勵人們只顧物質享受，放棄價值判斷，這其實同樣意味著個人自由的限制與喪失。換言之，個人自由的前提必須是社會自由。在哈維爾看來，在強迫的一致性社會，「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像兩個連接起來的容器，如果一個遭到否定時，另一個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沒有一種歷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種表像和一個謊言」。可以說，哈維爾的「生活在真實中」體現出某種整全的世界觀，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如果按照貢斯當的劃分，哈維爾的自由觀接近古代參與式的自由概念，昆德拉的自由觀則接近現代私人化的自由概念。但在沒有實現自由秩序的社會，這種私人化的自由是虛妄的。

由此可見，如果說「生活在真實中」就是指忠實於自己的內心，過每個人自己想要過的生活，那就必然會面臨一個人生意義的問題，就像「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那些年輕人，正是由於遵循「生活在真實中」的原則，追求精神生活，才導致了生活目標與制度目標的衝突。哈維爾後來談到這些年輕人的行為，認為這意味著一種自我覺醒和自我解放，證明生活本身是需要有意義的，「文化和精神的空虛貧乏勢必會使青年人把注意力轉移到更高遠的地方，這迫使他們提出生活的意義的問題，去尋找一個更有意義的價值和標準體系，在一個散亂的、支離破碎的瘋狂消費的世界裡（這裡的物質又那麼缺乏）去尋找一個固定目標——所有這些都喚醒他們對真正的精神的『消滅點』的渴求，對更純潔、更真誠的東西的渴求」。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之外，人性決定了一個人仍然會去尋找有意義的東西。

這裡需要指出，德語的真實（wahrheiten）與真理是同一個詞，即事實與價值是由同一個詞來表達的。哈維爾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他不僅在社會層面對「生活在真實中」做出分析，而且進一步指出，「生活在真實中」也是存在層面的，它「具有一個存在層面意義的尺度」。也就是說，在哈維爾那裡，「生活在真實中」就意味著「生活在真理中」。這個真理不是來自人的主觀思維，而是來自形而上的存在，它規定了生活的各種價值。就此而言，昆德拉是將「真實」理解成社會層面上的「說真話」（在此層面上，如果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說真話」的確就沒有任何意義）；而哈威爾的「真實」則不僅指社會層面上的「說真話」，而且指存在層面上的「說真話」（在此層面上，如果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說真話」仍然是有意義的），即事物本質的真實。在本質主義的思維中，人是由靈魂和肉體構成的，因此，人對自然生命並不絕對認同，而是將其與意義世界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是整一的，因而人在任何時候也不能說謊，這與生活在玻璃房裡無關，而與存在的意義相關。

隨著近代科學理性的興起，統一的世界在我們面前消失，生與死被截然分開，自然生命成為唯一的實在，死亡不再具有任何價值。首先是理性主義將實體與非實體相分離，接著是浪漫主義將真實（事實）與真理相分離。這就是現代性對人的思維模式產生的根本變化。在生死一體的認識消失之後，人們不得不採取對自然生命絕對認同的思維方式，而如果一個人只秉持純粹的經驗理性，那麼「生活在真實中」就自然與真理無關，更與社會無關，而僅僅意味著個人權利不受侵犯。在這個意義上，後極權制度藉以維持謊言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暴力壓制，而是人們「沒有能力將自己徹底從表像的世界中解救出來」。換句話說，後極權制度的非人化就是將人們緊緊地束縛在日常生活中。因此對哈威爾來說，所謂「生活在真實中」就是要重新獲得對高於人類生存的永恆事物的信任，重新獲得人的尊嚴和價值。

由於卡夫卡並沒有詳細解釋這句話的含義，導致哈維爾與昆德拉的不同理解。事實上，他們各自的闡釋偏重不同的側面。哈維爾是從個人內在與外在的關係出發，偏重於價值層面；昆德拉則是從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出發，偏重於事實層面。表面上看，昆德拉的理解似乎更接近卡夫卡的原意，即捍衛個體的獨立、自由和尊嚴。但是，哈維爾也絕對沒有將私人生活與社會生活視作完全一致的意思，他只是從形而上的層面去理解卡夫卡，認為卡夫卡的自由概念不僅僅是基於人的自我保全的欲望，而是有著形而上的根源，否則維護個體的獨立、自由和尊嚴也就失去了不言自明的理由。正是由於現代人的價值與事實分離，生活失去了意義層面的東西，所以卡夫卡的人物才會陷入不由自主的境地。

歸根到底，現代自由主義關於個人自由的概念是基於「人是目的」，將自我保全視為一切價值的出發點，由此證明自由在價值序列中是第一位的。這一觀念促進了現代人的自由。但是，這種對自由的功利主義證明卻是有缺陷的，因為倘若自我保全是人的最高目的，人也同樣可以為了這個目的而捨棄自由，或者為了麵包而屈服於壓迫與謊言，或者為了自己與共同體其他成員之間的平等而放棄自由優先的原則。然而，如果按照傳統觀念，人的最終目的是道德善，人類就不會對自由採取實用立場，或者說，只有將自由建立在道德善的基礎上，自由才會有堅實的根基，不會輕易動搖。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在謊言中」在道德上的含義就是個人獨立與自由的喪失，而「生活在真實中」則是一個人的自由的證明。因此，拒絕生活在謊言社會，在公共領域講出真話，便是活在自我的獨立、自由和尊嚴中，同時也必然會將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視作一種義務。

哈維爾的這篇文章體現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在當時的東歐各國，這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普遍的認知。例如，匈牙利作家喬治 · 康拉德曾因寫作而遭到禁言，他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一篇名為《政治與反政治》的文章中寫道，知識分子之所以具有優越地位，是因為他的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人能命令他，他只表達自己的思想。對於那些指責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言論，他持有與哈威爾相同的觀點，即在東歐的制度環境下，一個知識份子不可能完全逃離政治：「那些自稱不關心政治的人要麼錯了要麼就沒說真話。其實他們非常關心政治，他們的整個生命都好像是在避免反對政治的行為。他們不斷地被政治影響——往後縮，守在他們的老鼠洞裡，躲避政治的花貓。如果需要維持秩序，貓就會吃掉他們，免得他們來回掠過水面，沉溺在反貓的快樂的吱吱聲中。」在後極權的東歐國家，知識分子最大的困境便是面臨這樣一個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要麼生活在真實中，要麼生活在謊言中。

需要指出，哈維爾對現實的分析不是基於政治學知識，而是基於文學和哲學知識，體現出一個文學知識分子的特色，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在寫於 1987 年的《故事與極權主義》中，他完全是以文學家的眼光去分析現實，認為當下的後極權社會是一個沒有故事的社會。人們在故事中常常讀到的那種純粹的死亡，在現實中「已經由另一種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20 世紀 50 年代，理想主義的革命精神氣質曾經構成了歷史，或者說像是歷史。「布拉格之春」後，當局的唯一目標就是自我保存，它甚至不再需要烏托邦的熱情，因為這會使人們出於理想主義而對現實不滿：

當前極權主義的支柱是存在著一個所有真理和權力的中心，一種制度化了的「歷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為所有社會活動的唯一代理人。公眾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發的代理人擺開陣勢的競技場，而僅僅變成這個唯一的代理人宣告並執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個由這種原則統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間；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著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將無從生長。顯然，極權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及其原則上）是敵視故事的。

在哈維爾的印象中，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像是發生了一種「歷史休止」，每一年都是相同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祝活動、體育比賽等。隨著歷史事件的消失，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了，「這個國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們所支配，這些人聲稱堅持革命的意識形態，卻僅僅想著他們自己，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任何東西，原來的意識形態已經變成形式化的儀式。它給他們提供一種其內部聯繫的語言。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這種意識形式才開始結出其重要的果實，顯示出深刻的結果」。也就是說，極權主義在衰落中才會徹底表現出它的虛無主義本質，「它越是從原先的意識形式的熱情中得到好處，便越是奴隸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則」。所不同的是，如今的意識形態捍衛者由於玩世不恭，已經完全缺乏思想。意識形態通過歷史的必然性最終否定了自身，否定了歷史。

接下來，哈維爾用一種文學家的筆調寫道，極權主義的特點就是消滅多元化的生活，當他在監獄中時，他才感覺到：「自己像是處於一個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或是一個文學的世界。」因為那兒的人往往都是有個性的，許多人的犯罪只是由於不願順從單調劃一的秩序。這表明：「對於多元化的攻擊是對於故事和個性的雙重攻擊。」它導致了沒有差別的故事和個性，產生了大量平庸的人物。哈維爾順便還提到當時捷克的電影，它們由於技巧上的創新在國際上獲得了成功。但在哈維爾看來，這些炫耀技巧的電影很難打動他，因為其中的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最為悖謬的是，人們只關注個人的私生活，卻在個性方面千人一面。在商店、辦公室和電車上，所有人的臉上都佈滿陰鬱、粗暴和厭煩的神情。這裡，可以看出哈維爾的一個思想，完全關注私人生活並不意味著就有自我，只有那些內心自由的人才稱得上擁有自我，才會有真正的個人生活，或者說，才會有故事。

當那位水果蔬菜店經理克服內心的恐懼，在公共場所講出內心的真話時，他就已經開始「生活在真理中」，有了自由，有了值得一說的故事。這對他個人的生命來說是很重要的，借用阿倫特的話，真理往往出現在歷史上一些重要的「間歇」時刻，發生在水果蔬菜店經理生命中的這個「間歇」時刻同樣顯示了「真理的時刻」。

（庚子甲申甲辰。諸行無常、諸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