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伴著馬匹與馴鹿的童年：《草原上的阿雅娜》與《銀河有多大》

Ayana
Aidana Topchubaeva（艾妲娜．托褚貝娃）
2020／Kyrgyzstan／21min／Color

How Big Is the Galaxy?
Kseniya Elyan（卡珊尼亞．艾利楊）
2018／Estonia and Russia／73min／Color

因疫情順延一年的第 12 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於 4/30 開幕。影展首日，觀賞了兩部分別來自吉爾吉斯與俄羅斯，關於孩童的日常紀錄片——小騎手阿雅納和問題大師札哈爾，他們對於這個世界滿有好奇，對當代所存有的限制，以及諸多人類尚且不知的問題，有著更高的期待。

馬匹驢駒

《草原上的阿雅娜》這部短片敘述熱愛「叼羊」（Kok Boru）此一國民運動的女孩阿雅娜，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勤奮練習馬術、叼羊與摔跤技巧，為的只是希望有朝一日，她也可以上場競技。這項吉爾吉斯的傳統運動，被認為是專屬於男性的馬背競技項目。

Kok Boru 以一具無頭羊屍作為標的物，兩隊共八名騎手，要試著在馬背上搶奪羊隻，並將羊屍投入對方的圓筒狀容器，即可得分。看著阿雅娜興奮地要求父親教自己如何玩 Kok Boru，從觀看比賽、父女兩人一起為驢駒放上小小的鞍具，再到身為叼羊得分好手的父親傳授馬術與競技技巧，看到阿雅娜的閃著光漾的眼神，真的很難不被那份熱情所打動。

作為騎馬協助家人放牧的孩子，阿雅娜的馬術毫不遜色，拍攝當下時年 9 歲，她的未來仍無可限量，而導演也在映後的訪談 Q&A 透露她的近況：阿雅娜持續在家人的支持下精進騎術與摔跤，開始參加全國性的競賽，也獲得不錯的成績。

希望在她成長的歷程中，能有更多人為她的熱情和努力所感動，並吉爾吉斯對 Kok Boru 競技的性別限制能有所轉換。

馴鹿群

《銀河有多大》一片敘述的，也是一位對生命充滿熱情與好奇的小男孩。

全片基調大抵與預告片內容相去不遠，導演艾利楊在某一年的冬天，加入了以牧養馴鹿為生的一戶多爾干（Dolgan）人家，在極圈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永夜季節中，跟拍活力十足的一對兄弟：小學三年級的波尤（Пою）與初讀一年級的札哈爾（Захар）。兩兄弟雖在遠離城鎮超過一百哩的冬營地生活，但由於政府所支持的移動教室與教師，令他們依舊可以就近享有基礎教育資源；全片出場人物簡單，僅札哈爾一家四口加上教師和一對親戚爾，但對話與生活的滋味深具餘韻。

波尤是位憂鬱偶發，喜愛打電玩，善於背誦普希金詩句，偶爾把自己掛在樹上什麼也不想做的兄長，時常對問題連發、糾纏不休的弟弟感到不耐。弟弟札哈爾則是個好奇心爆表且性情溫和的人體發問機，在凍原、森林、教室與馴鹿之間的日常，他總是想東想西，碰來碰去，渴望親身經歷世界的更多可能，並且常常問出頗具深意的宇宙級探問。

銀河有多大？為什麼要殺掉馴鹿？血為什麼是紅色的？太陽不會把自己燃燒光光嗎？如果它燒光了怎麼辦？太陽燒盡湮熄的那年，人會在哪裡？人死後會去外星球嗎？有那種可以用一隻手指頭舉起地球的大力士嗎？然而大人們絕大多數的答覆，一如札哈爾好奇問爸爸：「我們到底有多少馴鹿」時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那題關於普丁的問答（「媽媽你不是說普丁是禿子嗎？你看他一點也不禿啊［指著照片］。」；母曰：「因為他長頭髮了呀」）。

作為一位人類學背景出身的觀眾，我自然也有我所好奇的問題。

父親殺馴鹿的那段長鏡頭讓我屏息觀看，邊看邊與過去在哈薩克聚落看殺羊的經驗做比對，也好奇，為什麼第一刀是下在馴鹿的後腦髓部？我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答案當然是要讓鹿瞬間癱瘓（抑或不會感到疼痛？），但為什麼要這麼做？這可能涉及到多爾干人如何看待馴鹿的問題。

還有一幕，波尤在日常碎念中，嗆了不太會說多爾干語的弟弟札哈爾根本不是多爾干人（多爾干語使用者的分布範圍可見下圖）。讓我好奇這樣語言學習的差異是從何而來？語言和多爾干身份認同的關係又是為何？移動教室的俄語教學，是否也變相壓縮了原住民母語的學習機會？

最後則是兄弟在一場生死對談中所涉及的，已去世的爺爺，似乎是他們與傳統多爾干宇宙觀的重要知識來源，為他們解釋了「人死後將會去哪」此一重要問題。然而本片沒有多加著墨。

導演艾利楊創作有另一支電視紀錄片，Sibérie, l'école à la maison chez les Dolganes（2018），尚未有機會觀看，但它或可為這部有趣的紀錄長片提供更多的脈絡資訊，一解我的疑惑。

鏡頭前後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部片各令我在影廳暗自驚呼的兩幕，皆是兩位小主角與掌鏡者之間的對話互動。

《草原上的阿雅娜》中，導演托褚貝娃跟拍阿雅娜騎著驢駒，她同鄰居男孩玩著小型的刁羊競賽，技巧與實力毫不遜色。當她成功拖著羊毛卷，帥氣地將毛卷扔入輪胎孔洞，她喜不自勝地舉起右手的馬鞭，奮力地在驢臀上抽了紮實的一鞭。理所當然，小驢子（名叫莎夏）不禁痛，猛然躍起前蹄抗議，讓阿雅娜嚇了一跳。當她轉身發現這驚慌的一刻，被一旁持續拍攝的攝影機捕捉入境，氣得縱驢進前，大罵著：「不要拍我！」，同時舉手向攝影師用力抽了一鞭。鏡頭一黑，搭上攝影師的哀號。

這鮮活的一幕，顯盡了她對 Kok Boru 的一切情感：因為熱愛，所以繫上了自尊，看重自己在馬（驢）背上一切技術與膽識的展現。

相似且令人發噱的互動，也發生在札哈爾及導演艾利楊之間。

某日札哈爾攀在貨櫃狀的移動式房舍一旁的梯子上，若有所思地對掌鏡的導演發問：

「你知道嗎？」

「嗯？」導演應了聲。

「你為什麼總是在拍？我的工作是在某些地方爬上爬下，惡作劇，這是我的工作，（或是）幫忙檢查柴火，我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但你的工作這麼簡單，就是錄影！」

疑問之後緊接著一陣沉默。

札哈爾又問：「這真的可以算是一份工作嗎？」

不知道導演當下的心情如何，可這句話應該戳中了許多文化工作者，以及身處非典型就業處境的觀眾的心吧。

然而，這其實是一個嚴肅的問題：究竟什麼樣的勞動算得上是一份正當的「工作」呢？炒地收房租算嗎？買空賣空算嗎？西裝畢挺買賣衍生性金融商品算嗎？兼職的照護工作者算嗎？朝九晚五蓋公文印章算嗎？該單以貨幣收入而定？還是以對身旁重要的人嗎所產生的意義而定？對於在凍原馴鹿群間的一家人，或許會有非常易於都市群居生活的答案。

對照片中札哈爾向爸爸的撒嬌與稱讚，以及當波尤提到自己想快點死掉好上天堂與爺爺相見之時，札哈爾半甩賴半著急的回應（他逼問哥哥：「你捨得拋下我這樣一個這麼好的弟弟嗎？」），或許小扎哈爾說得沒錯：對萬事保持好奇，爬上爬下，到處惡作劇，鼓舞家人，就是他的工作；更確切地說，到處發問以表示在乎，分享對於旁人的關愛，彼此支持，即是在冰天雪地間，他能為一家人做到的工作。

確實，移動教師的出現讓多爾干孩子們不再需要至寄宿學校才能求學，不需經歷疏遠原生家庭之苦才得以獲得基礎教育，那麼剩下最該做的，似乎就是彼此陪伴，好好享受這冬日極圈的家庭時光了。

這兩位孩子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大人呢？

紀錄片視角下的童年滿有延展性並對世界的探詢，以及那隱隱存在的，諸多潛埋的限制，叫人不禁想起前幾屆 TIDF 所放映 Abbas Fahdel 的作品，片長 334 分鐘的《家園－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並其中生命事件隨著長片拍攝而起起伏伏的海達。

這樣的觀影經驗的連結，也更加地讓我希望這兩部片的主角，阿雅納和札哈爾（啊還有波尤），都能平安長大，遇到喜愛並支持他們的人們，突破那些我們這個世代所無法突破的限制，勇於找尋更多艱難問題的答案，並且，依然對這個世界保有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