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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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通过该协议,中英两国政府同意将香港移交中国。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这些谈判来证明一种必然性:如果北京选择以武力收复香港,英国就不可能保住香港。从英国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最好利用主权移交谈判来强化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在邓小平领导下已经开始,同时也为英国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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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地位的极端资本主义协议揭露双方虚伪

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通过该协议,中英两国政府同意将香港移交中国。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这些谈判来证明一种必然性:如果北京选择以武力收复香港,英国就不可能保住香港。从英国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最好利用主权移交谈判来强化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在邓小平领导下已经开始,同时也为英国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这篇文章于2013 年前首相撒切尔去世时首次发表,解释了两个恶毒的反工人阶级政权之间的协议是凌驾于人民达成的,其条款全然符合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利益。2014年以来,习近平政权宣布1984年条约无效。这反映了中国的相对地位要强大得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在英国和全球资本主义贪婪的逐利政策的帮助下取得这一地位的。Dave Hundorf的文章最初发表于2013年4月23日,标题为《撒切尔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结束》。

“妥协”

撒切尔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尊崇为女英雄,最近亦被中国官方媒体誉为“伟大”领袖,但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与中共谈判时,却表现得相当无助和不谙时势。这场谈判为1997年的主权移交铺平了道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谈及香港问题时,称撒切尔“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确‘妥协’”。

从历史上看,这是不正确的,尽管有其“铁娘子”的形象,撒切尔实际上在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坚决抵抗下,多次作出过重大的退让(正如所附文章解释的)。例如在利物浦市,工人运动是由托派组织“战斗派”(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前身)所领导的,当时的群众斗争,包括总罢工行动迫使撒切尔退让,并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务的经费增加。

在英国与邓小平及中共独裁的交易中,撒切尔的妥协实际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国高官从一开始所说的话——在1997年的转折点后,放弃延续英殖统治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官员,包括当时的港督曾经探测过北京水温,并确切地告诉她,北京在收回香港这一点上是“不能谈判”的。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战胜阿根廷后,撒切尔意气风发,在1982年9月赴北京会见邓小平。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传记指出:“撒切尔后来描述,会面令人苦恼,但是与会的英国官员指证说,撒切尔汇报时大大夸大了与邓小平的对峙。她在会后的新闻稿和中国随之而来的反应,才是对峙感的源头。”

因而根据傅高义的消息,“和邓小平对峙”仅仅只是媒体伎俩,用以掩盖英国政府的顺从。

在香港的恐慌

撒切尔访京的一星期内,恒生指数下跌了25%,而在一个月内更暴跌了一半。这段时期,从港币的崩溃中可见到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导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港币与美元挂钩。这就是所谓的“平稳”过渡!

无论撒切尔或者其他领导人的意愿如何,一旦中国决定收回香港,英国作为一个衰落的帝国主义势力,显然无法与中国对抗。相比起毛泽东满足于将香港主权的问题 “留给后代”去解决,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本身标志着其焦点有所转移。在北京走向资本主义,瓦解国有行业、免费教育和医疗、廉价住房等等后,难以继续滥用“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持统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义的措辞,也更需要复兴大中国的愿景,因此要收复香港。

“英国首先退缩。”陆恭蕙在其《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中说,“毕竟,英国需要考虑中英的长远关系。”意思是,英国资本主义正准备打开中国的巨大“市场”,他们可不会为了无从把握的香港,而妨碍到这一目标。

撒切尔真正关心的,不是香港群众的困境,也不是他们在中共统治下会否面临镇压(正如英治时期就多次发生镇压)。1981年,和中国开始谈判的一年前,撒切尔推动种族歧视的《英国国籍法》,剥夺三百万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数百万人)的居英权。撒切尔当时在演讲称,英国被“外来文化所淹没”。撒切尔收紧移民法主要目的,是制止香港移交中国后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尔、邓小平和其各自的统治菁英,不仅不是敌对关系,而且还基于经济利益而达成了谅解。撒切尔以“精妙”来形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撒切尔主义,也反对邓小平主义,对于中共现在将撒切尔的阶级斗争谋略传授予他们的官员,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每日电讯报》报道:

“在位于上海的中国最精英的党校之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危机管理’课程已经包罗了撒切尔的哲学,当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国骚乱。”

“…李敏教授,在一次学院的课程上说,就危机管理而言,英国这位前首相堪称楷模。”

据估计,中国每天发生500件的“群体性事件”,而警察和国内安全的维稳费甚至高过国防支出。因而不难理解中共痴迷于撒切尔的镇压政策,如加强警察,以及在欧洲最不民主的反工会法律。

政治混乱

今天,对于英国和撒切尔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广泛的误解。或许其中最极端的表现,是香港青年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于反政府示威中挥舞英殖民旗,并错误地视之为抵抗中共独裁的象征。事实上,这种政治混乱始于上层,在政治建制中,特别是在泛民主派的领袖人物。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最近评论说,撒切尔“没有考虑到香港人的福祉”,并补充说“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页”。这种说法实际上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那么刘慧卿又认为英国哪一次的军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电讯报》指出,英国前前后后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作家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在《卫报》中写道:“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发生在英国已经抛弃、耗尽和一贫如洗…的前殖民地”。戈特列举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例子,在这些国家中,英国“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冲突和不稳定一直持续到今天,夺去不计其数的性命。

撒切尔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并特别野蛮残忍地捍卫它。她在中共体制内赢得众多崇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会为此而感到吃惊。社会主义者理解,无论是在东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战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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