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3章第Ⅰ節：革命的武裝

第13章 從革命到戰爭

Ⅰ 革命的武裝

德米特裡·奧斯金上次到圖拉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然而，1913年時，他還是一個剛從農村出來的普通農家子弟，應徵成為沙皇的一名士兵。現在，在1918年春，他又回到了同一個城市，作為托洛茨基軍隊的一名政委，為革命注入鋼鐵之魂。

奧斯金的戰爭和革命生涯一幟風順。他在軍中節節高升，獲得了四枚聖喬治十字勳章，同時也見證了舊軍官階層的覆滅。1917年，隨著他的政治立場向左轉，他的人生也翻開了新的篇章：他趕上了士兵革命的浪潮。他的社會革命黨資格為他贏得了一個團的指揮權，隨後當選西南戰線士兵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他以社會革命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為斯莫爾尼大廳裡那些“灰色群眾”中的一分子，蘇哈諾夫曾將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歸功於這些人。1918年初，當托洛茨基開始組建新紅軍的軍官隊伍時，他首先求助於像奧斯金這樣，在沙皇軍隊中習得軍事技能的士官。這是農民子弟的野心和政權的軍事需要之間的一次火線聯姻。正如拿破崙曾經說過的，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就是革命軍隊的特點。

位於莫斯科以南100英里處的圖拉是革命的兵工廠。撤都彼得格勒後，它成為蘇維埃共和國軍火工業的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峰期，這裡的工廠雇用了超過6萬名工人，但在奧斯金到來時，由於人們大規模逃往農村，只剩下15,000名。這位新來的軍事委員在蘇維埃大樓裡辦公，該大樓曾是前農民銀行所在地——仿佛象徵著新舊社會制度的更迭，周圍全是鋼鐵工廠。

奧斯金前來重組的當地赤衛隊，大部分是工人們在1917年期間建立起來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工廠免受“反革命”的威脅。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有很多關於利用他們組建一支新型“無產階級軍隊”的討論，而不是保留舊的（以農民為主的）軍隊殘餘。布爾什維克不喜歡常備軍的想法。他們認為軍隊是舊政權用來鎮壓革命的工具。工人軍隊將更加平等，而赤衛隊是這樣一支部隊的基礎。根據1月15日頒佈的法令，他們組成了新的紅軍。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常備軍的原因外，布爾什維克在這個階段推行自願兵原則還有實際的考量：舊軍隊的解體和完全沒有任何徵兵機構使他們別無選擇。他們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部隊是三個拉脫維亞步槍兵旅，共有35,000人，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頭幾個月裡，這三個旅乃是他們力挽狂瀾的最後屏障。

此時，工人們正紛紛逃離城市，新招募的紅軍主要由失業的退伍軍人組成，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即所謂“流浪的、不穩定的分子”，“當時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中的一些人無疑喜歡軍隊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喜歡它勝過戰後的平民生活。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無處可去——戰爭使他們失去了家或家人。他們被滯留在像圖拉這樣的城鎮，在前線和他們早已被遺棄的家園之間流浪。這些流民中的許多人報名參加赤衛隊，只是為了得到一件軍大衣或一雙靴子，然後跑去賣掉，再到其他城鎮如法炮製。新的無產階級軍隊是一個為窮困潦倒的人提供的廢品回收交易。

自然，這樣一支軍隊到了戰場上一無是處。赤衛隊作為紀律嚴明的鐵衛雄獅的形象是蘇聯神話的產物。赤衛隊是非正規的小分隊，制服各異，武器混雜，軍紀廢馳、酗酒成性。1917年的“委員會精神”在這支隊伍中繼續蔓延。他們的軍官經選舉產生，開始的作戰計畫通常由士兵舉手投票表決。其軍事後果是災難性的。往往在未經適當偵察的情況下，僅靠學校的地圖冊就發動攻擊。士兵們打起仗來暴厲恣睢而不守紀律，常常一見到敵人就驚慌失措地逃竄。與德軍在2月和3月的慘敗，以及與捷克人在5月和6月的慘敗，使托洛茨基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方法是行不通的。要想拯救生死未蔔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必須按照舊帝國軍隊的模式進行改革，用正規軍取代小分隊，在隊伍中保持相應的紀律，任命職業軍官和實施集中指揮的等級制度。這項改革將是奧斯金在圖拉的任務。

托洛茨基的首批措施之一是號召前沙皇軍官參加紅軍。他們被稱為“軍事專家”而不是軍官，以使他們與舊政權劃清界限（出於同樣的原因，士兵現在被稱為“紅軍軍人”）。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約有8,000名前沙皇軍官自告奮勇為他們戰鬥。對士兵和他們的委員會來說，革命首先意味著軍官權威的終結，因此他們對其充滿了敵意。但軍士的稀缺，以及所謂的紅色指揮官（他們的訓練才剛剛開始）的不足，最終導致殘酷的軍事需求壓倒了純潔的革命熱情。現在，托洛茨基試圖通過大規模徵召前沙皇軍官來推行這一原則，通過簡單地取締他們的委員會來消除士兵們的反對意見。7月29日，他發佈了著名的第228號命令，徵召所有軍官。到年底，已經招募了22,000名前沙皇軍官；在內戰期間，這個數字上升到75,000人，這還不包括醫生、獸醫和其他官員。到最後，紅軍中四分之三的高級將領都來自沙皇軍官團。

這些軍官的動機是什麼？有些人，如1920年加入紅軍的布魯西洛夫，懷抱著一腔愛國熱忱：無論好壞，這個國家都選擇了紅軍，至少在他們看來如此，而他們的職責就是為國家服務。許多人還受到一種與生俱來的軍事責任感所驅使：這些人是“軍人”，不管政治傾向如何，他們都會為這個機構服務。也許一些初級軍官也被在新軍隊中獲得更高級的軍階的前景所吸引，這是他們在舊軍隊中難以企及的。但最普遍的動機是尋找一份工作的簡單需要：為了生存而非前途，吸引軍官們紛紛投身蘇維埃事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軍人養老金，而這往往是他們唯一的生計來源，因此他們的境況比舊俄羅斯其他被摧毀的階級要糟糕得多。此外，在1918年的恐怖氣氛下，當局大力提倡，鼓勵他們為新政權作出貢獻。正如托洛茨基在給列寧的備忘錄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雇傭前沙皇軍官，“我們將減輕監獄的負擔”。【1】加入的軍官受到像奧斯金這樣的政委們的嚴密監督，並警告說，任何背叛紅軍的行為都會導致他們的家人被逮捕。托洛茨基在9月30日的特別命令中寫道：“讓叛徒們意識到，他們同時也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他們的父親、母親、姐妹、兄弟、妻子和孩子。”

反對招募這些軍官的聲浪此起彼伏。許多士兵認為這是舊軍事制度的復辟，是對第一號命令的背叛。他們特別反感重新引入基於軍銜的薪酬差別、強制敬禮以及特殊的徽章和制服，更不消說口糧和特權了。軍隊中的黨務工作者認為這是對他們權力的挑戰，而軍士和紅色指揮官則嫉妒那些“戴金肩章的人”，擔心他們會阻礙自己的晉升。奧斯金本人對沙皇軍官持兩種看法。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看到了對合格指揮官的迫切需求。軍事效率必須置於革命平等之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圖拉的滑稽行為——他們是民兵原則稚嫩的狂熱分子——已經造成了足夠的混亂，使他相信布爾什維克的紀律和組織是絕對必要的（他於1918年7月入黨）。然而，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士官和一個有一定的抱負的人，他也對前沙皇軍官的特權感到不滿。他的軍銜是憑藉在炮火中的勇氣獲得的，而大多數前沙皇軍官則是通過出生和教育獲得的。他覺得士兵的態度並沒有改變——“每當他們稱呼其為‘司令員同志’時，他們的面部肌肉就會抽搐”——他擔心這可能會激起士兵們的反抗。

托洛茨基的批評者很快就把夏季的軍事挫折歸咎于前沙皇軍官。辛比爾斯克7月份被科穆奇攻陷的部分原因，的確是前沙皇軍隊中校、東線的左派社會革命党指揮官穆拉維約夫的叛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黨內發起了一場反對托洛茨基政策的聯合行動。《真理報》上的兩篇文章令這場衝突白熱化。莫斯科黨委成員索林指責托洛茨基將“過多的權力”授予前沙皇軍官，而當士兵拒絕服從他們的命令時，卻不公平地讓政委“用生命來背鍋”。一位名叫潘特列夫的政委在他的分隊從喀山戰役逃跑後，確實被托洛茨基下令槍殺。對於那些決心捍衛党及其政委的獨立性的人來說，這個案子成為他們反對指揮官的一個重要理由。卡門斯基是伏羅希洛夫南線軍隊的一名政委，他在《真理報》的另一篇文章中聲稱，前沙皇指揮官的行為實際上是“獨裁者”，而政委只是在他們的命令上“附加一個裝飾性簽名”。

作為這個軍事反對派的領導人物，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和赤衛隊指揮官，很快就為人們所熟知。駐紮在察裡津的伏羅希洛夫拒絕執行托洛茨基的中央指揮機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RVSR）——及其駐紮在科茲洛夫的南方戰線指揮官、前沙皇將軍西丁的命令。史達林支持伏羅希洛夫，儘管他一直否認自己屬於軍事反對派。這樣一種來自黨內高級同志對托洛茨基權威的直接挑戰，是今後幾年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大部分個人仇恨的起源。

托洛茨基把對其政策的批評轉變成黨對自己擔任戰爭委員的普遍信心的問題。他要求譴責發表索林和卡門斯基文章的《真理報》編輯。他還要求把史達林從南方戰線召回，這個格魯吉亞人在那裡槍殺了幾十名官員，並以糧食供應特派員的名義製造混亂。對托洛茨基來說，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軍事反對派的情緒，就像其他起源于左派共產黨人的情緒一樣，在1917年以後入黨的普通黨員中得到廣泛支援。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用忠於黨的無產者取代舊的“資產階級專家”。他們的共產主義是野心家的共產主義——將拒絕舊政權的平均主義與要求他們作為共產主義者在新政權中享有類似的權力和特權相結合。在他們看來，同志情誼和階級是軍隊晉升的唯一必要條件。打勝仗靠的是同志們的“革命精神”，而不是沙皇軍事學院過時的科學。

在這種對軍官的不信任背後，是下層階級對所有特權本能的怨恨和深深的反智主義。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對蘇維埃政權在官僚機構和工業部門雇用的其他所謂“資產階級專家”（即1917年以前擔任過職務的公務員、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黨內領導層中的許多知識份子本身就是這種來自基層的敵意所煽動的目標。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史達林在20世紀20年代的三個主要對手，【2】他們在這方面的遭遇尤其坎坷。他們的猶太長相無疑與此有很大關係。大多數軍事反對派成員來自下層家庭，只受過基礎教育。伏羅希洛夫是一個鐵路臨時工的兒子，在學校只待了兩年。這些“無產階級的兒子”對不得不讓位給那些在軍事學院享受過所有貴族出身和教育特權的軍官感到不滿。作為初級指揮官，他們對托洛茨基作為紅軍首領的傲慢和他的波拿巴主義派頭感到憤慨。他總是乘坐自己那輛裝修豪華的火車抵達前線（托洛茨基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他的火車上配備了專屬的高級餐廳）。他的政委們總是穿著一塵不染的制服，腳踏配著鋥亮的金色紐扣的昂貴的皮靴。也許，托洛茨基稍稍再敏感一些，就能弭平軍事反對派的影響。但他從來都不以圓滑見長——托洛茨基自己曾承認，他在党內因“貴族主義”而不受歡迎——而反對派對他的地位和權威的挑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托洛茨基選擇在最傷人的地方進行反擊，嘲笑他的批評者為“黨內無知者”。他聲稱，這些軍事專家叛變的風險，還不如“半文盲”的共產黨指揮官“連地圖都看不懂”的無能而造成的“整個團”的損失來得嚴重。

這場衝突持續了整個冬天，一直到1919年3月，與伏爾加河上的高爾察克叛亂時間同步，列寧呼籲黨內團結，並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達成了某種妥協。托洛茨基對前沙皇軍官的聘用將以軍事緊急情況為由得到支援，但政委的監督作用和黨在軍隊中的總體權力也將得到加強，同時還要培訓紅色指揮官，以便將來領導軍隊。然而，這僅僅是暫時的權宜之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軍隊的指揮系統變得更加混亂，指揮官、政委和地方黨組織三方都為權力展開鬥爭。由此，托洛茨基與軍事反對派之間的衝突將在第二年夏天爆發，當時史達林對軍隊的領導層重新發起了全面攻擊。

1918年夏，紅軍陷入四面受敵的險境，蘇維埃共和國被宣佈為“單一軍營”。全國實行戒嚴令。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為國家的最高機關；整個經濟都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國家被劃分為三條主要戰線（東部、南部和北部），以及五個集團軍和西部的一個要塞區。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發表了熱血沸騰的演講，報刊上也出現了醒目的大標題，呼籲人民恪盡職守，精忠報國。

身陷走投無路的絕境，托洛茨基別無選擇，只能呼籲進行大規模徵兵。紅軍志願者數量太少，且紀律性差，無法抵抗烏克蘭的德軍、北方的英軍、伏爾加河上的捷（克）軍、遠東的日軍和頓河上協約國援助的白軍。大規模徵兵是托洛茨基繼招募前沙皇軍官之後的第二項重大改革，它和第一項改革一樣引起了軒然大波。

赤衛隊被視為工人階級的軍隊，而大規模徵兵必然會產生一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党人視農民為一種陌生的、敵對的社會力量。如此大規模的徵兵在他們看來無異於武裝敵人。它將使紅軍“農民化”，從而結束工人階級在紅軍中的統治，這是對黨的原則的一個重要倒退。但當時革命本身也正在倒退，紅軍掙扎在失敗的邊緣。如果要生存下去，除了動員農民，他們別無選擇。

不過，一開始，大部分應徵者仍然是從城市裡招募的。在6月至8月間宣佈的15次強制動員中，有11次僅適用于城市工人。由於每月都有數百家工廠關閉，讓工人參軍沒有什麼大問題：僅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就有20萬人報名。地方黨組織也派出了4萬名黨員。布爾什維克工人謝苗·卡納奇科夫此時升任巡迴政委，他來到圖拉，監督向東線派遣共產黨員的情況。奧斯金認為他是一個“嚴厲的任務負責人”，並表示擔心，如果最優秀的同志被徵召了，圖拉將沒有足夠的人來保衛那裡的革命。這對省級黨組織來說是個大問題。他們中許多忠誠的黨員在戰鬥中犧牲，以至於那些最惡劣的傢伙、自私自利者和腐敗分子控制了當地的黨小組。

在這些最初的戰役中，當紅軍急需招募新兵時，上前線為黨而戰是對党忠誠最好的證明。布爾什維克一向以大男子主義和軍事化的自我形象來標榜自己。他們身穿皮夾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流行的一種軍裝風——而且人人攜帶槍支。【3】內戰期間，有50萬黨員加入了紅軍。托洛茨基把這些共產主義戰士比作日本武士，並確保他們被均勻地分配到各支部隊中。黨員即使沒有被任命為政委，也肯定會被期望以身作則。他們中的許多人以一種奮不顧身的勇氣進行戰鬥，即使只是因為害怕自己被白軍俘虜（以及幾乎肯定的酷刑）。共產黨士兵的勇敢成為紅軍內戰神話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克裡斯曼後來稱之為革命的“英雄時期”。從這個浪漫的形象——党是一支團結一致、不怕犧牲、戰無不勝的隊伍——產生了它的許多基本統治態度。

對農民的大規模徵兵仍然是一個尚待攻克的難題。1918年，蘇維埃政權在農村沒有真正的軍事機構。幾乎沒有哪個鄉鎮蘇維埃設立軍事委員會，這是負責執行紅軍徵兵的主要機構。即使在有軍事委員會的地方，它的工作也通常受到農民村社的阻礙，因為村社才有符合徵兵資格的農民登記冊。第一次全面的人口軍事普查直到1919年才完成——這當然意味著在此之前，任何徵兵實際上都只能是自願入伍。因此，在6月的第一次徵兵中，預計有27.5萬名農民新兵，但實際上只招到4萬人就不足為奇了。

農民抵制動員、拒絕參加紅軍有幾個原因。革命後的第一次收穫，恰逢徵兵時間，這是最有說服力的原因。所有內戰軍隊中的農民徵兵和逃兵都隨著農忙季節的變化而變化。農民們在冬天參軍，但在第二年夏天卻開小差。在中部農業地區，夏季每週的逃兵率比冬季高十倍。隨著紅軍在全國範圍內的壯大，這種逃兵現象變得逾發普遍，在1919年期間達到了200萬人，因為新兵更害怕被派往離他們農場很遠的部隊。

1918年秋，許多農民村社呼籲雙方通過談判結束內戰。很多人甚至宣佈自己為“中立的共和國”，並組建了旅團，以阻止軍隊進入他們的“獨立領土”。農民普遍認為，他們打仗的時間太長了，1917年他們曾被許諾以和平，而現在他們又被迫再次參戰。整個省份——坦波夫、梁贊、圖拉、卡盧加、斯摩棱斯克、維捷布斯克、普斯科夫、諾夫哥羅德、莫吉廖夫，甚至莫斯科的部分地區——都被農民起義所吞沒，他們反抗紅軍徵兵，以及經常強制徵用農民的糧食和馬匹。11月份，奧斯金不得不應對圖拉最大規模的一次起義。成群結隊的農民拿持犁耙、鐵鍬和斧頭向城鎮進發，他們洗劫並燒毀了蘇維埃的軍事辦公室。許多叛亂分子被徵召入伍。還有一些人在徵兵中失去了他們唯一的馬匹（這對任何一個農民農場來說都是滅頂之災）。由於對當地惡劣的條件不滿，兵營的農民新兵經常舉行起義。圖拉被一支500人的農民隊伍包圍。奧斯金和卡納奇科夫調集了黨和2,000名工廠工人，威脅說要立即處決逃兵，並在莫斯科一支紅軍旅的幫助下，將叛軍趕回了他們的村莊，然後在那裡展開一系列殘酷的鎮壓行動。奧斯金平靜地回憶道，“我們槍斃了幾百名農民。”他擔任法官和陪審團成員，對起義的首領進行審判，判處其中數十人公開絞刑。這就是一位布爾什維克政委的權力和責任。

在1919年的頭幾個月，農民的徵兵率顯著提高。主要原因是農閒時節，白軍從伏爾加河和頓河進軍的威脅越來越大，導致農民失去在革命中獲得的土地。但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的權力普遍得到加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紅軍的規模從1月份的80萬士兵，到4月底——即高爾察克在東部進攻的高峰期——翻了一番。大多數新兵來自伏爾加地區，這裡是紅軍對抗高爾察克的前沿陣地，那的農民最害怕白軍獲勝。“我們已經決定在春天之前擁有一支100萬人的軍隊，”列寧在1918年10月宣佈，“現在我們需要一支300萬人的軍隊。我們可以擁有它。我們必須擁有它！”他們做到了。1919年，紅軍人數增加到300萬人，到第二年年底增至500萬。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擁有如此規模的軍隊，對該政權的軍事潛力來說卻是一個嚴重的障礙。因為軍隊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被摧毀的蘇維埃經濟所能提供的戰爭工具：槍支、服裝、運輸、燃料、食物和藥品。士兵們的士氣和紀律隨著物資供應的減少而下降。他們成千上萬地開小差，帶走了他們的武器和制服，因此，新兵不得不在倉促訓練的情況下投入戰鬥，結果更有可能逃跑。紅軍陷入了大規模徵兵、供應短缺和大規模逃兵的惡性循環中。這將把整個經濟鎖定在嚴酷的戰時共產主義體系中，其主要目的是把所有生產都用來滿足軍隊的需求（見戰時共產主義）。

事後看來，布爾什維克可能應該選擇一支規模更小、紀律更嚴、訓練更精、供應更好的軍隊，不至於給經濟造成如此沉重的負擔。正如一位紅軍指揮官在1918年12月對列寧所說的那樣：“扔有100萬精神飽滿、衣食無憂、裝備精良的紅軍士兵，比擁有300萬饑寒交迫、衣衫襤褸的紅軍要好用一千倍。”這樣一支主要由工人組成的軍隊，會比那些幾乎不知道如何使用槍支並在收割開始時跑回家的農民義務兵更具戰鬥力。實際上，白軍的部隊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紅軍在與白軍交戰時處於下風，除非他們在人數上超過白軍四倍，有時甚至十倍。戰場上，每投入一名紅軍士兵就相當於同時有八名紅軍士兵因為缺少訓練、衣服、醫療或彈藥而無法參戰。此外，一支規模較小的軍隊，由於對經濟的壓力減小，就不會導致那些過度的行為——暴力徵用、強制勞動、工廠軍事化——這些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疏遠了農民和工人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然而，事後諸葛亮是歷史學家的奢侈品：當列寧驚慌失措地呼籲建立一支大規模的軍隊時，該政權似乎正危如累卵、命懸一線；所以不難理解他為何選擇人數至上。

在紅場上觀看紀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閱兵式時，列寧被部隊破爛不堪的外表驚呆了。“看看他們，”他感歎道，“他們走起來像沙袋一樣。”大多數部隊沒有標準的制服，士兵們穿的是隨手可得的衣服。許多人穿著他們從被俘白軍手中奪來的制服（白軍則穿著英軍多餘的裝備）。至於皮靴，只有紅軍司令員、政委和騎兵才有。農民步兵則穿著村裡製造的、粗糙的韌皮鞋行軍。但即使是這種鞋也供不應求，有時由於缺乏足夠的鞋子，整個團不得不被限制在營房裡。武器供應也好不到哪裡去。最主要的問題是子彈：軍隊每月要發射七千萬到九千萬發子彈，但圖拉主要的兵工廠只能生產兩千萬發。“有時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士兵的每一發子彈都很重要，當一列運送彈藥的專列延遲到達時，就會導致整個師撤退。”

“同志們！”托洛茨基在1919年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不耐煩地警告道，“雖然我們沒有被鄧尼金或高爾察克擊敗，但我們可能會被大衣或靴子擊敗。”事實上，如果說有什麼原因導致紅軍被擊，那就是疾病——在內戰中，死于疾病的士兵比死于戰鬥的士兵要多得多。斑疹、流感、天花、霍亂、傷寒和性病是主要殺手，但更多的士兵患有蝨子、胃病、痢疾和牙痛。在一個普通部隊裡，平均每天有10%至15%的人病得太曆害，無法參加戰鬥，不得不被遺棄在後方。而有些部隊的患病率高達80%，只好停止行動。1920年的情況尤甚，當時30%的紅軍——即超過一百萬人——感染了斑疹傷寒。軍隊生活條件不衛生——幾個星期都見不到肥皂和洗澡水，是問題的根源所在。但是，由於長期缺乏醫生和護士、消毒酒精、繃帶和藥品，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內戰的特點是前線的快速來回移動，這也使得很難建立適當的野戰醫院或組織後方運輸。因此，病人和傷患既不能在前線得到適當的照顧，也很難疏散到後方。他們所經歷的痛苦可想而知。在1919年6月，托洛茨基親自巡視南線時，看到傷患們的待遇，感到非常震驚：

火車到達達利斯基車站，車上傷患的情況非常糟糕。車廂裡沒有被褥。許多傷患躺在那裡，身上沒有衣服，只穿著長期不換的內衣：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傳染病。沒有醫生，沒有護士，也沒有人負責火車。其中一列載有400多名紅軍傷病員的列車，從清晨到傍晚一直停在車站，沒有給這些人任何食物。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這更罪惡、更可恥的事情了！

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沒有人會指望士兵們表現得像聖人。酗酒、鬥毆和搶劫是最司空見慣的——也是最不嚴重的——違紀問題。但是，每天都有關於士兵違抗命令的報告；由於補給負擔過重而拒絕接收新兵；要求休假和改善條件；威脅或實際上私刑處死他們的指揮官。大規模的嘩變時有發生，最終導致佔領前線指揮部、逮捕或謀殺工作人員以及選舉新的軍官。這又回到了1917年的混亂時期。大部分暴力行為都是針對衣著講究的軍官和政委的，尤其如果他們涉嫌在分配物資方面腐敗的話。由於軍官經常被視為布爾喬亞，這種暴力行為被賦予了革命的意義，而由於許多政委是猶太人，這種暴力行為又被塗抹上種族的色彩。雖然反猶太主義者的普遍程度遠不及白人或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但在紅軍隊伍中卻是一個明顯的問題。人們不禁要問，當托洛茨基讀到他自己的士兵在烏克蘭猶太人定居點進行大屠殺的報告時，他會有何感受。托洛茨基本人小時候就在那裡長大，他的一些親戚仍然住在那裡。

逃兵是士兵解決痛苦的最簡單辦法。1918年有100多萬人從紅軍中開小差，到1921年有近400萬。托洛茨基說，1919年紅軍的失敗——春天在東部，夏天在南部——是一場“增援危機”，可謂一語中的。紅軍逃兵流失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用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士兵取代他們的速度，而隨著增援部隊品質的下降，逃兵的比率也隨之上升。

政委們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農民逃兵的氾濫。他們派遣小分隊進入前線後方的村莊，懲罰涉嫌窩藏逃兵的農戶。為了勸說逃兵折返，他們處以懲罰性罰款，沒收牲畜和財產，劫持人質，槍殺村長，燒毀整個村莊。奧斯金在這股狂熱中毫不遜色，他甚至創立了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組成的特別旅，幫助他打擊圖拉的逃兵。他認為，在對村民進行報復時，中國人會比“心軟的俄羅斯人”更“冷酷無情”。這類措施很少見效，往往只是激起了逃兵們的反抗，而且也激起了整個當地農民的憤怒，因為他們對紅軍的徵用和徵兵已經忍無可忍。一些逃兵自己組成了遊擊隊。這些人被稱為綠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藏在樹林裡，由當地農民提供物資；另一方面這些農民軍有時自稱為綠軍，以區別于紅軍和白軍。他們甚至在保衛當地農民革命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綠軍的宣傳和意識形態。1919年春，幾乎整個紅軍後方，無論東線還是南線，到處都有綠軍神出鬼沒的身影。在坦波夫、沃羅涅日、薩拉托夫、奔薩、圖拉、奧廖爾、下諾夫哥羅德、卡盧加、特維爾和梁贊等省，農民軍破壞鐵路、電報和橋樑，洗劫蘇維埃軍事倉庫，伏擊過往的紅軍部隊，有時達幾千人之眾。綠軍帶來的破壞和混亂是在內戰的關鍵時刻削弱紅軍陣線的一個關鍵因素，並導致白軍的突破。

像奧斯金這樣的農家子弟，竟然如此殘忍地鎮壓自己家鄉的農民，這似乎很奇怪。但實際上，這並不罕見。紅軍中充滿了與他一樣的農民軍士和政委。這是他們的共產主義學校——將他們從農民轉變為同志——學習如何對“自己人”使用暴力是他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並不新鮮。服兵役一直是農民向上流動和心理轉變的一種方式。軍隊拓寬了農民的視野，讓他熟悉新的技術和組織方法，並經常教會他們讀書寫字。在這方面，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革命性的。大多數被軍隊徵召入伍的農民都像奧斯金一樣，在1900年至1914年的農村學校教育熱潮中接受過教育。1914年入伍的農民中，有四分之三登記為識字者。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庫，新一代的軍官和軍事技術人員將從這裡誕生，以取代因與同盟國戰爭而被摧毀的舊精英階層。1914年至1917年間在軍官學校學習的軍校生中，有六成來自農民家庭。這些人是激進的源動力，正如1917年的奧斯金，他們在軍隊中領導革命並被選入士兵委員會。通過教育他們，舊政權埋下了自己毀滅的種子。

這也造就了新政權的步兵。這些農民的兒子在軍中晉升得如此之高，使其很難從戰爭回到枯燥乏味的鄉村生活中去。他們的新技能和威望，更不用說他們自己的自尊心，給了他們追求更好生活的雄心壯志。對於奧斯金來說，就像戰爭時期的許多農民一樣，這只能意味著為新政權服務。入黨為他們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逃離自己父輩和祖輩狹隘的鄉村世界，逃離那個滿目聖像和蟑螂的舊俄羅斯。它讓他們進入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統治精英的新世界。大多數蘇聯官僚機構中的人，即20世紀20年代的省級委員和同志，都來自這些農民之子；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就像奧斯金一樣，紅軍是通往榮耀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很快意識到紅軍作為他們未來官僚學校的潛力。早在1918年4月，就為所有官兵開設了閱讀、寫作和算術的必修課。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頭幾年，在紅軍的軍營和宿營地學會閱讀的人比全國其他地方加起來還要多。到1920年底，共有紅軍學校3,000所，圖書200多萬冊。紅軍的第一個標誌是一個錘子和一把鐮刀，還有一支步槍和一本書。

大部分的教學內容不可避免地是最粗暴的政治灌輸。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和知識份子的大眾啟蒙理想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教義要求相結合。初級讀物和教科書充斥著農民熟悉的日常生活場景，從中可以汲取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教訓。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基礎概念。朵拉·埃爾金娜回憶起她是如何寫出第一本蘇維埃入門讀物的。1919年，她被派往南方戰線，教士兵們如何閱讀和寫作。在拿到一些舊的學校課本後，她在黑板上寫下了第一句話：“瑪莎吃了卡莎（俄羅斯重要美食之一——譯注）”。但是，士兵們只是哄堂大笑。她幾乎要哭了，突然想到不如把這節課變成一場政治討論，並向士兵們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能回家去見他們的瑪莎，以及為什麼這個國家缺少卡莎。然後她轉身在黑板上寫道：“我們不是奴隸，我們不是奴隸！”這在士兵中取得了巨大的反響，對他們來說，不做奴隸的想法一直是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對人類尊嚴的簡單表達後來成為她的讀物的開場白。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它被引入小學。對數百萬俄羅斯人——其中許多人現在仍健在——來說，這是他們學會閱讀的第一句話。

內戰期間，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還為啟蒙委員會創作了幾本啟蒙讀物之一，並繪製插圖。該書顯然植根于盧布克傳統——簡單的圖畫故事，在19世紀賣出了數百萬冊——它是一部出色的通俗諷刺作品，有著農民恰斯圖斯卡（一種詼諧幽默的俄羅斯民歌——譯注）或押韻歌曲風格的無厘頭對仗，以及粗俗的反偶像惡搞，很能吸引戰壕裡士兵的興趣。

B

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獵殺布爾喬亞

布爾喬亞（burzhoois）跑了一英里

K

奶牛（korovy）很難跑得快

克倫斯基（Kerensky）是總理

M

孟什維克（Mensheviks）是人

奔向母親（mothers）的人

Ts

鮮花（tsvety）傍晚時散發著甜美的芬芳

沙皇（Tsar）尼古拉非常喜歡它們

紅軍是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宣傳的主要舞臺。它的目標是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原則教育士兵——把他們從農民變成無產者。“我們在紅軍中宣傳的主要目的，”其中一位元先驅者宣稱，“就是要與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的心理作鬥爭，把他變成一個自覺的革命戰士。”軍隊裡有讀書會和討論小組，在那裡閱讀最新的報紙；有晚上音樂會和演講會，各個布爾什維克政要都會出席；有配備了圖書館、印刷廠甚至電影院的宣傳列車，在各條戰線上巡迴展覽；還有紅軍劇團，通過歌舞表演和戲劇來娛樂部隊，使蘇維埃政權的意義深入人心，揭露敵人的醜惡面目。

在內戰期間，有50萬紅軍士兵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他們是革命的宣傳隊，他們是革命的播種機。他們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思想和方法帶回自己的城鎮和村莊，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他們湧入蘇維埃機構。整個蘇維埃體系因此被軍事化了。一些戰線和軍隊會整體轉業至某個警察局。党的派別是在內戰老兵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形成的。紅軍作為一個整體，以其指揮權高度集中，被視為蘇維埃機構的典範。托洛茨基經常將兩者相提並論，把工業和整個社會對紀律的需要比作軍隊對紀律的需要。紅軍的成功越來越多地導致了軍事方法在整個蘇維埃制度中的應用。沒有什麼比內戰的經歷更能塑造布爾什維克的統治思想了。蘇維埃政權的形象和自我認同是建立在對抗舊政權的武裝鬥爭中誕生的新秩序的神話基礎之上的；而且，與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一樣，這種對內戰的狂熱崇拜成為史達林主義政權至關重要的造神機器，它不斷要求蘇聯人民表現出與內戰時期同樣的英雄氣概、紀律意識和自我犧牲精神。甚至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語言，也頻頻使用諸如“戰役”、“戰鬥”和“前線”，以及社會主義“先鋒隊”和“戰士”等帶有強烈軍事色彩的詞彙。從內戰中崛起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由戰友組成的十字軍兄弟會，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征服了俄羅斯和世界。

【1】當時（1918年10月）有8,000名軍官作為“人質”被關押在契卡監獄裡（《蘇維埃革命軍事共和國》，36）。

【2】史達林的上臺部分取決於在普通共產黨員中煽動這種反智主義來反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在1917年之前入黨的人）。他在1920年代最重要的盟友中有許多是軍事反對派的成員。例如，1925年加入政治局的伏羅希洛夫。

【3】所有黨員都有權攜帶槍支。這被看作是同志間平等的標誌。直到1935年基洛夫被謀殺後，他們才被解除武裝。